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字义疏证》与其形成过程
戴震早期的哲学思想与宋明理学（特别是程颢、张载）之学比较接近，但也根据考据学风做了一些修订。能够体现这个思想特征的文献有《法象论》《与是仲明论学书》《与姚孝廉姬传书》《与方希原书》《答郑丈用牧书》等。此外，戴震著有《经考》5卷、附录7卷，是早年治经的札记，不但在经学上支持程朱的立场，还经常引用程朱的言论说明自己的主张。
戴震中晚年的思想是在早期思想基础上形成的。这时期的著作主要以四部书及若干篇文章作为代表。四部书有《原善》3篇、《原善》3卷、《绪言》《孟子字义疏证》。还有若干篇文章，如《读易系辞论性》《读孟子论性》《与某书》《与段若膺论理书》《与段若膺书》《答彭进士允初书》等。
《绪言》与《孟子字义疏证》，可以看成是初本与定本的关系，但《绪言》与《孟子字义疏证》本身又各自经历了多次修订。1942年，四川省立图书馆出版的《图书集刊》创刊号，根据张海鹏（嘉庆时期藏书家）照旷阁抄本刊布出《孟子私淑录》。它是《绪言》的初稿，体例相近，字数比《绪言》少，论述上也不如《绪言》细密。因此，从写作体例与思想内容分析，戴震的这几部著作呈现出一个序列，即《孟子私淑录》→《绪言》→《孟子字义疏证》。
在义理上，戴震在中晚期与早期有显著不同。造成这种不同的重要契机，是戴震与惠栋的会面。与惠栋的交流，使戴震感慨良多，让他产生了新的想法，即破除义理与考据二分的方法，将考据彻底地化为义理。在与惠栋会面后若干年，戴震曾回顾：“然病夫六经微言，后人以歧趋而失之也。言者辄曰：‘有汉儒经学，有宋儒经学，一主于故训，一主于理义。’此诚震之大不解也者。夫所谓理义，苟可以舍经而空凭胸臆，将人人凿空得之，奚有于经学之云乎哉？惟空凭胸臆之卒无当于贤人圣人之理义，然后求之古经。求之古经而遗文垂绝，今古悬隔也，然后求之故训。故训明则古经明，古经明则贤人圣人之理义明，而我心之所同然者，乃因之而明。贤人圣人之理义非它，存乎典章制度者是也。松崖先生之为经也，欲学者事于汉经师之故训，以博稽三古典章制度，由是推求理义，确有据依。彼歧故训、理义二之，是故训非以明理义，而故训胡为？理义不存乎典章制度，势必流入异学曲说而不自知，其亦远乎先生之教矣。”（《题惠定宇先生授经图》）这段话写于1765年，时隔拜会惠栋（1757年）已八年之后。这段话阐述了戴震要将考据与义理合一的思想，戴震承认他受到惠栋的影响。
戴震中晚期的义理学可分两个阶段。大致说，中期以《原善》三篇与《原善》三卷本为代表，尚未明显与宋儒立异。晚期阶段，以《绪言》与《孟子字义疏证》为代表，明确要与宋儒立异，如戴震明确揭示理欲之辨，直接向宋儒发起挑战，当然这主要针对的是理学的末流。晚期作品观点明确，术语自成一套系统。最难解读的是中期的著作，其中杂糅着旧的宋明理学与新的考据义理。
总的看，戴震的义理学经历了早、中、晚三个发展阶段。在中期，戴震的义理已经基本独立。但在当时，这套义理仍是悬空的。义理学与经学仍然脱节，不能获得经学权威的充分支持。透过对“阴阳”范畴的分析，戴震才将他本人的义理与经学比较好地结合在起来。他这一发现的方法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通过文献学的细微差异，发现义理系统的截然不同。戴震对于自己的发现兴奋不已，自称“发狂打破了太极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