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仁甫《秋夜梧桐雨》剧，沉雄悲壮，为元曲冠冕。然所作《天籁词》，粗浅之甚，不足为稼轩奴隶。创者易工，而因者难巧欤?抑人各有能有不能也?读者观欧、秦之诗远不如词，足透此中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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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稿本此则作： 白仁甫《秋夜梧桐雨》剧，奇思(本为“高情”)壮采，为元曲冠冕(“冠冕”本为“中第一等著作，不可多得也”)。然其词(本为《天籁词》)干枯质实， 但有(本为“得”)稼轩之貌而神理索然(本为“步武稼轩，仅得形似，竹垞比之玉田。余谓其浅薄正与玉田等耳。”作者乙去)曲家不能为词，犹词家之不能为诗然。读(本为“观”)永叔、少游诗，可悟。
白朴(字仁甫)的《梧桐雨》，是一部叙述在安史之乱背景下展开的唐玄宗和杨贵妃缠绵凄惨的爱情故事的历史剧。王国维称誉它“沉雄悲壮，为元曲之冠冕”，或许不无深意。白朴《梧桐雨》不同于传统中一般戏曲的“始于悲者终于欢，始于离者终于合，始于困者终于亨”的“乐天之色彩”(王国维《宋元戏曲史》)，是一部真正的悲剧。全剧以李隆基面对杨玉环“真容”的一番凄苦哀婉的抒情结束。唱词中如“空对井梧阴，不见倾城貌”;“本待闲散心追欢取乐，倒惹的感旧恨天荒地老”，等等，都是从具体的爱情悲剧事件，上升到表达盛世必衰落，真情难厮守，美好归凋零的幻灭感，上升到对人生的悲剧性本相的揭示，这是符合王国维悲观主义人生观的，是对人生之真理的揭示，因而被他誉为“元曲之冠冕”。
《天籁词》是白朴的词集。词至元代已呈颓势，因袭模仿，不能跳脱前人藩篱，创造生新。不过白朴词是元代词坛的上乘之作。《四库全书总目·〈天籁集〉提要》说：“朴词清隽婉逸，意惬韵谐，可与张炎、玉田词相匹。”白朴有一些抒写兴亡感慨的词作，如“长江不管兴亡，漫流尽英雄泪千行”(《沁园春》);“去去天荒地老，流水无情”(《夺锦标》);“新亭何苦流涕，兴废古今同”(《水调歌头》)等句，沉痛悲怨，然能放不能忍，粗豪有余，隽秀不足，故而王国维说“不足为稼轩奴隶”。
为什么白朴杂剧堪称元曲冠冕而词作“粗浅之甚”呢?王国维用疑问的句式给出两种解释：
一是“创者易工，而因者难巧”，这与他的“始盛终衰”文学史观是一致的。每一种文体在它童年时期都表现出旺盛的生命力，随着文人染指渐多，渐渐落入格套，难以自拔，生命力就衰微了。在王国维看来，杂剧的童年在元代，而词至南宋便已走下坡路了，元人之词只能在宋人的牢笼中冷淡生活。
二是“人各有能有不能”，即曹丕《典论·论文》所谓文各有体，“能之者偏也”的意思。这种文学史上普遍的法则，历代都有论列。李清照《词论》说：“王介甫(安石)、曾子固(巩)，文章似西汉;若作小歌词，则人必绝倒，不可读也。乃知别是一家，知之者少。”王国维这里列举欧阳修、秦观之诗远不如词，也是这种现象，像苏轼那样诗、词、文章兼善的通才，文学史上是很少的。
光绪庚戌九月脱稿于京师宣武城南寓庐，国维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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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句尾署，《国粹学报》本无，首见于朴社本，后《遗书》本亦有此署，“光绪”作“宣统”。至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校订本，“宣武城南”讹为“定武城南”，今人多沿其误。
庚戌，为1910年，已入宣统，王国维这里署“光绪”，显然是误记，故而《遗书》本改为“宣统庚戌”，然与实情亦不相符。《人间词话》最初发表时间是1908年，应该是“光绪戊申”。1914～1915年，王国维发表《二牖轩随录》时回忆说：“余于七八年前，偶书词话数十则”，推算起来，时间是相符的。至1925年给陈乃乾信说：“《人间词话》乃弟十四五年前之作”，十四五年前是1910年、1911年，显然此时王国维已经记不清定稿和最初发表的时间了(王国维给陈信说“弟亦无底稿”)。这一句尾署，应该是1925年朴社刊发单行本时王国维补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