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石学

进入元代以后，由于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尖锐，社会处于动荡不安之中。不仅元代的社会生产遭到很大破坏，中原的传统文化也受到一定的摧残。因此，在宋代还很发达的金石学，“递传至元，承前盛极之后，难乎为继，是固因风尚不重实学，亦由金石器物之少发见也”(朱剑心：《金石学》，第29页)。再加上元朝立国较短，在短短的不到一百年，就被元末农民大起义的烽火所埋葬了。所以与宋代相比，专门从事金石学研究的学者很少，出版的金石著作也“屈指可数”，而明代以后，虽然遭受元末的战乱，破坏严重的社会生产逐渐得到恢复，社会经济逐步得到了发展。但“明代以八股取士，文尚虚伪，故对于考古远不如宋，而且不及元。政府对于考古，一为仿造，一为毁坏”。所谓“仿造”，就是宣德三年(1428)，明宣宗朱瞻基下令工部仿照《宣和博古图》等书所载彝器式样及宫内所藏紫窑、汝窑、哥窑、官窑、均窑、定窑等名窑瓷器的款式用铜进行仿铸，计达3365件之多，以供宗庙祭祀和宫廷之用。这批铜器，还纂辑成《宣德鼎彝谱》一书以备查考。与此同时，也有私人仿铸了一些铜器。虽然宣德年间这批仿铸铜器刻意复古并原有所本，作工也很精细，但毕竟时代去古已远，仍有不少去原物甚远之处。尽管如此，宣德仿铸铜器流传至今，也具有一定的艺术和“文物”价值了。现在，称这批铜器为“宣德仿”或“宣德炉”，以示与三代铜器的区别。至于明代“毁坏”文物之事，是指明朝末年崇祯皇帝将宫内收藏的大批历代古铜器及宣德仿铸铜器销熔以铸钱币之事。虽然当时就有人觉得毁弃这些铜器十分可惜，并指出三代铜器质极清轻，下炉熔后“惟有青烟一缕”，得不偿失。但由于崇祯皇帝性情猜疑甚重，所以监督此事的官员不敢上奏皇帝，还是将精巧绝伦的铜器付之一炬(参见卫聚贤：《中国考古学史》，第83—84页)。有明一代基本没有较重大价值的金石文物发现，而一些文化人，热衷于八股取士，因此对金石学感兴趣的学者稀少。虽然也有一些金石著作面世，但有真知灼见并对后世有一定影响的著作不多。因此，我国传统的金石学，元明时期的研究水平与宋代形成以后相比较，处于相对停滞状态。因而学者们认为，“故金石之学，至宋而极盛，至元、明而中衰也” (朱剑心： 《金石学》，第33页)。而到了清朝初年，我国传统金石学又复兴了，呈现一派生气勃勃的景象，并在清末达到了它的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