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子谓:“梅圣俞诗不是平淡，而是枯槁。”余谓草窗、玉田之词亦然。
这条词话也是批评张炎、周密的词，批评的角度与“未刊稿”第三二条有所不同，前面是批评张、周二人的词无句，这一条是批评他们词境枯槁。
王国维也是先引用朱熹的话。朱熹原话是：“欧公大段推许梅圣俞所注《孙子》，看得来如何得似杜牧注底好，以此见欧公有不公处。或曰： ‘圣俞长于诗。’曰： 诗亦不得谓之好。或曰： ‘其诗亦平淡。’曰： 他不是平淡，乃是枯槁。”(《朱子语类》卷一百三十九)朱熹指出，欧阳修过分推许梅尧臣，不够公允。这不仅是指欧阳修对梅尧臣注《孙子》的成就抬得太高，不恰当，而且，他反驳梅尧臣“长于诗”、诗风“平淡”的说法，虽然没有指名道姓，其实也是针对欧阳修的。欧阳修曾写过一篇很有名的《梅圣俞诗集序》，文中流露对梅尧臣遭遇的深切同情，并高度评价他的诗歌，用“穷而后工”一语作为称赞。欧阳修又在《六一诗话》将梅尧臣诗歌的风格总结为，“覃思精微，以深远闲淡为意。”可见，上引《朱子语类》这段话都是针对欧阳修评梅尧臣而发的。朱熹表示，他不同意欧阳修意见，认为梅尧臣的诗歌不见得好，也谈不上平淡，只是枯槁而已。朱熹是一个有眼光的批评家，对文学发表了许多敏锐的意见，他批评梅尧臣的诗歌也有其一定依据，因为梅尧臣有的诗歌确实写得枯淡乃至枯槁。不过，平淡依然是梅尧臣诗歌显著的风格，如《东溪》：“野凫眠岸有闲意，老树著花无丑枝。”《鲁山山行》：“人家在何许，云外一声鸡。”都平淡而充满了美。所以，欧阳修对梅尧臣诗歌风格的总结大体是准确的。其实，朱熹自己也承认这点，他曾这样说：“然欧公诗自好，所以他喜梅圣俞诗，盖枯淡中有意思。”(《朱子语类》卷一百三十九)“枯淡”介乎于“平淡”与“枯槁”之间，它显然是不同于被用作贬义词的“枯槁”，而且朱熹自己又明明肯定梅尧臣能于“枯淡”风格中包蕴诗意，这与他前面的批评自相矛盾。应该说，他后面这段话更有道理，也更加有说服力。
王国维借用朱熹“枯槁”一语，用作对张炎、周密词的批评。“平淡”和“枯槁”都主要是与文采相对，指语言质实朴素。二者的区别在于，“平淡”是指“质”而能“绮”，“癯”而能“腴”的语言风格;“枯槁”则是片面的质直、瘦瘠、鄙野，缺乏丰足、悠远的内涵和韵致。如果用苏轼的话来形容，“外枯而中膏，似澹而实美”，这可以比喻为是“平淡”，而“中边皆枯”，无疑就是属于“枯槁”(《评韩柳诗》)。或者也可以说，春兰秋菊是“平淡”，衰草颓枝是“枯槁”。王国维欣赏“生香真色”般的词(见“未刊稿”第二四条)，“平淡”并不是他最肯定的风格，遑论“枯槁”。宋人张镃说：“凡文字，少小时须令气象峥嵘，彩色绚烂，渐老渐熟，乃造平淡。其实不是平淡，乃绚烂之极也。”(《仕学规范》卷三十二“作文”)这既说明了“平淡”与绚烂的区别，也说明了“平淡”与“枯槁”的区别。由此可知，“平淡”的主要特点是，老熟、高洁的内涵与朴实、淡雅的语言相统一。张炎、周密填词，虽然重视音律谐和，重视运用修辞手段，然而，他们的词作辞采稍嫌寂淡，有些甚至显得比较干涩，故王国维形容张炎词“玉老田荒”(“初刊稿”第五十条)，“荒老”即是“枯槁”的意思。
而且，王国维此处借用“枯槁”一词，似乎主要还不是着重从语言层面对张炎、周密的作品进行批评，而是偏重在词的内涵层面。在王国维看来，张炎、周密写的词大都感情苍白、含义淡薄，读后咀嚼不出什么味。他用“枯槁”批评他们的词，主要正是针对这一点。于是，“枯槁”就相当于“贫瘠”、“单薄”的同义语，它是偏重于指文学作品的含义和情愫，这与朱熹用“枯槁”批评梅尧臣诗歌主要指其语言成分，又不尽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