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的卖官制度

卖官制度也称捐纳制度，最早起于汉代的纳粟拜爵，是封建王朝为了特定财政需要，利用官爵封典或赎罪，向人民或官吏募集粟米和银钱，借以弥补财政收入不足的一种征集钱财的规定。汉以后各代均有沿用，并渐成为卖官鬻爵的敛财途径。到了清代，这一制度也由始而逐渐发展，终至于滥。每当军事、河工、水灾需要紧急时，多援用捐纳事例，作为一种征取临时财政收入的手段。它和动员商人向政府报效钱财，往往同时并行，两者在各期的岁入中，占有重要的比重。其中每年捐纳收入少则一二百万两银，多则四五百万两银，如雍正9年，户部全年收入银996万两中，捐纳收入为420万余两，占42%以上。乾隆19年，户部全年收入银1424万余两中，捐纳收入为556万余两，占39%以上，嘉庆九年，户部全年收入银1377万余两中，捐纳收入更达1083万余两，占78%以上。从清代前期的财政状况来说，康、雍、乾三朝是属于国家全盛，积蓄有余的时期，但捐纳制度却正是在这一时期逐渐发展起来的。它虽为解决一时之需，起过弥补财政不足的作用，然而，由于取之既易，遇事援例发展，终于到清末形成了不可收拾的局面。乾隆58年，清高宗弘历颁布停止捐纳诏，是对这一制度存在弊端的一次招认。可是，继其后者，明知其弊，但在财政匮乏、需要紧迫的情况下，仍然利用捐纳，图取财利，作为止渴妙药，并且还列为一项财政的常规收入。

清初，重视科举考选正途出身，才能充任官职。顺治初年，为了奖学，曾对士子进学作出可“纳粟入监”的规定，但不能得官，是后来形成捐纳制度的开始。继后，对被革职的官员，为了示恩赎罪，进一步规定可分别纳粮，允许其回复原来官职，这样又开纳粮复官之端。康熙13年，因平定三藩之乱需要。3年内共收得捐纳银200余万两，用钱财捐纳的知县官达500余人。当时尚只作为一种暂开的事例。开始时由于官缺较多，捐纳容易得官授任，踊跃争趋。其后，一些捐纳者监于捐纳钱财后，往往非数年不能入选，于是徘徊观望。有位御史为此曾提出采用限期停止的办法，即用收收放放，开开停停的方式，鼓励捐纳，等于做买卖，看行情涨落。这一建议，为康熙帝所采纳，确实停止了一段时间。不久，因西安大同闹饥荒，永定河开工疏浚，又开捐纳以筹款支用。雍正初，不少封疆大吏，以运米赈灾、营田等为由，屡请授照前朝捐纳事例，雍正十一年时，云贵总督鄂尔泰以滇黔垦荒，经费无首为由，请仿营田例开捐纳，经户部议定，除道、府、同知不许捐纳，凡通判、知州、知县及州同、县丞等官职，均酌议准捐，诏下九卿议行。这样不但文官可捐至地方州县各官，京官可捐至郎中之职，而且武职也可捐至千把总，捐纳官职的范围日益扩大。此外，作为常例，凡文武生员，内外官吏及平民，均可以职衔、加级、记录、封典等不同内容请求捐纳。所有捐纳事务，并规定由户部专设捐纳房办理。所得捐纳银两，一部分归本省外，其余统送京师，上交给捐纳房。凡报捐者，属于官吏，或贡监生员，均分别给予执照，俨然成为一种公开的合法制度。康、雍两朝中，用兵虽多，常赖捐纳收入加以挹注，财政因而仍有积余，然而，这种捐纳缺席都逐渐发展，以至难于停罢。

清高宗弘历(年号乾隆)，在位六十年，他的“十全”武功，包括大小金川之役，准回之役和台湾之役，对统一和加强多民族的封建国家政权，作出了一定的贡献，但这些战役耗费的军事支出则达1亿3千万两银之多，庞大的支出，如何加以挹注?它的主要来源之一，就是继承前朝的捐纳制度和商人报效办法，以代替加赋加饷直接征赋于民的做法，来弥补财政收入的不足。据史料记述，当时捐纳收入达5千万两，占军费支出的40%左右。后来又经户部奏请，凡保举、考试、试俸等属升迁环节，也可以捐纳免例，而属于罢谴、降革留任等失责降贬，只要按规定数量捐纳银两者，也都可予以复任。因而，从弘历在位时情况来说，以捐纳方式作为弥补军费等财政支出手段，是他经常采用的一种理财办法。

以捐献和报效为名的卖官制度，为地主、商人开辟了纳钱当官的捷径，使封建官僚机构更加膨胀，更加腐朽，以官爵作为商品订价出卖，表面上似乎未直接加赋于民，解决了财用的需要，实际上都是官吏和商人敲剥人民所得，间接地打击了劳动者的生产的积极性，弊害甚大。因此，这种制度，留给后人的只是以下的失败教训。卖官敛财，财源必竭;钱能买官，吏治必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