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学作品注释的两次高潮

——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的注释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对新文学作品的注释比起之前来说得到了更多的重视，注释新文学作品的工作前后经历了两个高潮。第一次高潮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文化部门专门组织人员第一次对中国现代作家的作品进行了搜集、整理和编纂，并由人民文学出版社统一出版，这也是国家的出版机构第一次为现代作家的作品统一加上注释进行出版。以鲁迅为例，曾经有人把鲁迅先生的作品比做“百科全书”，鲁迅自己也曾经说过没有阅历的人是很难读懂他的杂文的，据说有位外国作家也曾指出，“把鲁迅杂文译成外文的话，需要有字数比原文多三倍以上的注释，才能使人懂得和发生兴趣”。因为鲁迅的作品常常具有不同于一般作家的复杂性和特殊性，再加上鲁迅极富个性化的表达方式，便构成了一般读者阅读鲁迅作品的困难。早在抗战期间，徐懋庸等人就为鲁迅的部分小说做了注释。到了20世纪50年代，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冯雪峰等人又对鲁迅的着作进行了系统的注释，于1956年开始出版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次加上注释的10卷本《鲁迅全集》。全集在每卷末都按篇章顺序集中对文中标注的条目逐条进行了注释，并在每条注释后标上文中对应页码。例如第二卷里《故事新编》的《起死》一文就对“庄子”有一段很长的注释，不仅介绍了庄子其人，还将该篇材料所采自《庄子》的整个寓言陈述出来。这样的注释在10卷本《鲁迅全集》里很普遍，表现出了对鲁迅文学作品的特别重视。10卷本《鲁迅全集》出版后，很多读者认为还有某些新文学运动兴起后的重要作家，光出一本篇幅不多的选本也是不够的。于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又陆续规划出版了其他一些重要作家的多卷本“文集”，如第一批就原定10卷而后来逐步扩大到17卷还未完成的《沫若文集》，10卷本的《茅盾文集》及14卷本的《巴金文集》等，这些文集都由编辑统一加上了注释，虽然和《鲁迅全集》的注释比起来数量少了很多，注释内容也不够全面，却是国家级出版机构对现代文学作品进行注释的第一项成果，这个成果也为以后对这些作品再次进行注释奠定了基础。除了多卷本的文集加上了注释以外，50年代末60年代初，人民文学出版社还出版了很多现代作家作品的单行本和选集，这些单行本和选集也无一例外地加上了注释出版。加上注释的单行本有鲁迅的《朝花夕拾》、《故事新编》、《呐喊》、《彷徨》、《野草》、《花边文学》、《准风月谈》、《华盖集》、《热风》、《坟》、《三闲集》、《而已集》、《二心集》、《且介亭杂文二集》，等等，这些50年代末出版的鲁迅的单行本封面为白色，俗称为“白皮书”，在书后对每篇的内容都有着非常详尽的注释；还有郭沫若的《女神》、茅盾的《清明前后》、老舍的《骆驼祥子》、李劼人的《死水微澜》等里面也都首次增加了较为详细的注释，加上注释的选集还有例如鲁迅的《鲁迅选集（上）》、《鲁迅选集（下）》，郭沫若的《骆驼集》，《冯至诗文选集》、《艾青诗选》、《巴金散文选》，等等。只不过和历来的传统一样，编辑对鲁迅作品注释的关注远远超过对其他作家的关注，这个仅仅从注释的量来看就能很明显地发现这一点。不过鲁迅作品的注释虽多，可是从质量上来讲并不尽如人意，有些内容未能实事求是地进行历史的还原，意识形态的内容多了起来。以至于1972年尼克松访华时，因为1958年版的《鲁迅全集》不能使用，周总理只好将鲁迅博物馆里1938年版的《鲁迅全集》赠送给了尼克松。也正因为如此，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辑们觉得应该要拿出一套像样的全集，于是在1973年出版了新一版的20卷本的《鲁迅全集》，时值“文化大革命”时期，政治环境极其敏感，1973年版的《鲁迅全集》依照1938年的版式，取消了注释，只收录了作品的正文。这也是“文化大革命”当中出版的唯一一位作家的全集。值得一提的是在文化荒芜的“文化大革命”时期，文学作品的注释工作并没有因此完全停止，期间就有1963年重庆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郭沫若的诗集《蜀道奇》，武汉大学中文系1968年编注的《鲁迅旧诗注释》，1972年出版的吉林师范大学中文系编纂的《〈鲁迅杂文选〉〈鲁迅小说诗歌选〉注释》，1973年出版的广东师范学院中文系编纂的《鲁迅作品选注释》，1974年出版的南京大学中文系编注的4卷本《鲁迅选集》，1976年外文出版社出版、复旦大学中文系编注的《鲁迅杂文选集》等。尤其是后面这4卷本的《鲁迅选集》和上下卷的《鲁迅杂文选集》，注释之丰富几乎可以和80年代以后的注释本媲美，尽管因为时代的原因，这些注释都被烙上了深深的阶级印记。

第二次注释文学作品的高潮开始于经历“文化大革命”以后，文学事业开始复苏的70年代末80年代初期。“20世纪70年代后期，人民文学出版社邀请了全国三十多所高等院校的鲁迅研究学者，共同组成了当时人数最多、力量最强的注释队伍，重新编辑和注释了《鲁迅全集》”，并于1981年正式出版。1981年版《鲁迅全集》的内容在前版的基础上进行了较大规模的改动，注释部分当然也在第一次注释的基础上进行了较大幅度的增删和修改，而且注释的位置也由原来的书后注改为篇后注，放到每一篇文章的末尾。除了注释位置的变化以外，注释的内容也去除了前版政治上的一些严重问题，修改了一些比较荒谬的人物事件的介绍和评价。不过这次修改仍然带有些许“文化大革命”“遗风”，导致古典部分的校注水平高过现代部分的校注。除了《鲁迅全集》重新修改了注释以外，其他一些重要作家的作品全集的注释也得到了修正和增删。人民文学出版社专门成立了郭沫若着作编辑出版委员会和《茅盾全集》编辑委员会，《郭沫若全集》于1985年开始出版，其中的文学编就加有很多详细的注释，包括多幕戏剧，均用页末注的形式在书中标出。和注释过于简单的《沫若文集》比起来，《郭沫若全集》的注释丰富了很多，可谓前进了一大步。1984年开始出版的《茅盾全集》也是如此，就连注释较少的小说部分也对故事中涉及的外国书名等作了专门注释，如第一卷里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的注释就是如此。相对于50年代出版的《巴金文集》来说，1986年开始出版的《巴金全集》注释部分的改动远远小于前述几位作家，但是仍然是有进步的。

这个时期除了全集以外，人民文学出版社将第一次出版的“白皮”单行本和选集同样随之修改，又出版了一套和前一次鲁迅的“白皮书”相对应的“绿皮书”，书中的注释部分得到较大改动，位置也和全集一样由原来的书后注改为了篇后注。并且还出版了一些原来没有出版过的单行本，例如《阿Q正传》作为单行本第一次加上了注释出版，注释放在每章后。人民文学社出版的一套郭沫若的单行本《女神》、《学生时代》、《少年时代》、《历史人物》等均有详细注释，并将编者注与作者的自注区分开来，自注均在文中标明沫若注。人民文学社出版的加上注释的选集则有1977年出版的《沫若诗词选》、1983年出版的4卷本《鲁迅选集》、1983年出版的《志摩的诗》、1984年出版的《雕虫纪历》等。新的时期里不仅人民文学社重新整理了一些文学作品，其他各地的出版社也开始了新文学作品的重新整理和编纂工作，其中对于作品的注释已成了非常明显的现象。例如关于郭沫若旧年创作的诗歌，就有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出版、王继权编注的《郭沫若旧体诗词系年注释》以及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年出版的《郭沫若少年诗稿》，这两本诗集都加上了丰富的注释进行解读，均采用诗后注的形式，首先介绍诗歌的创作源泉，然后针对诗歌中的词语进行解释。除此外还有对于郭沫若纪游诗的注释，如福建人民出版社1979年出版的《郭沫若闽游诗集》以及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年出版的林东海、史为乐选注的《郭沫若纪游诗选注》，诗集中都有很多关于景点和方言的注释。还有吉林人民出版社1982年出版、吴天霖和高长春编注的《郭沫若文论选1949—1978》则是文论注释的典范。不仅如此，湖南人民出版社还出版了一套郭沫若作品的汇校本，将前期各版本的注释集中起来，做成集注的形式，这种全新的汇校本形式给新文学作品的注释工作又添上了新的成果。这套汇校本有1983年出版的《〈女神〉汇校本》、1984年出版的《〈文艺论集〉汇校本》以及1985年出版的《〈棠棣之花〉汇校本》，汇校本的注释主要介绍了不同版本之间内容的区别，为更完整地了解作品提供了翔实的依据。这段时期革命家们的诗词也被集中进行了注释，有的是诗歌的注释，有的则是专门针对其中大量的成语典故的注释，例如北京大学中文系编注、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年出版的《〈毛泽东选集〉成语典故注释》，山西人民出版社1978年出版的《周总理诗十七首》，河北省石家庄市教师进修学校1978年出版的《陈毅诗词选释》，山东师范学院聊城分院《汉语成语词典》编辑室编注、天津人民出版社1980年出版的《毛泽东周恩来朱德董必武陈毅诗词成语典故注释》，吉林省社联学会工作部1985年出版的《〈陈云文选〉成语典故注释》，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出版的《毛泽东诗词选》，胡国强选注的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出版的《朱德诗选注》等。

这段时期开始受到关注的还有新文学家历史信简的注释，可以说是兴起了一个书简注释的高潮。将新文学家过去的书简搜集起来编成集子，然后由编者在每封信后加上详细的注释，以便让读者更好地了解信简的内容、信中的人物关系以及历史事件等，让尘封已久的书信公之于世，成为研究新文学史宝贵的一手资料。这些被注释的书简有1976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鲁迅书简——致曹靖华》，1979年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鲁迅致许广平书简》，1980年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黄源回忆编写的《鲁迅书简追忆》，1982年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的王景山编注的《鲁迅书信考释》，1981年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鲁迅给萧军萧红信简注释录》和《萧红书简辑存注释录》，这两本注释录都是由萧军回忆整理而成。还有广东人民出版社1981年出版、曾宪通编注的《郭沫若书简——致容庚》，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出版、唐明中和黄高斌编注的《樱花书简——1913年至1923年家信选》，三联书店1987年出版、杨苡编注的《雪泥集——巴金书简》等。前述这些书简的注释都是一信一注，首先解释通信的缘由，然后针对信中人名地名事件等一一注释，注释的信息量非常丰富，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和这些书简的注释比起来，浙江文艺出版社1984年出版、孙中田编注的《茅盾书简（初编）》，天津人民出版社1983年出版、王观泉编注的《达夫书简——致王映霞》，四川文艺出版社1987年出版的《巴金书简（初编）》的注释就简略得多，当然，它们和1981年《新文学史料》第2期刊登的汪静之的《〈修人书简〉注释》一起，仍然都属于书简注释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