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代新儒家·大陆回音壁—反映与批判·回流反哺

1949年以后，儒学在大陆基本上销声匿迹。冯友兰、贺麟已放弃解放前的思想，梁漱溟则长期坐冷板凳，熊十力虽仍从事儒学研究，并有著作出版，但在学术文化上没有任何影响，完全是个人的学术存在。进入八十年代，一切都似乎在变，儒学突然受到格外的关注，很快成为学术界、文化界和大学校园中的热点，在学术思潮的研究中俨然成为一派“显学”。“大陆学界对现代新儒学的重视和有关研究成果的大量发表，对于改变新儒学‘寂寞孤怀’的命运发生了奇妙的戏剧性的功效，因为它在台湾也没有如此受人青睐，被提到‘中国现代三大思潮’之一的地位更是它从来没有受过的荣誉。台港和海外新儒家也因此而大受鼓舞。”(方克立《现代新儒学研究的自我反省》，《南开学报》(哲社版)1993.2)

但这种回流反哺也并非尽如新儒家所期望的，儒家学说思想被大陆接受并采纳，实际上，大陆重视新儒学，主要是把它作为一种学术进行研究。由此来看，儒学在大陆复兴远不是新儒家所期望的那回事，准确地说，应是儒学研究和现代新儒学研究在大陆的复兴。

与台港海外对现代(当代)新儒家的研究(张灏《新儒家与当代中国的思想危机》已开始了当代新儒家的研究，台北中国论坛社召集“新儒家与中国现代化”座谈会可以算作台港大规模探讨当代新儒家的开始)相比，大陆对现代新儒学的研究起步较晚。

大陆学者第一个讨论现代新儒学的当推李泽厚，1986年1月《文汇报》发表李泽厚《关于儒学与现代新儒学》。稍后，方克立《要重视对现代新儒家的研究》和包遵信《儒家思想和现代化》同时发表，而前者则是在国家教委一次科研咨询会上的发言。1986年10月29日至11月4日，在北京召开的全国哲学社会科学“七五”规划会议上，方克立提议的“现代新儒家思潮研究”课题被通过为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七五”规划重点课题之一，方克立和李锦全被通过为课题负责人。1987年课题组在安徽宣州举行了学术讨论会，会上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并拟定了研究工作的初步计划。准备在十年内，撰写并出版一套《现代新儒学研究丛书》，同时编著《现代新儒学研究论集》和《现代新儒家学案》。从此，现代新儒学研究以课题组为中心并扩展到大陆中国哲学和文化研究领域。1989年1月天津召开“现代新儒家学案研讨会”，1990年12月在广州举行“现代新儒学与当代中国学术讨论会”。另外，有的儒学或哲学史会议上，如1987年北京首届“中国现代哲学史学术讨论会”，1989年镜泊湖“二十世纪中国哲学与文化思潮学术讨论会”，现代新儒家也成为讨论的热点。现代新儒家也为学术文化界所熟知，并在社会上得到越来越多的了解。

大陆的研究虽起步较晚，但成果丰硕。到1992年，全国各地报刊已发表有关现代新儒学的学术研究论文四百余篇，现代新儒家研究课题组编辑的《现代新儒学研究论集》(一)、(二)分别于1989年4月、1991年12月出版。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现代新儒学辑要丛书》第一批包括唐君毅、牟宗三、钱穆、方东美、杜维明、刘述先、余英时，第二批梁漱溟、张君劢、熊十力、冯友兰、贺麟、马一浮等的论著辑要相继推出。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大陆第一部也是海内外第一部研究现代新儒家思想及其逻辑发展的论著《现代新儒学概论》于1990年4月出版，作者郑家栋。现在，有关现代新儒家的专著已出了十余种，论文数量逐月上升。研究质量、深度和广度也越来越高。海外学者对大陆学者研究成果也给予高度赞扬，普遍认为研究的功夫扎实，态度客观。

新儒学在中国大陆中断三十年后，又成为学术研究的热点，其原因何在呢? 首先，1949后儒学在大陆基本上受压制受批判，被政治地定性为封建性的糟粕而被否定。到“文化大革命”，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学经历着空前浩劫，中国文化的园地一片荒凉。随着改革开放，文化空虚的局面激起朝野上下的不满，迫切要求建设新的文化价值体系;而要进行文化重建，首先必须面对已有文化，中国几千年的文化传统在中国人心中早已根深蒂固，不管优劣与否，传统文化都是不可回避的。“文化大革命”全盘否定传统文化的态度也势必要激起一种反动。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冲击，使人们的价值观念发生一系列转变，一方面是传统的失落，一方面人们又纷纷到传统中去寻求慰藉和精神依归。这一切都使传统文化备受关注。其次，八十年代中期，在大陆掀起“文化热”，它波及社会各界和文化的方方面面。引发这场文化大讨论的原因除上述因素外，还因为十年浩劫引起中国知识分子的深刻反思，这种反思很快由政治深入到中国文化中，知识分子尤其青年知识分子从“五四”那里获得同感，以自身的现实体验表示出对传统文化的强烈不满。而在认同“五四”的同时，也力图超越“五四”，最初激烈的政治化、情绪化反应慢慢地就转为理智的文化探讨、历史研究和哲学思考。在封闭多年之后，我们再一次打开国门，然而看到的却是中国从物质到文化与国外的巨大反差，给国人以强烈的震撼和刺激，现代化成为全国上下共同的希望和要求。而现代化，不但包括经济、政治制度等，还应有思想文化的现代化。对经历了现实劫难的中国人来说，政治和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是不能不予以考虑的。因而，“这场文化讨论的核心，就其学术的层面而言，是关注传统思想文化的现代影响及其未来走向;就其政治的层面而言，是由寻找中国文化的出路进而推演到探讨中国的出路”(李宗桂《文化批判与文化重构》)。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成为这场讨论的中心，各家各派都围绕着这个中心展开争鸣，儒学与现代化的结合点、儒学与科学、儒学与民主政治、儒学与社会经济发展、儒学与社会管理、儒家伦理与亚洲资本主义、儒学与企业管理、儒家人生价值学说与人的现代化等等，讨论几乎涉及儒学的所有领域所有层次。讨论中，“儒学复兴”派渐渐引人注意，这首先是因为东亚工业文明的兴起，促使大陆学者重新考虑传统文化和现代化的关系，“韦伯热”也由此煽起。而有关这些问题，现代新儒家早已提出并讨论了，因此，大陆学者对新儒家产生了愈益浓厚的兴趣。随着对外开放和交流，海外及港台学者来大陆讲学，参加学术会议和其他各种文化交流活动，其中，有许多是钱穆、方东美、唐君毅、牟宗三等人的学生，或与新儒家有或多或少的联系，他们向大陆学界宣传介绍新儒家学说，将“儒学复兴”融入到文化大讨论中。而大陆沉寂多年的梁漱溟以九十高龄又复登台讲法传道，一向敏感的大陆学术界自然要对现代新儒家作出反应，由港台新儒家并迅速扩展到整个现代新儒学的研究，而“这种研究同现代之间的关系却是十分明显的”(《中国哲学年鉴》〈1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