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籍、寓言故事·宝瓶》原文与赏析

有人常供养天。其人贫穷，四方乞求供养，经十二年，求索富贵。人心既志，天愍此人，自现其身而问之曰：“汝求何等?”“我求富贵。欲令心之所愿，一切皆得。”天与一器，名曰： “德瓶”，而语之言： “君所愿者，悉从此瓶出。”其人得以随意所欲，无不得。得如意已，具作好舍，象、马、车乘，七宝具足。供给宾客，事事无乏。客问之言： “汝先贫穷，今日云何得如此富?”答言：“我得天瓶。天瓶中出此种种物，故富如是。”客言：“出瓶见视其所出物。”即为出瓶。瓶中引出种种诸物。其人骄逸，捉瓶起舞。执之不固，失手破瓶，一切诸物，俱时灭去。

此篇选自 《众经撰杂譬喻》，一作《众经撰杂譬喻经》，旧题 “《比丘道略集》，姚秦·鸠摩罗什译”，是一部从各种佛经中辑出的譬喻 (包括寓言) 选集。

这种譬喻选集的形式在 “十二部经” 中——佛经体例的十二种类别中属于 “譬喻”四部 (因缘、譬喻、本事、本生) 之一，是佛教文学的精华部分。除此而外，较有名的还有鲁迅早年出资刻印并著文介绍过的南齐·求那毗地译的《百喻经》，三国吴·康僧会译的 《旧杂譬喻经》晋·法矩、法立共译的 《法句譬喻经》及姚秦·竺佛念译的 《出曜经》等。这些经中的许多譬喻故事都曾在我国广为流传，在民间有较大的影响。

佛经的这种写作形式，在文学上的价值很高，表现了一种丰富的想象力，使人感到新鲜、生动。这些譬喻的故事被用来概括生活的深度和广度，具有较强的生命力，对以后的中国文学有较大的影响。而它们本身所产生的直接效果，一方面，由于本身的生动性，很符合了传教的需要; 再一方面，它们所表现的义经虽还有些浅俗粗糙，有时或者还不符合佛教义学的根本精神，但却易于被一般民众所接受。与那些佛教义学的繁琐抽象的思辩相比，自然拥有更多的读者。

佛教宣传 “修持得福”。修持有好多种，“乐善好施”为其一，更具体的，本文所说的供天祭神就是最通行的做法。修持能够得福，富贵寿考，甚至往生西方极乐净土。这很符合一般群众的心理，所以对神佛供养之风习在民间颇为盛行。但是，供天祭神，必专诚一心，否则终究前功尽弃。如本篇的主人公，开始能“人心既志”，所以得到了应有的“福报”，但是终为骄逸之心所挠，得意忘形，结果是瓶破物失，又一无所有。

整个故事所隐喻的思想是： 修持佛道，定要专心诚志，不能有一点 “贡高我慢”之心，否则难以如愿。若从更进一层的意思分析，仅为得富贵而供养天神是一种不彻底的修持方法，不足为取。佛教宣传“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有漏皆苦，涅槃寂静”，这是佛家的 “四法印”。其中的 “漏”就是烦恼。佛教认为众生不明白一切法缘生缘灭，无常无我的道理，而在无常的法上贪爱追求，在无我的法上执着为 “我”，或为 “我所有”，这叫做惑，惑使人烦恼。烦恼的种类很多。贪欲、嗔恨、痴愚是三毒。加上傲慢、犹疑、恶见为六根本烦恼。由于烦恼而造种种业。业就是行为、言语、思想的活动。烦恼和业引生未来或为天人，或为人，或为地狱、鬼、畜生的身心，于是又起烦恼，又造业，又生身心，这样的生死轮回，没有休歇。而生死轮回是苦的。以人生而论，生、老、病、死、与所爱者分离、与所怨者相聚、所求却不得，五取蕴等都是苦，所谓 “人生八苦”，而佛说世间有无量的苦。和 “有漏皆苦”相反的是“涅槃寂静”。涅槃是无漏，是苦果苦因的消灭。这是佛教所宣传的修行佛道者所要达到的最高境界——智慧福德圆满成就，永恒寂静无苦安乐。这就是 “离苦得乐”。

本篇主人公供天祭神的目的只是 “求索富贵”，这正是 “贪欲”的一种表现。一旦有富贵就又生骄逸之心。实际上根本不是真正修持佛法，而是在烦恼的圈子里愈陷愈深，所以，根本不可能得到真正的福报，更谈不上到达“涅槃寂静”的境界。这是作者真正的目的，对那些只为现实利益而修持，仍跳不出“三世轮回”者的一种绝妙的讽刺。

本篇所用的是记事体裁。它的主要风格是形象逼真生动。如写到主人公为求富贵，“四方乞求供养，经十二年”，那种非常虔诚祭神的样子已经出现在读者面前。而最后有了富贵，却又忍不住原来的骄逸之心，在此，作者只用了“捉瓶起舞”四个字，就把那人的那种得意忘形、忘乎所以活灵活现地呈现出来，与前恰是绝妙的对照。

佛典的叙事经常有想象奇妙、情节曲折的特色。佛典喜欢创造稀奇的境界，也善于创造稀奇的境界。佛典想象力的丰富是惊人的，它自由自在地驰骋，引导读者走入优美、富丽、新奇、幻化的世界。而佛典叙事的内容又常常是繁衍复沓的，曲折多变的，显得有情趣，有波澜，很能吸引人。但“宝瓶”一篇以及其它一些寓言小故事却与此不同，它的笔调是平实简练的。它通过“供养”、“得瓶”、“出瓶”、“瓶破”四件事的叙述，明白、准确、概括地道出了作者的意旨。这种平实、简练、朴实、通俗的风格对以后白话文学是有一定影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