柔石一九二九年的中篇小说《二月》，以二十年代中期江南水乡芙蓉镇为背景，描写了一群游离于实际社会中心之外的青年知识分子的生活。这里有在“时局的混沌”中“忠心于教育事业”的教育救国主义者陶慕侃，有口称信仰三民主义却并不实行的方谋;有自诩“赞成资本主义”的阔少钱正兴;有标榜“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强烈要求个性解放的美丽女性陶岚。然而，还是另外一位外来者的形象最突出，他叫肖涧秋。他在回答方谋问他的“信仰”问题时，微笑地说： “信仰是有的，可是不能说出来，所以我还是个没有主义的人。”

肖涧秋的回答不会使人满意，但却是真实的。

“五四”落潮后，随着革命的深入和阶级斗争的尖锐，原先处于同一阵线的知识分子，进一步发生了分化：有的投身工农运动，有的走入反动营垒，还有的“彷徨中路”。五四运动的新思潮虽然曾经激荡过肖涧秋的心灵，但没有把他铸塑成一个真正的战士，他有一种如同泡沫一样被惊涛骇浪抛到岸上的狼狈，又似乎依然热望着生活的转机，憧憬着生活中美好的一切。于是无可奈何地跻身进“彷徨中路”的行列。

肖涧秋自幼父母双亡，由堂姊供养，上了浙江杭州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不料在临近毕业前一年，堂姊离世而去，他从此孑然一身，形单影只。毕业后的六年，在时代的鼓动下， “风萍浪迹，跑过中国底大部分的疆土”。他到过汉口，又到过广州，领略过光明之地的亢奋。近三年来都住在北京， “因他喜欢骆驼底昂然顾盼的姿态，听冬天尖厉的北方底怒号的风声，所以在北京算住的最久”。终因道路的坎坷，他感到厌倦了，于是应老同学陶慕侃之约南下来到芙蓉镇教书。他热切地企盼着在这块“世外桃源”寻得些清新和安静，借以休憩和抚慰自己那颗困顿孤寂的灵魂。刚到芙蓉镇，他对学校是“满意”的，对自己的工作以及学生们，也是满意的，希望从此可以做一些有益于“他人”、有益于“未来”的事情。命运似乎对肖涧秋竭尽作弄之能事，他万万没有想到，他在芙蓉镇的两个月经受的是另一番抑郁不已的苦楚。

在去芙蓉镇的船上，肖涧秋碰到处于困境中的年轻寡妇文嫂，亡夫竟是他师范学校的同学，后来参加广东革命军，在北伐打惠州时牺牲了，这使得肖涧秋精神相当不安;校长陶慕侃为了给他洗尘，接到家里吃晚饭，遇见了热情的姑娘陶岚，一见倾心，又搅动了他的心扉。到芙蓉镇的第一天，他就接触到两种模型不同女性感情的飞沫，作品劈面就将它的主人公推进感情的漩涡。肖涧秋在芙蓉镇的生活实际上主要是借着这两类感情的飞沫展示出来的，他一人紧紧地与两个悲剧性的故事纠缠在一起。这里显示着作家的结构技巧，鲁迅誉之为“工妙”。

文嫂一家贫病交加、生活难以为继的悲惨遭遇，引起肖涧秋的强烈同情，从物质到精神上给她以真诚的帮助和救济。但他的行为却为那个“交头接耳的社会”所不容：“开始是那班邻里的大人们私私议论，——惊骇挟讥笑的，继之，有几位妇人竟来到寡妇底前面，问长问短……最后，谣言飞到一班顽童底耳朵里，而那班顽童公然对采莲(文嫂女)骂起来。”面对着这腐朽、庸俗、充满着恶势力的芙蓉镇，肖涧秋原来的态度倒是“笑骂由人笑骂，我行我素而已”。“他快乐地跑到西村”，继续出入于寡妇之门，接济文嫂，接采莲上学。文嫂是感激肖涧秋的，尽管街头巷尾的恶言毒语如箭飞来，她将一切希望寄托在男孩子阿宝身上，以期日后由男孩来报答肖涧秋的恩德。谁知阿宝竟死了，文嫂就失去了生活的希望，于是走上了自杀的道路。肖涧秋本来似乎颇为勇敢坦白的精神也因此而轰毁。文嫂的自杀宣告了肖涧秋人道主义思想的彻底失败。在他的那个时代，同情和拯救社会弱者，而且以此作为自己追求的人生目标必然不会有像样的结果的。

肖涧秋是一个软弱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的软弱不仅表现在对文嫂的救助中，而且也表现在与陶岚的爱情纠葛中。他在与陶岚相识后，“被一位天真可爱而又极端美丽的姑娘，用爱丝来绕住”了。陶岚是一位美丽、热情、坦率的姑娘，是具有叛逆精神的女性，她反对旧社会“女子无才便是德”的传统观念，她希望冲出芙蓉镇这个狭小的笼子，强烈要求过自由的生活。肖涧秋丰富的人生阅历和对理想的追求给她带来了希望，她把肖涧秋当作自己的精神寄托之所。因此，陶岚在给肖的信中说： “决计一世不嫁——一世不嫁——陪着你，伴着你，我服侍你，以你献身给世的精神，我决愿做你一个助手。”当陶岚要肖涧秋把他的将来、家庭告诉她，把爱情之花双手捧给她的时候，肖涧秋的心激烈地跳动起来，似乎幸福挤进了他的心。但是，他同时又是矛盾的，在他看来，“这样的社会，这样的国家，家庭幸福是不愿得了” 他读着陶岚热情如火的情书，“微笑了一笑，又冥想了一冥想”，万般的无奈涌上心头。面对情敌钱正兴的攻击和恫吓，他更是犹豫了。看到匿名的打油诗后，委屈和愤慨之余，他“立刻脸转苍白，全身震动”，苦笑着对陶岚说： “我恐怕在这里住不长久了。”几乎同对待文嫂一样，他最终也退却了。肖涧秋在爱情上也和政治上一样处在“彷徨中路”的困境，这是其最主要的根源。

肖涧秋是一个游离于实际生活中心的时代落伍者。他虽然愤世疾俗，孤芳自赏，对穷人有同情心，对人事有正义感，但他所奉行的个人奋斗和人道主义，最后使他依然感受着一己的凄怆。他既不同于茅盾笔下的那些投身革命的“弄潮儿”，也不同于郁达夫作品中的消极退隐的“零余者”。鲁迅曾极为中肯地概括过：“浊浪在排岸，站在山冈上者和飞沫不相干，弄潮儿则于涛头且不在意，惟有衣履尚整，徘徊海滨的人，一溅水花，便觉得有所沾湿，狼狈起来。这从上述的两类人们看来，是都觉得诧异的。但我们书中的青年肖君，便正落在这境遇里。他极想有为，怀着热爱，而有所顾惜，过于矜持，终于连安住几年之处也不可得。他其实并不能成为一小齿轮，跟着大齿轮转动，他仅是外来的一粒石子，所以轧了几下，发几声响，便被挤到女佛山——上海去了。他幸而还坚硬，没有变成润泽齿轮的油。”

《二月》整篇的基调迷离凄清，作家仿佛用着类乎为友人伤逝的情思在写他的人物，郁勃的人道精神的回旋为人物复杂的心理活动和人物间微妙的关系增添了别致的伤感。作家的手法是写实的，作家多少狭小的倾向在人物和他活动的空间中流泻得相当清畅、忧婉。作家同时也是写景的高手，在他的画幅中隐含着人物的心理动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