愕愕者福，諓諓者贼
桓宽《盐铁论·国疾》曰：“愕愕者福也，諓諓者贼也。”意谓敢于直言极谏者，是国家的福诋;曲意阿谀奉迎者，是国家的祸害。下面两则历史故事颇能说明这一道理。
《史记·齐太公世家》记载：“管仲病危，齐桓公请教：“您去世后谁可以为相?”管仲答道：“知臣莫如君”。桓公问：“易牙行吗?”管仲回答：“易牙杀死自己的儿子，将肉献给您品尝，丧失人性，不可大用。”桓公再问：“开方如何?”管仲再答：“开方本是魏国的公子，抛弃了千乘之国的地位前来侍奉您，不合事理，不可大用。”桓公又问：“竖刀怎样?”管仲又答：“竖刀主动阉割自己的生殖器，接近取悦您，违背常情，不可大用。”桓公不听管仲的忠告，令易牙、开方、竖刀三人专权，败政乱国。待桓公患病，三人绝其饮食，使桓公活活饿死，掩尸两月不予安葬，以至于蛆流满屋。堂堂的春秋五霸之首，居然死得这般凄惨。这是“諓諓者贼”之实例。
《新唐书·韩休传》记载：韩休为官刚正不阿，疾恶如仇，对朝廷的错误决策敢于犯颜直谏。后来担任宰相时，“天下翕然宜之”。唐玄宗稍有什么过错，便担心地问道：“韩休知道吗?”不久准会收到韩休的谏章，自韩休为相，玄宗消瘦不少。玄宗曾对镜自照，默默不乐。左右进言：“自韩休入朝，陛下无一天欢乐，为什么不将他逐出朝廷?”玄宗回答：“我虽然消瘦，天下人民必肥。而萧嵩奏事，常常阿顺我意，我从国家利益考虑，担心得夜不能寐。韩休陈说治国之道，多刚直之言，我从国家利益考虑，却睡得十分安然。我重用韩休，完全是从国家大计考虑。”李唐王朝之所以一度出现“开元盛世”的大治局面，除了经济的、政治的原因之外，自然与重用韩休这样的直言极谏之臣不无关系。这是“愕愕者福”之佐证。
诸葛亮《出师表》曰：“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其实，研读二十五史，“贤臣”与“小人”的“亲”“远”与否对国家兴衰的影响，岂止囿于“先汉”、“后汉”之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