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游词境，最为凄惋，至“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则变而凄厉矣。东坡赏其后二语，犹为皮相。

【校】

《二牖轩随录》选入此则。“犹为皮相”作“尤为皮相”。

“凄惋”，手稿本作“凄婉”。



秦观兼善诗、文、词，苏轼“于四学士中最善少游”(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下)，尤善于词，当时已盛传于歌伎侍儿之口。晁补之甚至说：“近世以来，作者皆不及秦少游，如‘斜阳外，寒鸦万点，流水绕孤村’，虽不识字人，亦知是天生好言语。”所谓“天生好语言”，就是李清照《词论》所谓的“少故实”。秦观词“专主情致”，即使是叙“艳情”也“将身世之感打并入”(周济《宋四家词选》)。特别是遭贬谪后，心境悲凉，情思凄怆。同样是遭贬，黄庭坚“学道休歇”殊坦夷，苏轼“英特迈往之气不受梦幻折困”，而秦观则甚为“凄怆”(释惠洪《冷斋夜话》)，所写之词完全是一颗受伤心灵的哀婉低吟。冯煦《蒿庵论词》说：



少游以绝尘之才，早与胜流，不可一世，而一谪南荒，遽丧灵宝。故所为词，寄慨身世，闲雅有情思，酒边花下，一往而深，而怨悱不乱，悄乎得《小雅》之遗，后主而后，一人而已。……他人之词，词才也;少游，词心也。



所谓“词心”，用王国维的话来说就是“真”。王国维格外欣赏“出于离人孽子征夫之口”的真感情、真景物(《文学小言》)，因而偏赏秦观词，品其词境“最凄惋”。秦观词风格“凄惋”是古人的共同看法，《蓼园词评》就曾用此二字评秦观词。

秦观贬谪郴州时写的《踏莎行》，尤为著名。据释惠洪《冷斋夜话》载：



东坡绝爱其尾两句，自书于扇，曰：“少游已矣，虽万人何赎!”



尾两句“郴江幸自绕郴山，为谁流下潇湘去”，是秦观就眼前之景而发兴，言外之意是我本退居乡间，以读书自乐，却为什么误入仕途、卷入政治漩涡，遭此厄运而不能重返乡国呢?据《宋史·秦观传》，徽宗初立，秦观被放还，客死于藤州(今广西藤县)。苏轼闻到噩耗时悲叹曰：“少游不幸死道路，哀哉!”由此我们可以推测苏轼爱秦观《踏莎行》之尾二句，是有原因的，一是对秦观惨遭贬谪、客死异乡的不幸的深切同情;其次有“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感慨，秦观词的尾二句，也道出苏轼自己对卷入政治风波的追悔，苏轼《石苍舒醉墨堂》：“人生识字忧患始，姓名粗记可以休。”苏轼晚年的悔恨心情是强烈的。其三，可能还蕴含着苏轼的愧疚，因为秦观仕途的坎坷不幸，毕竟是因为受苏轼的政治牵连而造成的。苏轼《答李方叔》云：“某自恨不以一死塞罪，坐累朋友。少游又安所获罪于天?遂断弃其命!”《答苏伯固》云：“某全躯得还，非天幸而何?但益痛少游无穷已也!”晚年的苏轼是怀着对秦观的深深愧疚的。就是因为这些原因，苏轼才于秦观《踏莎行》尾二句尤有会心。正如王士禛所说，这是“高山流水之悲，千载而下，令人腹痛”(《花草蒙拾》)。

但是，王国维专门就词本身进行品评，更欣赏“可堪孤馆”两句，他曾品赏这两句是“有我之境”，这里用“凄厉”两字概括其抒情的强度。“凄厉”和“凄婉”，虽然一字之别，但其差异是明显的。“凄”是抒写悲怨之情，寄寓身世感慨。这是秦观词的基本特征。“婉”是“意在含蓄，如花初胎，故少重笔”(周济《宋四家词选目录序论》)。秦观词中的意象一般不是那么硕大粗重，用的动态性词语也不是那么激烈有力，抒写情感也较少直露宣泄，而是融情于物，营造一种凄迷怅惘的情感氛围，令读者置身于其中而自然地受到濡染。这就是后人评论所谓“情韵兼胜”，也就是“凄惋”的风格。

而“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连续用“孤馆”、“春寒”、“杜鹃声”、“斜阳暮”几个具有浓厚悲凉感的意象叠加在一起，特别是“斜阳暮”，看似重复，却无以替换;再以“可堪”这个表达无可忍受的情绪的词语统领之，情感抒写得怨伤酸楚，镵刻入骨，这就是“凄厉”。“可堪孤馆”四字，在音节上也给人以“凄厉”之感。吴世昌在《诗与语音》中分析说：



“可堪孤馆”四字都是直硬的“k -”音，读一次喉头哽住一次，最后“馆”字刚口松一点，到“闭”字的“p -”又把声气给双唇堵住了一次，因为声气的哽苦难吐，读者的情绪自然给引得凄厉了。



王国维虽曾说过“词之为体，要眇宜修”，但是情至之言，自足感人。秦观此二句的“凄厉”是出于“真感情”、“真景物”，因此王国维格外欣赏，是可以理解的。此前还有徐釚，与王国维是同调的。徐釚《词苑丛谈》说：



东坡绝爱尾二句，余谓不如“杜鹃声里斜阳暮”，尤堪断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