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固非议司马迁

司马迁不仅是我国古代的史学家和文学家，而且也是一位卓越的经济思想家，他在《货殖列传》中，对人的特性作了深刻的分析，指出好利求富是人的本性，把人描绘为“经济人”。由于他把人的心理和经济行为联为一体进行研究，提出了种种科学的新见解，因而被班固批评“是非颇谬于圣人”，“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

司马迁把各种人的行为活动都归结为一个“利”字，归结为对财富的追求。他说：“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他列举贤人、隐士、廉吏、兵士、闾巷少年、赵女、郑姬、游闲公子、渔夫、猎人、赌徒、医生、以技术谋食的人、吏士、农、工、商贾、畜长等，指出这些人的活动都无不和自己的经济利益联系在一起。正是：“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

《史记·货殖列传》对“经济”人的行为和内在驱动力作了深刻的剖析，它说：“贤人们在朝廷深谋远虑，发表议论和守信尽节。隐居深山洞穴的士人们，用各种方法获取声誉，他们的目的是什么呢?为的是获得大量财富。所以，诚实的官吏，居官久了，便更加富有;薄利多销的商人，最终也是为了致富。追求财富是人的本性，是不用学习就有的欲望。正因为这样，军中壮士攻城时英勇向前，陷阵杀敌，斩将夺旗，面对弓箭和石块的袭击，赴汤蹈火，不避危险，就是因为可以得到重赏的缘故。乡里的少年，拦路抢劫，杀人灭尸，盗掘坟墓，私铸钱币，欺压良善，借机报仇，发人阴私，而不怕触犯法禁，视死如归，实际上也都是为了获取钱财。现今赵、郑等地有些女子，妖冶打扮，弹琴奏乐，挥动长袖，踏着舞步，挤眉弄眼，不远千里而来，招引客人，无分老少，也是为了求取财利。游手好闲的公子，他们头戴华冠，身佩宝剑，连车结骑，也是为了显耀他们的富贵。射鸟捕鱼打猎的人们，披星戴月，顶霜冒雪，奔驰于深坑大谷之中，而不怕猛兽伤害，为的是得到美味。以卖技赌博、斗鸡走狗为生的人，故作姿态，各不相让，力争取胜，为的是怕输去赌注。医生方士和其它靠技术谋生的人，他们焦思劳神，竭尽才智，为的是求得丰厚的报酬。官府的吏胥，舞文弄法，私刻印章，伪造文书，不怕砍头锯足，为的是得到贿赂。农工商牧等人，更是没有不谋求增添财富的。这是凡有知识和才能的人都会这样干的，人们决不会吝惜自己的力量让求富的机会错过的。

司马迁探索人的特性并不是他的洁癖，而是寻求富国富民的经济政策。他认为，《老子》主张把老百姓的耳目都掩塞起来，直到老死不相往来，这种主张是行不通的。他说，神农氏以前的情况，我不清楚，至于《诗经》、《尚书》对虞舜、夏禹以来情况的记载，人们的耳目总想听美妙的音乐和想看漂亮的色彩，嘴巴总想吃美味的肉食，身体贪图舒服快乐，内心则以有钱有势为荣耀。人们的这种习惯，可以说由来已久，即使用美妙动听的言论挨家逐户去劝说，也不可能改变。所以最佳的经济是顺应自然，不加干涉，其次是因势利导，再次是进行教化，又次是整饬约束，最坏的政策是与民争利。即所谓：“善者因之，其次利导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有的学者把这种观点概括为“善因论”，其核心思想是主张经济上的自由放任主义。主张放任主义的经济思想，在中国经济思想史上司马迁是第一人，难怪有人将他的思想与主张“看不见的手”的经济大师亚当·斯密相比拟，这是可以理解的。遗憾的是，司马迁的这种理性和创造，竟被视为违背圣人正宗的异端而加以大张挞伐，在以后一千多年里消声匿迹了。直至宋代，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经济放任主义思想才又得以重新复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