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一九五九年的五幕历史剧《蔡文姬》给历史上的“文姬归汉”的事件灌注了新的生气，剧作家用“自己的心血和生命”塑造的蔡文姬，是一个才华横溢、襟怀壮阔的古代女诗人的形象。

蔡文姬归汉是贯穿全剧的中心情节。剧作家本是天才的浪漫诗人，他的狂放而沉郁的情感：使他笔下的蔡文姬几乎就像一座情感的火山，喷射着炽烈、耀目的岩浆。

蔡文姬，汉代硕儒蔡邕之女，幼年受过卓越的诗书薰陶，后却因战事流落匈奴，历经了半生的离合悲欢。她外表清丽端庄。内心饱经战乱的创伤。曹操浩荡的文治武功深刻地改变了她的命运。为扩张汉朝的威力，改善汉朝与匈奴之间的民族关系，曹操派特使抵达匈奴馈赠金璧无数，以赎回文姬，加强民族融和，并实现文姬继承父业，续撰《汉书》。汉使的到来，蔡文姬一阵狂喜，然而帷幕拉开时，她已有三天三夜被置身在“到底是回去，还是不回去”的复杂感情的漩涡中。远离故土十二载，对祖邦刻骨的思念和继承父业的远大志向，使她的心早已飞越茫茫戈壁到了中原，而在匈奴她与左贤王生下的一双子女却苦痛地啃啮着她那颗母亲的心。强硬地阻止她将儿女带回汉朝的左贤王，作为匈奴人同样有着对故土的一片诚挚的深情，同样对自己的骨血倾注着一片珍爱。正因为蔡文姬理解这一层，民族的感情与母子的感情双重交织成她当时两难的心理背景。对两个民族根本利益的敏感和体察，迫使她在两种同样都是神圣的感情中作出了冷静的富有政治远见的选择。她既是伟大的母亲，又有着政治和事业的热情，于是便在摆脱了“肝肠搅碎”、难以自拔的精神危机后，毅然地决定只身回归汉朝，重大义而弃私情，表现出女人难有的刚强性格。当然，她的决定是有所长远的挟持的，所以当周近用大汉族主义观念私下要挟左贤王——“若不把文姬送回汉朝，曹丞相的大兵要荡平匈奴”——时，在那种有伤两个民族情感的压力面前，蔡文姬当即表示：如果是造成民族分裂，那宁死不归。这种态度已超出一般妇人的常轨，俨然是政治家的判断，消释了全部个人感情的成份。蔡文姬的“去”和“留”，是一场心理戏剧，她的那份深沉的感情，那份卓识远见，反映了她性格中平民的和政治家的两种倾向，她的自我解脱的过程，突出了她虽重感情但又决不感情用事的性格光彩。

蔡文姬终于忍痛弃子，踏上归汉的前途。远涉千里，蔡文姬一行来到长安。在长安郊外她父亲墓畔，别夫离子的悲伤，对事业的向往，萦绕纷繁。时已夜静更深，她独自一人来到古墓前，仰天叹息，悲恸以至于昏厥，柔情寸肠的梦境越发使她伤情。她自行弹唱的《胡笳第十四拍》，如泣如诉，怨恨交集，瞻前顾后，矛盾重重， 敞开了一个私情难舍而又具有宏图大志的女子的心扉。恐怕是剧作家本人曾有过的别妇抛雏的经历，他对蔡文姬此时的体贴入微，加重了蔡文姬作为一个普通女子，为人女，为人妻，为人母的全部复杂的感情矛盾。因此，不是女主人公思想上的倒退，而是女主人公面临着常人情理中的严重考验。最后经董祀的批评、劝慰、勉励，蔡文姬又重振了“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的高尚情操，摆脱了私情的漩涡，给她原先博大的情怀和宏伟的抱负增添了熠熠异彩。

抵达邺下，蔡文姬遇上了珍惜人才的曹丞相，她如鱼得水， 无比兴奋。由于周近进谗言，董祀受谤，曹操一怒之下严责董祀服罪自裁，蔡文姬突然跌入冤屈之中。才涉急流，又历险滩。为了伸张正义，解救朋友，也为了帮助一位恩重如山的长辈及时纠偏，蔡文姬不畏曹操的威严，也不顾及任何嫌疑，更不拘泥于旧的诗书礼教，征尘未洗，便披发跣足主动拜见曹丞相，毫无遮掩地澄清了是非。直爽的陈述，侃侃的谈吐，从容的姿态，真诚的情谊，充分显示了她的坦荡胸怀和博学多才的诗人气质。董祀被解救了，对于制造事端的周近，她却不计私仇，恳请曹操从宽发落，实在是一片清明大度的精神世界。

剧作家在剧本最后，让蔡文姬写出诗篇《重睹芳华》，把这位女主人公性格推上更为坚强更为辉煌的峰巅， “生死鸳鸯，镜剑配合”的大团圆消释了女主人公往昔所有的悲愁酸辛——“春兰秋菊呵竞放奇葩，熏风永驻呵吹绿天涯”——在曹操文治武功的烛照下，蔡文姬新的生命诞生了。

蔡文姬归汉前后感情变化发展过程，是大喜大悲、大起大落、大开大合的冲突过程，蔡文姬形象也是在这回环往复的戏剧冲突中完成的。全剧以咏唱《胡笳十八拍》始，至咏唱《胡笳十八拍》终，随着剧情的发展和人物思想的变化，不时穿插出现，既成为全剧贯穿始终的一条线索，又使人物诗人的气质跃于纸上。尤其是长安郊外一幕， 《胡笳第十四拍》奔泻千里的感情，那凝结着血和泪的诗句，准确而贴切地体现了蔡文姬彼时彼地的悲愤凄惋的情怀。全剧结尾，《重睹芳华》在一片歌舞升平中，凸现出蔡文姬归汉后明朗坚毅的心境。

《蔡文姬》全剧的另一重要人物曹操，远非蔡文姬深厚动人。但是，他的伟大的功业，他的爱才若渴的胸怀提供了蔡文姬闪现性格、改变命运的重要时代契机。并且他在全剧中的表现，大有掩映蔡文姬光彩的功能。蔡文姬如同太阴，借着曹操这颗“太阳”，放射着璀璨的光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