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雄气短，儿女情长

1925年以后，现代叙事性文学中出现了崭新的因素。在革命大潮的推动下，作家的视野从个人的解放转移到社会的解放。这样，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产生巨大影响的革命文学出现了。它昭示了继开拓“五四”新文学划时代局面后的又一个新阶段的到来。而在这股强大的革命文学洪流涌动的初期却出现了某些不健康的因素，那就是蒋光赤、洪灵菲等一批左翼文学家的“革命浪漫谛克”模式小说的创作。此类小说不是从社会生活的真实面貌出发，而是按照小资产阶级对革命生活的幻想，任意地编造情节，表现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情调，与后来所说的“革命浪漫主义”完全是两回事，它以蒋光赤的《少年漂泊者》为代表，风靡1928—31年的创作界。

左翼文坛的青年作家们大都出身在“中产”之家，早年参加了“五四”爱国学生运动，不久又到苏联学习过。回国之后，虽然有些人进行过一段时间实际的革命斗争，然而大多数的作者还是在上海“亭子间”从事写作的，对于中国下层人民的生活了解得很少，对真正的群众工作也完全缺乏经验，因此思想没得到很好的锻炼与改造。他们常常把现实斗争理想化、简单化，如洪灵菲小说《家信》中主人公就认为：“假若我们把这(未来的)美丽般社会比作一只鸟，那么这一只鸟，是在我们的鸟笼里面，而不是在空中，在林际，在田野，只要一伸手，便可以把它得到了。”

这是一批很具浪漫气质的青年作家。蒋光赤就曾对郭沫若说：“凡是革命家也都是浪漫派，不浪漫谁个来革命呢?”同时，他在《死去了的情绪》一文中直白地讲：“有什么东西能比革命还有趣些，还罗曼谛克些?”这种“浪漫的气质和行动”(孟超语)反映于作品，往往使作品纠缠在“革命加恋爱”的公式中，将次要的恋爱问题与浪漫情节强化而陷入儿女情长的小圈子里。

1931年11月，“左联”以行动的方式在“左联执委会”决议中明确提出要抛弃“恋爱与革命的冲突”这种“定型的观念和虚伪的题材”的创作，“革命浪漫谛克”式的小说才渐渐销声匿迹了。

革命文学应该以风云变幻的大变革的时代为背景，反映这个时代里各阶层人的行为与心态，并为革命指出方向。而“革命浪漫谛克”小说则是用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去规范小说人物的思想，使无论工人、农民都具有才子佳人式的情调。这种违反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的虚假编造是绝无艺术生命可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