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文学与文学传统·宋诗与文学传统·议论化

在诗中发议论，宋代以前已经有着悠久的历史了。《诗经》《楚辞》及汉乐府中就有不少议论的句子，陶渊明诗中议论的成分更多。但只有到了宋代才形成风气，成为一种能代表宋诗特点的普遍化的风气，这当然与宋代本身的社会、文化背景有关。

就时代背景与文化背景而言，对宋诗议论化特点的形成有着重大影响的因素至少有以下诸端：一、宋代社会，始终是一个充满着频繁的政治论辩的时代。北宋时期，革新与反革新的党争贯穿始终，南宋时期，又自始至终伴随着主战与主和的论争。此外，还有一些别的论争，比如北宋时期就有“洛学”、“关学”、“理学”、“新学”、“蜀学”的相互论辩斗争，等等。这些，无疑对宋诗议论化特点的形成有着不可低估的影响。二、宋代的科举考试偏重策论经义，也是一种重要的影响因素。三、“宋人主理”的时代风气对诗作发议论有很大的影响。四、宋代文人普遍的士大夫化、官僚化，集文人与官员的身份于一身，使得他们比此前各朝各代有更强烈的主人翁意识，所以在诗歌创作中，也总是忘不了发表对时政的看法，这也影响了宋诗的议论化。五、与文人的政治化心态以及受此影响的创作观念有关。宋代许多重要的文学家的文学观也都要求创作积极参与时政，比如王安石等政治家兼文学家的文学观功利性就很强，要求创作为现实服务，苏轼也主张创作“当作讥讽朝廷政事阙失”(《张安道见示近诗》)，认为“诗须要有为而作”(《题柳子厚诗》)，“言必中当世过”(《凫绎先生文集序》)。这也必然地使他们在诗中发表自己对时局的各种见解，从而形成议论化的特点。六、宋代重文轻武，文人的地位和待遇很高，太祖皇帝还曾在太庙中为后世嗣君立下了“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宋稗类钞》卷一《戒碑》)的誓碑。有宋一代，虽然也有各种各样的禁锢，但与后世的“文字狱”比起来，文人的待遇还是要优厚得多，所以文人也有议论的环境基础。而这种环境与氛围使他们养成了一种爱议论也爱思考的习惯、甚至是一种思维定势，进而，他们的议论就不仅仅局限于时政方面，而是扩展到了各个方面。宋人的思想其实是很活跃的，他们喜欢思考，甚至喜欢疑古和反传统，表现在诗歌创作中喜欢做翻案文章，比如王安石就写了不少翻案的诗篇(后文再论)。七、宋代散文的繁荣也促进了诗歌的散文化、议论化。八、理学盛行，在一定程度上也助长了宋诗“言理不言情”、好发议论的趋势;而禅学的流行也同样促进了诗歌创作议论化的风气，甚至还出现了不少禅理诗、禅趣诗。

以上所述，都是宋代社会特有的时代背景、文化背景。而我们在这里要着重讨论的是本文的主题——文学传统。如前所述，我国古典诗歌从先秦时期起就有了议论的诗句，但那都只不过是偶尔为之，并不是普遍现象。到了唐代，尤其是盛唐以后，诗中的议论逐渐多了起来，杜甫的许多名作(包括古诗和近体诗)如《北征》《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诸将五首》《蜀相》《戏为六绝句》等篇中都有着不少的议论，甚至是点睛式的议论。到了韩愈，散文化、议论化的特点就更明显，“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自是我们熟悉的名句，他如《谢自然诗》《送灵师》等几乎通篇皆是议论。白居易的诗，尤其是他那些直接讽喻时政的新乐府诗，更是少不了发议论。一直到晚唐，李商隐、杜牧等人的诗中也是喜欢发议论，值得注意的是，杜牧的诗歌中还喜欢做翻案文章，如《赤壁》《题商山四皓庙》《题乌江亭》等，这一点，为宋代的王安石等人开了法门。

宋代诗人在创作时充分继承了前代(尤其是唐代)诗人留下来的这种传统，而且做了进一步的发展。北宋前期，欧阳修等人就常常在诗中发议论，欧公诗称“开口揽时事，论议争煌煌”(《镇阳读书》)。他们的诗作，或是议论时政，或是抒写心声，或是写景抒怀，总之是明显地表现出了议论的特点。如欧阳修的《和王介甫明妃曲》《重读徂徕集》《画眉鸟》、梅尧臣《汝坟贫女》《惊凫》、苏舜钦的《和淮上遇便风》等篇都是如此。至王安石更是如此。他不仅好在诗中发议论，还善于做翻案文章，如“意态由来画不成，当时枉杀毛延寿”(《明妃曲》)，“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商鞅》)等。而对宋诗面目的形成起了决定性作用的苏轼、黄庭坚等人诗中更有着异乎常人的议论。苏轼的许多议论，常常很深刻，如“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惟愿生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洗儿戏作》);有的议论又很新奇绝妙，如“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朦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饮湖上初晴后雨》);有的又充满了哲理或禅趣，如“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题西林壁》)，“若言弦上有琴声，放在匣中何不鸣?若言声在指头上，何不于君指上听”(《琴诗》)等。黄庭坚诗亦颇喜发议论，如谓苏轼与陶潜“出处虽不同，风味乃相似”(《跋子瞻和陶诗》)，高屋建瓴，简练，概括;而“世上岂无千里马，人间难得九方皋”(《过平舆，怀李子先》)，写知音难得、怀才不遇的愤懑，对仗工稳，锤炼而不着痕迹，深受后人爱重;“长为风流恼人病，不如天性总无情”(《奉答李和甫代简二绝句》)，语意沉痛，正话反说，一联之中自有跌宕顿挫;而“渭城柳色关何事? 自是离人作许悲”(《题阳关图二首》)，亦是自出新意，不“随人作计”。从这有限的几则例句，我们又似乎可以看到苏、黄虽皆好议论而又各有特色，即苏诗更见才学性情而黄诗更见文字功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