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家学说集大成者韩非

法家学说集大成者韩非

韩非 (约公元前280年~公元前233年) 是战国末期杰出的哲学家、思想家,先秦法家学派的集大成者。他继承了古代唯物主义哲学的传统,在自然观、认识论等方面把唯物主义哲学发展到新的高度。同时,他所积极倡导的封建君主专制主义的政治学理论,对两千多年来的中国政治产生了深远影响。

韩非,韩国 (都城在今河南新郑市)人。出身贵族世家,是韩国的公子,和后来作了秦相的李斯同是荀况的学生。韩非生来口吃,不善于言辞,但文章写得很好,连李斯也承认自己比不上他。韩非生活在战国末期,当时的韩国在强秦的威胁下面临亡国的危机,青年时代的韩非,目睹韩国的削弱,为了救亡图存,多次上书韩王,希望能励精图治,变法图存,但没有被接受。只好退而著书立说来阐明自己的政治观点。他纵观天下形势利害,针对现实中的种种弊端,总结了历史上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将自己的满腔热血和愤懑化作流传千古的辉煌篇章。他的代表作有《五蠹》、《孤愤》、《说难》、《内储说》、《外储说》、《解老》、《喻老》等,韩非的著作收在《韩非子》一书中,共55篇约10万言。

韩非积极坚决地倡导变法,在韩国宣传法家学说时,他的前辈堂溪公曾劝他小心保全自己,并用吴起、商鞅因变法而惨遭杀身之祸的例子警告他。韩非表示,他之所以要变法,是为了利国利民,决不会为了个人安危得失而有所避趋,拒绝了堂溪公的劝告。他的主张虽然未被韩王所采用,却深得秦王赢政的赏识。秦王政读了韩非《说难》、《孤愤》等文章,竟感叹说: “我如果能见到这个人并同他在一起,死了也没有什么遗憾了。” 于是秦王加紧进攻韩国,韩王急得没有办法,只得让韩非出使秦国。韩非到秦国后,秦王十分高兴,但并未马上信用他。当时韩非怀着一颗救国之心,一到秦国,就上书秦王,竭力主张保存韩国,但此举遭到了李斯的反对。李斯、姚贾又深知秦王欣赏韩非,惟恐重用韩非而疏远自己,就设法要除掉他。他们对秦王说,韩非是韩国公子,只会向着韩国而不会向着秦国,这是人之常情,留下韩非终是后患,不如以犯法为由杀了他。秦王认为有道理,就把韩非下狱治罪。李斯连夜派人把毒药送给韩非叫他自杀,韩非想面见秦王申诉而终未如愿,只好饮恨自尽。等到后来秦王反悔,派人去赦免韩非,韩非早已死在狱中了。一个专门研究统治阶级统治术的大思想家就这样死在秦国,成了当时秦国统治集团内部斗争的牺牲品。

韩非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家,他批判继承了先秦各家的学术成果,汇成了自己五光十色、绚丽多彩的思想。他的思想涉及哲学、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军事、教育等各个领域,思想渊源十分丰富。但他的思想主要源于道、法两家。在哲学宇宙观和方法论方面,对他影响最大的是老聃的道家思想和儒家的荀况学派,政治思想方面主要受前期法家的理论和实践的影响。韩非的思想源于各家,又不同于各家。他否认天有意志,认为无论自然界和社会,都没有什么神秘力量。他把宇宙发展客观规律称为“道”,又把各种具体事物的客观规律称为 “理”,主张一切按客观规律办事,不掺入自己的主观因素。他又认为 “道” 和 “理”都处在不断变化中,用这种发展哲学观来观察历史,看到了“上古竞于道德,中世竞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的历史变化,形成了“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的历史进化论,将这一观点落实到政治领域中,就形成了“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 的变法论。

韩非肯定了人的认识能力,认为聪明智慧是人的自然认识机能,进行思考是人的认识活动。他提出了检验认识正确与否的“参验”方法,即必须考察思想、言论与客观事物是否符合,才能判定其是非; 只有将各种言论加以比较,才能区别它们的正误。他十分强调认识必须以实际功用为目的。他第一次使用了“矛盾”这个概念,同老子一样,认识到事物都包含着矛盾,矛盾的两方相反相成。他还在一定程度上看到了事物转化的条件性,如祸福的转化,是由客观条件的变化引起的,这是对老子朴素辩证法思想的改造和发展。

韩非是先秦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在早期法家中,商鞅重法,申不害重术,慎到重势,他对上述三个派别的思想加以融会贯通并予以发展,又吸取了道、儒、墨多家思想,建立了一套完整的以“法”为主,“法”、“术”、“势”相结合的君主集权的法治思想。这是韩非思想的主体。韩非的法治学说,是一种纯粹的君主独裁理论,即古人所说的“帝王之说”。主要研究君主如何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运用种种手段达到巩固统治、富国强兵的目的。韩非学说的要点是法、术、势兼治的专制论。他认为,法、术、势三者都是君主专制中不可缺少的工具。法是正式向老百姓公布的成文法,官吏根据这些条例来统治人民,而术则是最高统治者暗藏在心中的权术,是驾驶臣民的手段。法是公开的,家喻户晓的,是除了国君外,无论贵贱都必须遵守的,而术则是深藏不露、秘不示人的。法治主要是统治人民,术治侧重于驾驭群臣。韩非法治思想的要义是依靠赤裸裸的暴力,用严刑峻法来治理国家。他认为,统治者应当牢牢地掌握赏罚“二柄”,坚决彻底地实行赏罚,做到“赏而信,刑重而必”,“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术治则完全是站在极端君权主义的立场上,主张为维护君主的至尊地位,可以不讲任何政治道德,不择任何手段。韩非的“帝王之术”历来被封建统治者奉为至宝,中国的大多数封建帝王都在不同程度上采用了这种统治术。

韩非学说在中国思想史上具有重要的价值和地位,对中国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国古代各种学术思想的实际社会政治效应,再没有超过韩非的。他一生的业绩,也集中体现在他顺应历史潮流,综合百家学说,创立了一整套君主专制的政治理论,这套政治理论,作为封建专制独裁的理论基础,一直影响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