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颂》计五篇，为《那》《烈祖》《玄鸟》《长发》《殷武》等。
《商颂》的歌颂对象，为有娀、契、相土、汤、武丁等，是把商王朝历代祖先发迹、建国等事业均有所述，显然是追叙之词。不过这些作品究竟产生于何时?后代是有争执的。《诗序》称：“微子至于戴公，其间礼乐废坏，有正考父者得《商颂》十二篇于周之太师，以《那》为首。”这大约本之于《国语》。缘《国语》称：“正考父校商之名颂十二篇于周太师，以《那》为首。”不过《史记·宋世家》则称：“襄公之世，修行仁义，欲为盟主，其大夫正考父美之，故追道契、汤、高宗，殷所以兴，作《商颂》。”这里，前者是把《商颂》的“得”与“校”，定为戴公时期。作于何时，当更在前。后者则认为《商颂》作于襄公时期，相距有百余年。清代魏源在他的《商颂鲁韩发微》亦认为《商颂》“与《鲁颂》‘荆舒是惩’，皆侈召陵攘楚之伐，同时、同事、同词，故宋襄作颂，以美其父。”我们现在从殷墟发掘的甲骨文来看，尚未发现有与《商颂》类似的诗篇，说《商颂》作于殷代，自然是不可信的。至于正考父得或校的《商颂》十二篇，是否包括现存的《商颂》五篇，面目有无改变，因为十二篇现已不存，我们无从比较，只好暂时存疑。不过就现存的五篇《商颂》而言，就语言与诗风来看，皆与《鲁颂》相似，说《商颂》与《鲁颂》同时，该更为可靠些。不过是否为正考父作，戴公时之正考父与襄公时之正考父，一在西周幽王时期，一在东周襄王时期，相去有百余年，自非一人。两人关系如何，我们无从考定，当付缺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