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黄庭坚
崇宁三年十一月，余谪处宜州半岁矣。官司谓余不当居关城中，乃以是月甲戌抱被入宿子城南余所僦舍“喧寂斋”。虽上雨旁风，无有盖障，市声喧愦，人以为不堪其忧；余以为家本农耕，使不从进士，则田中庐舍如是，又可不堪其忧耶？既设卧榻，焚香而坐，与西邻屠牛之机相值。为资深书此卷，实用三钱买鸡毛笔书。
——《豫章黄先生文集》
〔注释〕 宜州：今广西壮族自治区宜州市。 子城：附于大城的子城，如内城及附郭的月城。 机：通几，几案。 资深：李定，字资深，扬州人。曾受学于王安石。
宜州在北宋时是个边远瘴疠之地，崇宁二年(1103)，有人指摘黄庭坚所作《承天院塔记》中有幸灾谤国之语，遂被朝廷贬往此地。他由鄂州(今湖北武昌)动身，历经潭、衡、永、全、桂诸州，于第二年夏天到达贬所，在此只安顿了半年，当局又下令将他逐出城关，命他搬到子城居住。对于作者来说，这种政治迫害，生活打击已不是第一次了，早在绍圣元年(1094)，他就因修《神宗实录》不实的罪名，被谪为涪州(今重庆涪陵区)别驾，黔州(今重庆彭水)安置，后来又因避亲嫌移住戎州(今四川宜宾)，过了将近六年的拘禁生活，至元符三年(1100)才得放还。然不到三年，又罹此厄运。这时，作者已是个年届六旬的垂暮老人了。十年之中，他遭受了两次大的人生挫折，可谓历尽宦海沉浮，人间沧桑。但在作者笔下，却没有流露出一丝一毫的悲戚颓唐之意。
他将自己的陋室蜗居名之为“喧寂斋”，取闹中取静之意。黄庭坚在给朋友的诗中有“寄寂喧閧间，此道有汲引”(《次韵子实题少章寄寂斋》)句，正好作为自己此时此境的写照。说明自己虽身居喧愦闹市，甚至与“屠牛之机相值”，却没有烦恼萦心，而能宁静以致远，淡泊以明志，显示自己在困苦环境下所保持的修养操守。正因为他有如此襟怀，才会在“上雨旁风，无有盖障”的陋室之中，处之泰然。“人以为不堪其忧”句出自《论语》，孔子曾称赞其弟子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作者在元祐间已与苏轼齐名，被称为“苏、黄”，享誉天下，但作者并不以虚名为累，投荒遭贬，身陷逆境，旁人为之惋惜同情，以为不堪其忧，而作为当事人的作者却显露了豁达开阔的心怀：“余以为家本农耕，便不从进士，则田中庐舍如是，又可不堪其忧耶？”此数语是全篇的熠熠闪光之处。作者的父亲黄庶虽是个小有名气的诗人，但祖上却是躬耕南亩的农民。他没有因为自己的才名而讳言自己平民的出身与清寒的家世。甚至将贬所的陋室比之家乡的庐舍，以为假使没有那一段进士为宦的沉浮遭遇，则岂不恍若重返故居么？所以，旁观者以为他不堪其忧，而作者却认为无所可忧。如此看来，作者的贬远投荒，身居寒舍，只不过是归本返真而已。而他六十年的人生之旅，也只是一场轮回，一切又回到原来的起点上。宜州的贬舍与江西的故居，对于四海为家，随缘任运、归本返朴的作者来说，简直是没有区别了。既然如此，对于眼下还其本来面目的处境，还有什么值得忧虑的呢？这样一种难能可贵的思想境界，并不是他一时的故作姿态。而是始终表里一贯的。和他同时代的人评：“山谷老人谪居戎、，而家书周谆，无一点悲忧愤嫉之气，视祸福宠辱，如浮云去来，何系欣戚。”(宋张守《毘陵集》卷十一)如果孔子再世，恐怕更要发出“贤哉、贤哉”的赞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