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生失欢与王国维的悲剧

每当提到清末民初著名学者王国维，人们自然会想到他的恩师罗振玉，王国维的一生是与罗振玉密不可分的，他们的关系绝不仅仅是普通的师生关系，正是罗振玉，发现并培养提拔了王国维这位穷学生，并使他成为一代大家;然而也正是罗振玉，把王国维带上了歧途，最终又逼迫王国维自沉，成了满清王室最后的殉葬品，可以说，罗振玉既是塑造王国维的恩师，又是毁灭王国维的罪人。

王国维青年时期，深感国事多艰，故立下救国之志，努力学习“新学”，即近代西方哲学和社会科学，但因家贫，不能供他游学，1899年，他来到上海梁启超等人主办的《时务报》任书记，负责校对。这时，罗振玉在上海创设了农学社，由于缺乏翻译人才，特地办了一所东文学社，王国维乃于工作之暇前往受业，罗振玉慧眼识英才，不仅免除他所有学费，还提拔他主管学社庶务，让他专心攻读。1901年又资助他去日本留学，回国后，在南洋公学虹口分校担任执事，罗振玉是校长。后来又由于罗振玉的推荐，先后担任了南通师范学堂和苏州师范学堂教师，主讲哲学、伦理学和心理学。1904年写成《红楼梦评论》，把红学研究从“索隐派”的考据学风中清除出来，而视之为“我国美术上之唯一大著作。”治学之暇又填词，著《人间词话》，又有志于宋元戏曲之研究，著《宋元戏曲史》，为中国文学史开拓了研究的新领域。在这一时期，王国维的学术研究成绩是突出的、进步的，但在进身道路上，由于他的恩师罗振玉的指引，他亦步亦趋，走上了封建的阶梯，成了清室学部官员。

辛亥革命后，王国维跟随罗振玉避难，东渡日本，与时代潮流背道而驰。罗振玉痛心清室之被推翻，以保存旧文化为己责，并劝王国维专治国学，放弃“新学”，王国维顺从师命，把以前刻印的《静安文集》烧毁，埋头经史，又旁治文字声韵之学，与罗振玉共同研究甲骨文，取得巨大成果。回国后，王国维发表了大量史学研究论文，成为新史学的开山，但在政治上，仍因恩师罗振玉的关系，终于堕落成为清室遗老的一员，加五品衔，赏食五品俸。1923年，他被清废帝溥仪召用，住南书房行走，1925年，他担任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教授，其讲学深受学生欢迎，在清华两年中，除研究古史外，兼作西北边疆史地的研究，从事蒙古史料的整理，均取得相当的成绩。1927年，此伐军节节胜利，北京震恐，王国维由于长期思想苦闷，加以这时又受到罗振玉的催逼，对前途感到绝望，乃留下遗嘱：“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投颐和园昆明湖而死，年仅51岁。

王国维一生，著译之书共62种，手批手校之书计192种，可谓“著作等身”，如果能多活二十年，则其学术业绩必定更加辉煌!

诚然，如果没有罗振玉的提携，青年王国维是不可能得到一个不问外事，安心读书的境界的，但是，如果没有罗振玉的错误引导，以及王国维心中牢固的“知恩图报”思想，那么，王国维也定然不会如此草率地结束自己的生命的?如何建立正确的、平等的师生关系，这是我们应从中记取的深刻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