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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小传

苏轼小传

苏轼,字子瞻,一字和仲,四十六岁以后自号东坡。眉州眉山(今属四川)人。苏轼生于宋仁宗景祐三年(1036)十二月十九日(按公历当是1037年年初),卒于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七月。

苏轼出生在一个富有文学修养的家庭。祖父苏序虽为平民,但富有远见卓识,非常注重子孙的教育。父亲苏洵二十七岁才发愤读书,悉心研读诸子之学,最终成为著名的古文家。苏轼二十一岁时,与弟弟苏辙一起跟随父亲前往京城开封参加进士考试。兄弟二人顺利通过了同年八月的举人考试。次年,苏轼礼部考试合格者参加殿试,仁宗亲临崇政殿主持策问,苏轼兄弟同科进士及第。这一年苏轼二十二岁,苏辙十九岁。才华出众、气宇轩昂的两兄弟给皇帝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苏氏父子一时名噪京城,文名远播。任命为河南府渑池县主簿,都是办理文书事务的九品官。

嘉祐六年(1061)八月,苏轼考取“贤良方正能言直谏科”第三等,由于一、二等为虚设,所以第三等实际上是最高等级。考试完毕后,苏轼被授大理评事,签判凤翔府(今陕西凤翔),从此踏入仕途,时年二十六岁。

凤翔三年,苏轼为政勤勉,深入府属各县访察,为百姓做了不少好事。嘉祐八年(1063)仁宗去世,英宗继位不久即召苏轼回京,任职史馆,授直史官。正在苏轼仕途顺利之时,家庭不幸又接踵而至。英宗治平二年(1065)五月,恩爱的妻子王弗因病去世,年仅二十七岁。紧接着,第二年四月,父亲苏洵也病逝于京城。苏轼、苏辙兄弟护送灵柩回到眉山老家。这也是苏轼最后一次回到故乡。

苏轼在家守丧期间,朝廷的政局也在发生变化。治平四年(1067),英宗逝世,二十岁的神宗即位。年轻的皇帝锐意改革,希望彻底改变国家积贫积弱的现状。熙宁二年(1069),神宗启用王安石为参知政事,次年拜相,主持变法。由于变法的程度过于激进,引起了保守势力和主张稳健改革者的反对,影响苏轼命运的长达数十年的党争,由此发端。

苏轼一贯主张在政见上与王安石多有不合,以王安石为首的新党因此大为不满。由于苏轼再三批评新法,神宗皇帝也渐渐心生不满,苏轼为求自保,随即请求外任,以离开京城这个政治斗争的旋涡。熙宁四年(1071),苏轼被任命为杭州通判(知州的助理官)。杭州的三年,苏轼写下了许多描绘西湖胜景的美丽诗篇,同时也记下了百姓的疾苦和他们的哀乐。据今人研究,苏轼也正是从这一时期开始填词,但词风基本上是沿袭传统的路径。

杭州任满后,熙宁七年(1074),苏轼被改调密州(今山东诸城)任知州。密州是苏轼思想发展史的重要时期。在孤寂和苦闷的处境中,他开始寻求旷达超然的自我解脱方式。与此相应,词的创作也突破了旖旎婉约的传统,无论题材内容还是意境风格,都表现出“以诗为词”的特征;内容上不拘成法,“无意不可人”;境界则阔大明朗,飘逸豪放,为中国词史掀开了新的一页。

熙宁九年(1076)年底,苏轼又改知河中府(今山西永济西)。不久,朝廷又改派他为徐州(今江苏徐州)知州。尽管不容于朝廷,但宾客盈门,士林爱戴,苏轼在徐州的生活还是比较顺遂的。

元丰二年(1079),苏轼移任湖州,并自号“东坡”。此时的苏轼虽然没有放弃儒家经世济民思想,但由政治上的逆境而产生了对整个人生的困惑和怀疑。在他的思想中,佛老的清净无为、超然世外逐渐占了上风,这也使得他能够以更加超脱的态度看待人生的种种遭遇。但黄州依然是苏轼创作上一个辉煌的丰产时期。他寄情山水,在对大自然的感悟中淡化和超越人生的苦难。体现在诗、词、文赋的创作中,透露出一种寻求解脱的精神追求。

元丰八年(1085),神宗病故,即位的哲宗只有十岁,由宣仁高太后(英宗皇后)听政,全面废除王安石新法,史称“元祐更化”。高太后十分器重苏轼,先后起用他为礼部郎中、起居合人、中书合人、翰林学士知制诰。元祐二年(1087),苏轼再次被提升为翰林学士兼侍读。一年多的时间,苏轼的官运可谓顺畅至极。但苏轼坚持自己的政见,既反对新党的过激变法,同时又反对旧党对待新法全盘否定的做法,主张“参用所长”。其后果是很快遭到新、旧两党的不满和忌恨。这种无休止的政治斗争让苏轼感到十分厌倦,他多次上书请求外任。

元祐四年(1089)三月,苏轼又一次出任杭州知州,此后的元祐六、七年间,他数次被召回京,但都深感朝廷不可久留,因此又多次自请外放。苏轼在朝期间,主持过学士院考试和进士贡举。他像恩师欧阳修一样,积极拔擢后进,黄庭坚、秦观、张耒、晁补之、陈师道等才士云集京都,一时文坛兴盛,苏轼成为文坛当之无愧的盟主。这为北宋后期文学的发展开创出一个新的局面。

元祐八年(1093),高太后去世,十九岁的哲宗亲政。绍圣元年(1094),哲宗在苏轼政敌的鼓动下,又以“讥斥先朝”“谤讪先帝”等罪名,将年近六旬的苏轼贬谪到千里之外的岭南英州(今广东英德),尚未到任,又被贬为宁远军节度副使,到惠州(治所在今广东惠阳)安置。尽管屡受打击,但苏轼仍旧保持着乐观的精神,写下了“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这样旷达的句子。

绍圣四年(1097),朝廷仍不放松对他的打击,又将他流放到天涯海角的儋州(今海南儋县)。那里瘴疠肆虐,几近蛮荒。此时的苏轼早已看淡了世间的荣辱,但始终没有放弃儒家的济世精神。惠州、儋州时期,条件最为艰苦,但苏轼的文学创作却获得了再次丰收。这时期的思想和创作是黄州时期的继续和发展。佛老思想再次成为他思想的主导,他的诗词中常常流露出随遇而安、放达自适的人生态度。但是与黄州时的寄情山水不同,此时苏轼的思想已经完全成熟,随缘自适不再是苦苦追求的理想,而完全成了自身生命的一部分。他把这样一种精神的关照投诸平常生活,投诸一草一木,从琐事中也能发现无穷的生机和乐趣。也正因为如此,恬淡自适的陶渊明最受晚年东坡的喜爱,他写了大量的和陶诗与书札散文。这些作品恬淡、超拔、精深、华妙,成为他一生创作的最后辉煌。

元符三年(1100),哲宗去世,徽宗即位。六十五岁的苏轼获赦北还,结束了七年的岭南生涯。艰苦卓绝的环境并没有磨灭苏轼的精神意志,豁达的性格也丝毫没有改变。他在《六月二十日夜渡海》中仍旧豪迈地说:“九死南荒吾不悔,兹游奇绝冠平生。”

建中靖国元年(1101)五月,苏轼为自己的画像题了一首诗:“心如已灰之木,身似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这是苏轼对自己一生的总结,是愤懑,是旷达,是自嘲,还是感慨?个中滋味实在是一言难尽。这年七月二十八日,回京途中的苏轼在常州与世长辞,终年六十六岁。

苏轼毕生投入在文学艺术生活里,在他六十六年的生命中有四十多个春秋是在宦海沉浮中度过的。试分析他的政治生涯、人生际遇、文学创作,无不与其鲜明的个性有着密切的关系。

在多年的宦海风波、权力倾轧中,他始终秉持着清正、执着、恪守信念的品格。他从二十二岁中进士步入仕途开始,一生经历了两次“在朝一外任一贬谪”的过程,在花甲之年竟被流放到海南儋州。其间扮演过“乌台诗案”政治悲剧的主角,遭逮捕、受审讯、入狱、受刑,险遭极刑。本来,从青少年起,他就“奋厉有当世志”,服膺儒家经世济民的政治理想,且为人清纯坦荡,正直无私,才识过人,敢于直言。王安石厉行新法时他因明确持反对态度而受排挤,后在自请外任期间,写诗对新法实施过程中暴露出来的弊端进行讽谏,遭新党中小人陷害,引发“乌台诗案”,随后贬黄州四年;在司马光废除新政时,他似乎该时来运转了,但他又据实予以拨正,认为王安石的新法有一些已证明是有效的,不可一概废除,这又使他与旧党人物处于尖锐矛盾对立状态,再次遭诬陷,于是贬英州、惠州三年,后又贬儋州三年。依照封建官场的游戏规则,他是有许多回旋与选择余地的,但在政治功利与品性德操不可兼得时,他宁可坚守高洁清白的品格也不去违心地博取那个功名利禄。他在《思堂记》中自称:“言发于心而冲于口。吐之则逆人,茹之则逆余。以为宁逆人也,故卒吐之。”他性格中有极清纯、极认真、极执着的一面。真是播种性格,收获命运,他的逆多顺少的坎坷仕途正是他的性格使然。正如他自己所说,“受性刚褊,黑白太明”(《论边将隐匿败亡宪司体量不实札子》),“尽言无隐”(《杭州召还乞郡状》),“不顾身害”(宋孝宗《御制文集序》),他的为人清正如此。作为一个富于社会责任感的士大夫,他具有忠直、坚定、执着的品格。

他在困厄中积极、清旷、达观的人生态度。在他遭受排挤而自请外任的杭州、徐州、颍州、定州知州任上,他依然是个积极用世、勤勉有为的地方官。他体恤民情,减免租赋,兴修水利,治湖筑堤,带领百姓抗洪救灾等,政绩卓著,口碑很好,作品中却较少出现那种悲凉凄怆、消沉颓废的情调。当他年过花甲、以抱病衰老之躯从荒远的海南岛赦还北归时,依旧是超然物外的潇洒与旷达:“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即使是“乌台诗案”劫后余生的黄州半监禁时期,也未曾放弃对生命价值的追求和民族文化性格的自我完善。正是这个时期,历经惶恐、愤懑、困惑、无奈的熬煎,他在孤独与寂寞中博采儒、道、佛三家之长,以儒家积极用世之精神,融汇佛、道清旷达观之襟怀,入世亦超世,脱俗亦从俗,执着人生又善处人生,实现了人生信念的圆通与调适。于是,从“雨洗东坡月色清”的境界里走来了清辉照人的“东坡居士”。从此,苏东坡的诗、词、文、赋如泉涌,如江流,如沧海洪波,如清风满天地,著名的前后《赤壁赋》《念奴娇·赤壁怀古》等诗文名篇即诞生于此时。苏东坡的文学创作由此进入全盛期。东坡病逝前两个月,在《自题金山画像》中对自己的后半生作了个总结:“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事业,黄州惠州儋州。”谪居黄州、惠州、儋州期间,正是他在人生低谷中建树文学丰碑、成为中国文化巨人时期。东坡视之为平生事业,可见他对自己的文学创作的珍视与倾心。这就是苏东坡,在人生的崎岖坎坷中自有他“诗意的栖居”,在人生的风雨阴晦中:自有他人品与诗品的光芒!可以说,苏东坡的人生是诗意的人生,他的人生诗篇分两部分:一是有文字的,光照千秋而不朽;一是没有文字的,是人性的、人文的、人格的诗篇,同样是魅力四射、百世流芳的。

他挥洒的诗词中蕴含着一种独到的神韵。刚健含婀娜的清丽雄健,豪放加散淡的清旷隽逸。爱默生在其《莎士比亚·诗坛巨匠》一文中指出:“最精彩的诗歌其实就是诗人基本经验的总结。他们在诗歌创作的时候,往往会运用高超的技巧,使人们通过他们的诗作很容易就可以读出他们个性的历史。”苏东坡就是这样。他很注重而且乐于抒写自我情怀,表达人生感悟。他的主体意识的强化,表现自我的自觉性是很突出的,即使是他的社会政事诗、山水景物诗、题画诗、哲理诗,以及他的题材广阔而丰富的词作中,我们总能清晰地读出他“表里俱澄澈”的清纯、近乎透明的个性,总能读出他的志向、才情、睿智、坚忍、旷达、情趣与风采。他习惯于在自己的诗词中映现他的个人遭遇、他的心路历程、他的心灵史,于是,他的可爱、可敬、可亲的形象与人格便一步步走进了你的心灵。加上他的诗词内容的扩大与丰富,挥洒自如、随意驱遣的笔触,意境与风格的创新,清新、博洽、鲜活、灵动的语言,奇趣横生、神乎其想的夸张和比喻,构成了他的清新、清健、清雄的艺术风格。他用他的人生脚步和文学创作践履了他的人格追求与艺术理想,在中国文化史上永存了他的人格魅力与艺术魅力。“腹有诗书气自华”,这是东坡有名的诗句,揭示了诗书阅历对人的气质的潜移默化的影响。套用他的诗句,也可以说,世人读苏气自清。沧浪之水可以濯缨,精神世界里的清辉清流可以洗心,可以涤荡人的俗气、浊气,可以滋养人的真、善、美。读苏,不只是文学方面的阅历,还能促进人格的升华,这就有了人文方面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