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兰容若以自然之眼观物，以自然之舌言情。此由初入中原，未染汉人风气，故能真切如此。北宋以来，一人而已。

【校】

“自然之舌言情”手稿本作“自然之笔写情”。“北宋以来，一人而已”，手稿本无，而作“后此如《冰蚕词》，便无余味(此九字又自行删去)，同时朱、陈、王、顾诸家便有文胜则史之弊”。

这一则专门论清康熙朝满族词人纳兰性德(字容若)。樊志厚《人间词乙稿序》云：“至于国朝，而纳兰侍卫以天赋之才，崛起于方兴之族，其所为词，悲凉顽艳，独有得于意境之深，可谓豪杰之士，奋乎百世之下者矣。”值得与此则相参。清代词人唯纳兰性德博得王国维的高度评价。同时的陈维崧、朱彝尊、王士禛，后来的蒋春霖、项鸿祚等词人虽然都享有盛誉，但是在王国维眼中，都不足以与纳兰性德相提并论。

纳兰性德的确是清代词坛上的“天才”，特立独行，卓尔不群。清词坛盛行长调，纳兰词则小令占绝对多数;清代词人普遍学南宋，纳兰则学唐五代北宋;清词多追求绮丽雅致，纳兰则明白如话，天真自然。纳兰性德是性情中人，营救吴兆骞一事，就完全是出于他的真情至性，传为千古佳话。同样，纳兰性德的词，也是那颗真纯的、敏感的、年轻的心灵的如花绽放。

纳兰性德词风近于南唐五代，是后人的共同看法。郭麐《灵芬馆词话》说：“唯《饮水》一编，专学南唐五代，减字偷声，骎骎乎入《花间》之室。” (卷一)这只对了一半。说纳兰专学南唐五代是不错的，但纳兰与《花间》之秾艳绮错决不相似。陈其年说：“《饮水词》，哀感顽艳，得南唐二主之遗。”(冯金伯《词苑萃编》引)纳兰性德词风的确近似于南唐李璟、李煜二主。出身于贵族之家，身为大学士明珠之子，又任康熙帝侍卫，且是生活在日益隆盛的康熙朝，但纳兰却怀着与亡国之君李煜一样的情怀，这个朝气蓬勃的年轻生命却一再发出对人生命运问题的深邃叩问：“不道兴亡，命也岂人为?”(《南歌子》)“自古青蝇白璧，天已早安排就”(《霜天晓角》);“慧业从来偏命薄”(《湘灵鼓瑟》);“高才自古难通显”(《金缕曲》)。一个涉世未深的青年，心头承载着如此沉重的负担，穿越繁杂浮华的现实表面，而去思考关于人生意义的问题，难道是“天启”?王国维是运用叔本华的“天才”理论来认识纳兰性德的： 纳兰性德不必多阅世，他具有明亮的世界眼，是认识着的纯粹主体，是“普照世界的太阳”，因此能将“亿万过去的、现在的、未来的人们在由于永远重现而相同的境遇中曾遇到的、将感到的一切”通过“词”艺术地呈现出来。因此王国维在这里特别强调纳兰性德的“自然”，说他没有濡染汉人风气，还保存着一颗“赤子之心”。

“自然”，是古代文学评论的重要范畴，钟嵘《诗品序》提出“自然英旨”，李白所谓“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古风》)，形象地展现了自然美。词论中如陆辅之《词旨》说：“词不用雕刻，刻则伤气，务在自然。”应该如“莲子结成花自落”一样。李渔《窥词管见》说：“词语贵自然。”自然美与镂金错彩的雕饰、字斟句酌的锻造、锤心钻肾的冥搜都不相同，而是伫兴而就，遇物辄书，率真直寻。王国维这里说纳兰性德“以自然之眼观物，以自然之舌言情”，也就是能写真景物真感情的意思，其“自然”二字，既与传统诗词理论中的“自然”范畴一脉相承，也附着了康德、叔本华哲学的新意义，“自然之眼”、“自然之舌”，就是叔本华所谓的“认识着的纯粹主体，明亮的世界眼”，完全摆脱意志的劳役，撤销自己的主观偏见，而以纯粹的直观，直透宇宙人生的本相。顾贞观说：“容若词，一种凄婉处，令人不能卒读，人言愁我始欲愁。”正是说，纳兰性德词道出了人类普遍的悲哀。

但是，王国维说纳兰性德之所以是天才词人，是由于他“初入中原，未染汉人风气”，这是有片面性的。说纳兰性德未沾染词人习气，未被“文学上之习惯”扼杀天性，那是可以的;若说纳兰“未染汉人风气”，那怎么能将汉文学系统中的“词”写得如此高妙?且与事实也不相符。徐乾学《通议大夫一等侍卫进士纳兰君墓志铭》说：

自幼聪敏，读书一再过即不忘。善为诗，在童子已句出惊人。久之益工，得开元、大历间风格。尤喜为词，自唐、五代以来诸名家词皆有选本。……好观北宋之作，不喜南渡诸家，而清新秀隽，自然超逸，海内名家为词者皆归之。

纳兰性德的确具有诗人的天赋，但他的诗词成就与后天的读书、阅历还是有着必然的联系。特别是他“好观北宋之作，不喜南渡诸家”，这种取舍态度和他的词风之间是相对应的。据谢章铤《赌棋山庄词话》卷七所述，纳兰性德曾说：

《花间》之词如古玉器，贵重而不适用。宋词适用而少贵重。李后主兼有其美，更饶烟水迷离之致。

纳兰性德大约也是李后主一类的人物，故而能够异代同情，千古一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