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之《三百篇》、《十九首》，词之五代、北宋，皆无题也。非无题也，诗词中之意，不能以题尽之也。自《花庵》、《草堂》每调立题，并古人无题之词亦为之作题。如观一幅佳山水，而即曰此某山某河，可乎?诗有题而诗亡，词有题而词亡。然中材之士，鲜能知此而自振拔者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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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稿本，“不能以题”作“不独能以题”。“如观一幅佳山水……可乎”，手稿本作“其可笑孰甚”。手稿本有数句：“诗词之题目，本为自然及人生。自古人误以为美刺投赠，题目既误，诗亦自不能佳，后人才不及古人，见古名大家亦有此等作，遂遗其独到之处，而专学此种，不复知诗之本意。于是，豪杰之士出，不得不变其体格，如《楚辞》、汉之五言诗、唐五代北宋之词皆是也。故此等文学皆无题。”作者自行勾乙。
诗词是先有题后有诗，还是先有诗后有题?这关涉到两种不同的创作机制。后代如奉和应制、赠答酬唱之类诗篇，一般是先有题后有诗，虽然未尝没有佳章，但多是“为文而造情”，相题而作，较多束缚。而早期的诗歌如《诗三百》、《古诗十九首》等，都是无题的，后代作诗通常的情况是诗成之后，始拟题目： 这类作品是“为情而造文”，是称情而言，伫兴而就的结果。
词是一种和乐的诗，因此须有词调。早期的词，调即是题，如《花间集》中，《女冠子》则咏女道士，《河渎神》则为送迎神曲，《虞美人》则咏虞姬。这就像最早的乐府诗，乐府诗所咏的内容与乐府诗题是一致的;后来渐渐分离，没有意义上的关联。北宋早期，有少数词于词调之外加上小题，如“感兴”、“春思”、“春景”、“留别”、“乙卯吴兴寒食”、“送刘仲原甫出守维扬”等，这些题目一般是交代时、地、对象，点醒意旨，是词作成之后加上的。至苏轼词，有的补上小序，简述作词的情境缘由等，内容与词本身绝不重复。至姜夔词，不仅有题有序，且序也加长了。周济《介存斋论词杂著》批评说：“白石好为小序，序即是词，词仍是序，反复再观，如同嚼蜡矣。” 至《花庵词选》和《草堂诗余》，则增入“闺情”、“闺思”、“四时景”等题，深为可憎。王国维这一则也是批评诗词相题而作。伟大的诗篇，是对人生实相的直观，揭示的是人类的普遍的感情，因此不应该设立题目，将读者的欣赏限制于一花一草、一物一事。
关于词“题”的问题，过去的词话中也曾有相关论述，如清人先著在《词洁发凡》中说：“苟情景融洽，则披文得貌，可探其蕴，亦不必一一有题。”后来，赵尊岳《珍重阁词话》也说：“作词贵将笔提空。若泥题为之，无论如何，必板必滞。”先著是从鉴赏角度说的，一首词作成以后，如果作者之意旨并非过于隐晦，读者可以“披文入情”的话，那么作者就不必要画蛇添足，补上题目;赵尊岳是从创作角度说的，词人创作应该是即物兴感，称情发兴，不应该预先设置题目，自缚手脚。他们所说的，都有其合理性，值得与王国维的“诗有题而诗亡，词有题而词亡”相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