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章太炎与印度

辛亥革命的领袖中，孙中山和章太炎是最关心和了解印度问题并与印度革命者颇有交往的二人。孙中山有若干文字谈论印度问题。如《中国存亡问题》中，他说：“印度之经营，乃自一公司始，资本裁七万镑耳。中间有葡萄牙之先进，复遇法、荷之东印度与为竞争。适印度小国互相攻击，而皆借助于外人。克雷夫，印度公司中一书记也，凭其智力，扇构印度诸王，假以资粮器械，已则乘之收其实权。”“英之所以为帝国者，在印度不在英伦”;“英国经济之基础，即其国家之命脉，在于印度”;“英国若无印度，即不成为帝国矣”，“大英帝国亦惟有瓦解而已。”时至今日，事实证明了孙中山先生的预言。

1905年，孙中山自欧洲赴日本，在东京成立了中国同盟会。其时，印度留日学生越来越多，并有一些革命者前往。“孙逸仙能把出现在远东许多国家里面的问题综合起来加以研究，这些问题都有许多共同点，孙逸仙因此成了一群来自朝鲜、中国、日本、印度、泰国、菲律宾的青年学生的热情鼓动者之一。”辛亥革命后，印度志士仁人给孙中山以很高评价，国大党领袖奥罗宾多·高士和其后的国大党领袖甘地都把孙中山看作是现代中国的缔造者，把他比作印度的提拉克。

当时印度的秘密革命组织中流传着这位伟大的中国领导人的许多事迹。1911年，孙中山在美国檀香山时，会见了印度革命家哈尔·达雅尔。后者于1913年在旧金山成立卡德尔党，旨在推翻英国殖民统治。同年该党在萨克拉门托举行会议，会议厅里悬挂的世界伟人肖像中，有中国的孙中山、苏联的列宁、意大利的马志尼和1857年印度民族大起义的领袖章西女王、唐地亚·托比等。

孙中山在“二次革命”失败后即东渡日本，1916年回国。在此期间，又有不少印度革命者与他接触。如，著名革命家拉·比·鲍斯等，都与孙中山有着深厚的友谊。特别是鲍斯，在遭英印政府通缉时逃亡日本，曾得孙中山鼎力相助。他于《革命之印度》一书中忆道：“余抵日后，得与同是亡命于日本之孙文氏订交，荷孙氏之援助，殊非鲜少。当时孙氏对余之安全问题非常焦虑，盖英国政府对余早经悬红购缉，印度之车站警署，均有余之照片标贴示众，余之行踪若一旦为英政府所探知，则必向日政府要求过渡故也。”此后，孙中山回国，因忙于国内事务，没有再与印度友人联络。但他对印度的关注却始终未曾减少。

1921年，他在讲演中说：“观最近英文报所载，印度人之革命而被英国政府逮捕者，为数达六百余人。可见印度之革命精神，颇有进步，未必终为英国所屈也。”此外，他还在各种场合的演讲中经常提到印度，赞扬印度的觉悟和独立运动的发达。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国洋洋得意，势力显赫，但孙中山却指出：“现时像埃及、印度这样的国家，处于英国人大武力压制之下，所以一时不能成功。假若英国一时衰弱了，埃及、印度不要等五年，他们马上就要推翻英国政府，来恢复自己的独立地位。”这一预言同样为历史所证实。1923年，他写道：“受屈人民当联合受屈人民以排横暴”，“在亚洲，则印度、支那为受屈者之中坚”。1924年，泰戈尔来华，孙中山写信给他说：“我极为希望在您抵华时，能获得亲自迎接您的特殊荣幸。向学者表示敬意乃是我们的古老风尚。但我将欢迎的您，不仅是一个曾为印度文学增添光辉的作家，而且还是一个在辛勤耕耘的土地上播下了人类未来福利和精神成就的种子的杰出劳动者。”1925年，孙中山与世长辞。1927年，国民党和广东革命政府的代表利用布鲁塞尔世界被压迫民族大会之机与尼赫鲁接触，以两国民族主义力量的名义发表中印联合宣言，实现了孙中山生前遗愿。1929年，国大党工作委员会通过决议，派代表参加孙中山的葬礼。国大党领导人奇·达斯曾在悼文中赞扬他不仅是中国革命的伟大领袖，也是“亚洲人民之精神领袖”。

章太炎早在1902年旅日时即与印度志士交往，研讨两国前途，印度友人曾对章太炎说：“诸君来此勉自修学，吾国长已矣，贵国则尚可图也。”1906年他再度赴日，与印度志士结交更广更深，其中有释迦氏、带氏、钵逻罕、保什(即前文的鲍斯)等。此时他出任《民报》主编，时常著文介绍和评论印度问题。当时他提出中印联合的主张，写出《支那、印度联合法》、《答祜民书》两篇文章。1907至1908年，又写出《印度中兴之望》、《记印度西婆耆王纪念会事》、《印度独立方法》等文章。仅1908年6—10月间，《民报》转载印度报刊文章和传单达18篇，章太炎的目的是“使汉族同志得以参观，亦令梵种义声暴著海内”。他在《印度中兴之望》中说：“东方文明之国，荦荦大者，独印度与中国耳。言其亲也，则如肺腑;察其势也，则若辅车。不相互抱持而起，终无以屏蔽亚洲。”1907年4月，中印革命者在东京带头创立亚洲和亲会，与会的中国人有章太炎、张继、刘师培、何震、苏曼殊、陶冶公、陈独秀、吕公侠等，印度人有钵锣罕、保什、带氏等，此外尚有日本、越南、缅甸、菲律宾、马来亚、朝鲜等国志士。章太炎亲自为和亲会撰写了《亚洲和亲会约章》，树起了反对帝国主义和“互相扶持，使各国独立”的旗帜。

章太炎与《民报》在近现代中印思想交流中起过重要作用。这是一种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的作用。如果说康有为、梁启超在戊戌变法之前对印度的有关论述还只限于对印度国情的介绍，把印度国情作为一种前车之鉴用以警示皇帝和国人，那么，章太炎在戊戌变法失败后不久与印度友人的接触交往，以及在《民报》上连篇累牍地翻译印度的文章和发表印度问题的评论，则不仅是对印度国情的单方面介绍，而且是实实在在的思想交流。①

① 参见林承节:《中印人民友好关系史:1851—1949》第七、八、九章,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