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提要】

1955年的早春，在工业管理局任职的克格勃中层干部巴威尔·卢萨诺夫破例住进了苏联南方某加盟共和国一家州立医院的癌症楼。他和普通病人合住一个病房。面对绝症的威胁，卢萨诺夫不得不放弃养尊处优的生活方式和优越感，和大家一起忍受痛苦的煎熬。但他和另一患者，经过劳动营的改造、现为永久流放者的奥列格·科斯托格洛托夫格格不入，经常冲突，本能地感觉到彼此互相为敌。此时正当苏联政局发生动荡之时，斯大林主义开始受到清算，冤假错案重新审理，恢复名誉的工作也在进行中。卢萨诺夫惶惶不可终日，科斯托格洛托夫则满怀希冀，盼望着开始新的生活。经过几个疗程，卢萨诺夫脖颈处的肿瘤表面看来萎缩，实际已在淋巴系统扩散，医院放弃治疗，准其出院。同时科斯托格洛托夫基本康复，也离开医院，准备重归已成为家园的流放地。

【作品选录】

甘加尔特拿着注射器走到台前。注射器是寻常的，里边盛着透明的液体；可是针头不寻常： 它不是针，是一根管子，末端呈三角形。管子本身倒没有什么，只要人家不把它往你身上插。

“您的静脉可以看得很清楚，”薇拉·科尔尼里耶夫娜说，其实却掀动一撇眉毛在寻找。接着，她使劲把那可怕的针头插了进去，似乎可以听到皮肤破裂的声音。“好了。”

这里头还有很多事情不明白： 为什么用橡皮带绕在臂肘上端？为什么注射器里有水一样的液体？可以提出来问，也可以自己动动脑筋： 大概是不让空气冲进静脉，也不让血液冲进注射器。

其时针头还留在他的静脉里，止血带先是放松，然后解除，注射器被巧妙地拔去，护士把一个装置的尖端在小盘上面甩了几下，把最初的几滴血甩掉。甘加尔特就把这个尖端代替注射器接在针头上，用手按住，同时稍稍旋松上面的螺丝。

在那个装置中间稍大的玻璃管里，穿过透明的液体慢慢地一个接着一个升起透明的气泡。

随着气泡的上升，问题也接二连三地冒了出来： 为什么用这样宽的针头？为什么把血甩掉？这些气泡又说明什么？但只有傻瓜才会提出这么多问题，叫一百个聪明人也来不及回答。

如果要问，他倒想问别的事情。

房间里一切都洋溢着节日的气氛，尤其是天花板上那个淡淡的光影。

针头得插上很久。瓶子里血液的水平几乎看不出在降低。一点也看不出来。

“您还有事要我做吗，薇拉·科尔尼里耶夫娜？”日本姑娘模样的护士恭敬地问，同时注意听自己的声音。

“没有了，”甘加尔特轻轻答道。

“那我想出去一趟……半个小时，可以吗？”

“我没有事要您做了。”

姑娘几乎像逃跑似的顶着白色的冠冕奔出去。

屋里只剩下他们俩。

气泡缓慢地上升。但薇拉·科尔尼里耶夫娜碰了一下螺丝——气泡就不再升起来。连一个也没有。

“您把它关了？”

“是的。”

“为什么？”

“怎么，您又想知道啦？”她微微一笑。但这是带着鼓励意味的微笑。

换药室里十分安静。墙壁牢靠，门户厚实。只须用略高于耳语的声音说话，只须把话像呼气一样吐出去，全不费力。

“是啊，都怨这该死的脾性。老是想知道得超过允许知道的限度。”

“只要还想知道，那就不错了……”她说。她对于自己说出的话从来不是有口无心的。她的嘴唇以幅度极小的动作——左右两边不一样地扭曲，略略撅起或微微牵动——配合并阐发所要表达的意思。“输入最初的二十五西西以后，应当暂停较长时间，观察一下病人感觉如何。”她一只手仍按住衔接针头的尖端。她微微绽开笑容，和蔼而仔细地弯身俯视着奥列格的眼睛，问道：“您自己觉得怎么样？”

“眼前觉得挺好。”

“‘挺好’——是不是过分了？”

“不，的确挺好。比‘好’要好得多。”

“有没有恶寒的感觉，或者嘴里不是滋味？”

“没有。”

瓶子、针头和输血——这一切是一件把他们连接在一起的共同的工作，其对象好像是第三者，他们正在同心协力对他进行治疗，并且想把他治好。

“那么，除了眼前这个时候呢？”

“除了眼前这个时候？”在有合法的权利这样做的情况下，在无须把视线移开的情况下，像这样长时间四目对视真是太好了。“总的说来很糟糕。”

“糟在哪里？您说说……”

她怀着同情和忧虑问他，就像一个朋友。但得到的却是……当头一棒。奥列格感觉到她立刻就要挨这一棒。淡咖啡色的眼睛无论怎样充满柔情，这一棒还是逃不过。

“精神上糟透了。糟就糟在我意识到自己为生命付出的代价太高了，而且连您也参与其事对我进行欺骗。”

“我？”

当人们一眼不眨地四目对视的时候，眼睛会显示出一种完全陌生的特性，你会看到在目光一扫而过的时候发现不了的东西。眼睛仿佛失去了那层有色的保护膜，不说一句话也会把真情和盘托出，怎么也留不住。

“您怎么能这样苦苦地劝我相信打针是必要的？而且说我反正不能理解打这种针的作用。这有什么不能理解的？激素疗法有什么不能理解的？”

对毫无戒备的淡咖啡色眼睛搞这样的突然袭击当然不够光明磊落。但真的要问也只有这样一种问法。那双眼睛里有什么东西开始跳动，她完全惶惑了。

于是，甘加尔特医生——不，是薇加——把视线向旁边移开去。

就好像从战场上拉下尚未被彻底击溃的一个连。

她朝瓶子里看了一下——但有什么可看的，血不是被关住了吗？她看了一下气泡——但气泡也不上升。

她旋开螺丝。气泡升起来了。大概是时候了。

她摸摸那一条从装置垂向针头的橡皮管，像在帮助排除管子里的一切滞塞。她还往尖端下面垫一点棉花，不让管子有一点点弯曲。她还用一条橡皮膏把尖端贴在他手上，再把橡皮管穿过这只手的像钩子一般翘起的指头，这样管子就自行挺直。

现在薇加就不必再拿住橡皮管，不必站在他旁边，不必同他四目对视。

她脸色阴郁而严肃地调节了一下输血装置，使气泡冒得稍快，然后说：

“就这样，别动。”

说完，她走开了。

她没有走出房间，只是走出了他的眼睛这个镜头所及的画面。由于他不能动弹，他的视野里只剩下： 一只带仪器的架子、一瓶褐色的血液、亮闪闪的气泡、阳光灿烂的窗子顶端、每扇六格的窗子在毛玻璃灯罩上的倒影以及隐约可见一个淡淡的日影的整个天花板。

而薇加不见了。

但他问的话却落了空，像一件由于笨手笨脚没有传递好的东西。

所以她没有接住。

奥列格还得继续在这上头花费力气。

他仰视着天花板，慢条斯理地开始自言自语：

“既然我本来就已经失去了全部生活，既然我直到骨髓里都记得自己是个永久的囚犯、永久的罪人，既然命运不能为我提供任何较好的前景，而且还要有意识地、人为地扼杀我身上的这种能力——这样一条命何必去救它？何苦呢？”

薇加全都听见了，但她在镜头之外。也许这样更好，这样话比较容易说出口。

“我先是被剥夺了自己的生命，现在还要剥夺我……传种的权利。现在还有谁要我这样一个废物中的废物？我还能派什么用场？……供人怜悯？……接受施舍？……”

薇加不做声。

天花板上的日影不知为什么偶尔会颤动几下，好像边缘收缩拢来，或者一道皱纹从上面掠过，仿佛它也百思不得其解。过后它又不动了。

透明的气泡冒得正欢。瓶子里血的水平逐渐降低。已经输去四分之一。这是一个女人——伊丽娜·亚罗斯拉夫策娃——的血。是姑娘？还是老太婆？大学生？还是小贩？

“施舍……”

突然，薇拉——尽管仍在镜头以外——说话了。她简直不是反驳，而是在什么地方憋得全身都快气炸了：

“这不是事实！……难道您真的这样想吗？我不相信这是您的想法！……不妨扪心自问！这不是您自己的思想，这是您从旁的地方捡来的！”

他从来没有听到过她这样激烈地说话。他决没有料到，她感情受到伤害时会这样愤懑地说话。

她把自己的话头骤然打断，不做声了。

“那么该怎样想呢？”奥列格试图小心地把她引出来。

我的天，多静啊！连气泡在密封的小瓶子里生灭的轻微声息都清晰可闻。

她实在难于启齿。她拼命想越过这一道鸿沟，但是力不从心，语不成声。

“总有人不这样想的！哪怕只是极少数，但终究不这样想！要是全都这样想，那还有什么人可以相处？活着又有什么意思？……那还活得下去吗？！……”

这最后一句话她又是不顾一切地喊出来的——她终于越过了鸿沟。这一声喊等于她使出全部力气在奥列格背上击一猛掌，为的是把他懒得动弹的笨重身躯推向那唯一可以得救的彼岸。

于是，就像由顽童用葵花秆做的投石器(作用等于加长胳膊)射出的一颗石子，甚至像由战争最后一年那种长筒炮射出的一发炮弹(先是呜的一声呼啸而过，接着在高空中噗哧噗哧直响)，奥列格腾空跃起，按一条疯狂的抛物线飞行，挣脱强记的束缚，丢开捡来的一切，越过自己一生的第一片沙漠、第二片沙漠，飞到一个阔别多年的地方。

那是保留在童年回忆中的地方！他一时竟认不出来。但是刚眨巴了一下还有点模糊的眼睛认出来以后，他就感到羞愧难当： 这点道理当年他还是个毛孩子的时候已经懂得。可现在不是由他告诉薇拉，而是由薇拉作为一大发现首先告诉他。

回忆中还有一件事情好像与此遥相呼应，必须赶快把它想起来，快！他想起了！

他很快就回忆起来，但说起来却不慌不忙，有条有理：

“有一个姓弗里德兰的性病医生，他写的书在二十年代曾经轰动我国。当时认为让群众和青年开开眼界很有好处。这像是宣传卫生常识，谈的都是一些最不便谈的问题。

“总的说来，这大概是必要的，这比保持假道学式的沉默好得多。有一本书名叫《在关着的房门里边》，还有一本叫做《爱的苦恼》。您……读过这些书没有？至少，做了医生以后……有没有读过？”

气泡每隔相当长时间才发出噗的一声。也许还有呼吸的声音从镜头画面以外传来。

“我承认，我很早就读了，大概才十二岁。当然瞒着大人偷偷地读。读了以后感到震惊，但也感到空虚。反正……简直不想活了……”

“我读过，”忽然，一个毫无表情的声音回答他。

“是吗，您也读过？”奥列格高兴地说。他说“您也读过？”这句话的口气，仿佛现在仍是他首次涉及这个问题。“面对这样彻底的、逻辑性很强的、无可辩驳的唯物主义，试问……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其中作了精确的统计，用百分比表示多少女人什么也感受不到，多少女人感到狂喜。有些病史表明，女人为了……探索自己，怎样从一个范畴转到另一个范畴……”在不断回忆起新的内容的同时，他倒抽了一口气，好像撞痛或烫痛了什么地方。“作者无情地断言，夫妇关系中任何心理因素都是第二性的，他认为一切所谓‘性格不合’的现象都可以用生理学来解释。您大概还都记得。您是什么时候读的？”

她没有回答。

不应该追问。大概，这些话他已经说得太粗鄙、太直率。他实在不懂得跟女人谈话的诀窍。

天花板上一块淡淡的日影忽然起了涟漪，不知从哪里闪起一些亮晶晶的银色点子，开始频频浮动。根据这一片浮动的涟漪，根据这些微乎其微的波纹，奥列格终于明白，天花板上那团高高的、神秘的星云，只不过是窗外墙脚下一潭积水的反照，一个寻常的水洼的映象。风一吹，水面起了微波。

薇加默不作声。

“请您原谅！”奥列格表示歉意。他觉得向她道歉是件愉快的、甚至甜蜜的事情。“我恐怕没有把我的意思表达好……”他尝试着向她扭过头去，但还是看不见她。“要知道，这将毁掉世上所有的人情味。要是成为这种观念的俘虏，要是接受这一套理论，那……”现在他高兴地回到自己原来的信念，并且正努力说服——她！

薇加回来了！她进入了画面，脸上根本没有刚才他似乎听到的绝望和激愤，只有跟平时一样和善的笑意。

“我也希望您不要接受。而且我相信您是不会接受的。”

她甚至容光焕发。

这不是他的童年伙伴吗？不是和他同学的小女孩吗？他怎么不认识她啦？

他很想说一句非常友好、非常亲昵的话，例如“把你的小手伸出来！”之类。很想跟她握握手，说：“今天谈得很投机，真是太好了！”

但他的右手插着针头。

真想直呼其名——薇加！或者——薇拉！

但是不可能。

而瓶子里的血已降低一半。前几天，它还在别人的体内流动，那个人有自己的性格、自己的思想；可是现正向他体内注入红褐色的健康。此外它果真什么也没有带来吗？

他注视着薇加的一双手忙个不停，看她把肘下的小枕头垫平些，把尖端下面的棉花塞紧些，手指头在橡皮管上来回抚摩，把输血架子可以移动的上半部分连同瓶子稍稍抬高些。

他不光是想握一握这只手，他甚至想吻一吻这只手。

尽管这同他所说的自相矛盾。

她走出医院时喜气洋洋，一边抿嘴轻轻哼着只有自己听得见的调子。她穿一件浅灰色的夹大衣，已经不登靴子，因为街上都干了。她觉得浑身轻松，两条腿尤其轻快，走路毫不费劲，哪怕贯穿全城也没有问题。

傍晚同白天一样阳光灿烂，虽然已有些转凉，但是春意盎然。挤进闷得要命的公共汽车里去太冤了。今天她只想步行。

于是就徒步走去。

他们这座城里没有比开花的杏树更美的了。她忽然心血来潮，一定要赶在春天来临之前看到开花的杏树，哪怕能看到一棵也好，试试运气如何，只要向某处的篱笆后面或土墙里边远远地看上一眼，它那空濛的粉红色花朵不可能同任何别的花木混淆。

但毕竟还没有到那个时候。树木刚才开始由灰转青，现在正是树上不是毫无绿意、但灰色还显然占着优势的当儿。如果看到某一座土墙里边有一小块顶住城市砖石的围攻保存下来的园地，那里除了刚翻耕的棕红色干土还是光秃秃的。

时令还早。

平时，薇拉乘上公共汽车之前，好像老是匆匆忙忙。可是坐在弹簧已坏的座位上或踮着脚抓住吊环的时候，却总是这样想：“我什么也不想做，整整一个晚上什么也不想做。”理性上明知不该如此，晚上的时间却总是胡乱打发过去，第二天早晨再乘公共汽车赶去上班。

今天她不慌不忙地徒步走着，可是心里什么都想做！许多事情一下子都冒了出来： 要做家务，要跑商店，还要做衣服、上图书馆，或者做其他愉快的事情——这些事儿谁也没有禁止或妨碍她做，然而迄今为止她不知为什么总是竭力加以回避。现在她每一件都想做，甚至想一下子做好！但是，她偏偏不急于乘车回去赶紧做这些事情，一件也不急于做，反而慢慢腾腾地走着。皮鞋在干燥的沥青路上每跨一步，对于她都是一种享受。

她从几家还没有打烊的商店门前经过，却不拐进任何一家去买她需要吃的或用的东西。她从好些海报前面走过，却一张也不看，尽管按她现在的心情正想看看它们的内容。

她就这样走着，走了很久。全部乐趣都在步行之中。

她脸上时而浮起笑容。

她想看开花的杏树，可是看不见，时令尚早。

昨天是三八妇女节，可是她悒悒不乐，似遭鄙弃。今天是工作日，情绪却如此轻松愉快。

今天之所以有节日的心情，是因为她感觉到自己对了。她蕴藏在心底的那些论点尽管自己坚信不移，却遭到嘲笑，得不到承认，而她还悬在这不绝如缕的一根线上，——如今发现却原来这是一条钢丝绳，它的可靠性竟得到这样曾经沧海、多疑而倔强的一个人的承认，而且这个人自己也毫不犹豫地愿意攀住它。

他们就像在人心叵测的无底深渊上空坐在高架铁缆车里滑行，互相都能充分信任。

这简直使她欣喜若狂！尽管她知道自己精神正常、并非疯癫，但这还不够，还需要听别人说你精神正常、并非疯癫！她只想对他表示谢忱，谢谢他说了这样的话，谢谢他作如是想，谢谢他历经颠沛还能保持这样一颗灵魂。

这番谢忱他完全当之无愧，而目前需要做的是向他解释，就激素疗法的事向他说明情况。他摈弃了弗里德兰，但也摈弃激素疗法。这里头存在着逻辑上的矛盾。自然，病人无须负逻辑责任，医生却要对逻辑负责。

这里头存在矛盾也罢，不存在矛盾也罢——反正必须说服他接受这种疗法！不能听任这个人被肿瘤抓回去！她的激情之火愈烧愈旺： 必须说服他，必须拗过他，非把这个病人治好不可！但要磨破唇舌说服这样一个嘴凶而固执的人，首先必须充分自信。可是在遭到他的指责时，她自己猛然想起，他们医院里采用激素疗法的依据是全苏联的一项统一指示，它以广泛的肿瘤类别为对象，论点也相当笼统。现在她不记得有哪一篇专题学术论文论述激素疗法具体对遏制精原细胞瘤有效，而这类文章可能不止一篇，还有外国的。要证明这一点，必须把这些文献全部读遍。过去她读过的实在不多……

但现在！现在她什么都要做！现在她一定要去读。

科斯托格洛托夫有一次不客气地对她说，他看不出他那个用药草治病的巫医哪点不如医生，并说医学未必能像数学一般拿出精确的数据。当时薇拉几乎生气了。但事后一想，这话也有一部分道理。在用爱克斯光破坏细胞的时候，他们是否知道——哪怕只是约略地知道——遭到破坏的正常细胞占多少百分比，反常细胞又占多少？这比巫医不称分量而用手掬晒干的草根究竟可靠多少呢？再看另一个例子： 人们纷纷用青霉素治病，都说青霉素有效；可是医学界有谁真正解释清楚： 青霉素的效力究竟何在？这难道不也是一本糊涂账？……必须经常注意医学杂志上发表的文章，多读，多想！这要花多少时间哪！

但今后她什么都有时间去做！

她不知不觉已到了自己家门前的院子里——真快！她登上几级梯阶，跨进栏杆上挂满地毯、门毡的公用长廊，穿过有不少凹坑的水泥地，兴冲冲地用钥匙打开整套公寓合用的门(门上的保护层有些地方已告剥落)，沿着幽暗的走廊前进……

(荣如德　译)

【赏析】

世界上有的东西是超出了文学家高妙的笔触之外的，例如死亡，因为一般情况下无法体验，真正体验到的却再也不可能拿起笔，把一切告诉活着的人。当然，尽可以在想象中描写死亡，但那缺乏真切感。癌症的情况与之类似。作为绝症，患者基本上已经与死神为邻，死亡时时刻刻在窥伺着他们，康复的可能性较小，治疗过程中经历着巨大的肉体磨难和精神痛苦，恐怕也未必有闲情逸致把所有这些形诸笔墨。但索尔仁尼琴凭着自己身患癌症而死里逃生的亲身经历，通过长篇小说《癌病房》，艺术地再现了常人难以亲历的那一幕。

8年的劳改营生活严重损害了索尔仁尼琴的健康，1953年刑满释放后，他又被流放到苏联的加盟共和国哈萨克斯坦。在流放地他患上了癌症。当地不仅没有条件治疗，而且他申请到外地就医的报告也拖了好几个月才获批准。他就靠一些草药同病魔抗争，当他终于支撑着病躯来到乌兹别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首都塔什干时，几乎已奄奄一息。经过3个月的激素与深度X光治疗后，他才基本康复出院。应该说这本身就是生命的奇迹，否则1956年从流放生涯中获释和次年的“恢复名誉”，对他来说都不会有任何意义。同时也正是这段住院的经历，为他以后写作这部小说提供了灵感与素材。

《癌病房》在索尔仁尼琴的成名作《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发表后的第二年即1963年就开始动笔。写成后曾得到莫斯科作家协会的肯定，但在国内仍无法找到刊登的地方，最终于1968年和另一部描写克格勃监狱的小说《第一圈》在国外发表。这一事件，加上此前他在致第四届全苏作家代表大会的公开信中，要求取消文艺作品的检查制和保护作家免受非法迫害，在文艺界引起了风波，导致他在1969年底被开除出作家协会。由于这个原因，评论界通常都只注意和强调小说中揭露大清洗对普通平民的迫害和劳改营生活的“非人道”方面。但其实，小说描写的主题远比这开阔和深刻。

癌病房里，病人和医生共同面对病魔与死神的威胁，为捍卫生命的存在而努力；癌病房外，1955年的二三月间，苏联政坛如同整个大自然，解冻之风正在吹起，融化了冰雪层积已久的专制的严寒。小说就在这样内外映衬的双重背景中展开。病房或医院等于一个小社会，或等于一个透视整个社会的窗口，通过癌病房，我们看到了当时苏联边远地区医疗条件的落后： 病房拥挤，药品不全，治疗方法单一，医护人员普遍责任心不强和缺乏敬业精神，医院把无希望的患者推出门外(这样既可以避免治愈率太低，又可以不计入死亡病人)，等等。我们也看到了整个社会物质生活水平的低下和管理的僵化： 商店货物供应不足，买什么东西都得碰机会，还要排队，小商小贩遭到严令禁止，官僚特权阶层则享受着远高于普通百姓的优越生活。同时，除了当地少数民族外，癌病房里来自不同社会阶层和不同年龄段的患者及医生与护士们，几乎每个人都程度不同地受到过“大清洗”的影响，或者是他们本人，或者是他们的父母或亲属，从而造成了一段往往不堪回首的人生经历。但所有这些，均是作为文本的织体而出现在小说里的。贯穿其中的主旋律，是关于“人靠什么活着”的思索。

这个问题在小说开始后不久，借助于患者叶甫列姆阅读的书，由大作家列夫·托尔斯泰在作品中提出，再由叶甫列姆摆到了众患者的面前。面临着死神的微笑，在人生即将走到尽头之际，这个问题对每个人而言，都在刹那间变得分外尖锐。叶甫列姆是个壮健的中年汉子，凭着魁伟的身躯和充沛的体力挣钱和博取女人的欢心，从不认为自己前面有什么界限，对这样的问题当然茫然不知。他问大家，大家的回答也五花八门，有说靠工资和给养的，有说靠空气、水和食物的，也有说靠技术或靠家乡的，更有年轻姑娘说靠爱情的，不一而足。

作者看样子并不打算给出一个独一无二的肯定答案，而是通过每人的答案展现不同的精神世界。翻开小说就出现在读者眼前的重要人物——在工业管理局负责人事档案的克格勃干部巴威尔·卢萨诺夫，无疑是加以揭示的主要对象。本来他因为颈部大得已妨碍日常活动的肿瘤而吓得六神无主，病情稍微稳定即无限恋生，唯恐抛下好不容易博取到的优厚生活及未来的前程撒手而去，也因为鄙视其他病人的平民身份，当众人在讨论“人靠什么活着”时，他一直置身事外，只顾啃手中的鸡腿，被叶甫列姆追问时，才回答说：“人生的动力是思想信仰和社会利益。”这个答案明显空洞而虚伪。所谓“思想信仰”即是克格勃组织灌输给他的一套——紧跟上面的脸色和眼神办事；所谓“社会利益”其实是个人利益的代名词，卢萨诺夫在许多场合整人都出自个人私利，包括为夺取邻居的房产而诬告人。更可笑的是，他根本没读过托尔斯泰的书，只读过列宁有关的论著，就对托尔斯泰主张“人靠博爱活着”大发雷霆，肆意谩骂。难怪他对当时苏联政坛的变革也惶惶不可终日，天天从报纸的夹缝里寻觅蛛丝马迹，尤其听说他当年整肃的干部已恢复名誉，更加寝食不安。最后他的癌症转移到整个淋巴系统，还懵里懵懂回到了自己阔绰的家里。

和巴威尔·卢萨诺夫形成强烈对比的是小说的主人公奥列格·科斯托格洛托夫，在他身上多多少少有作者自我的影子。他刚刚三十多岁，但已久经沧桑。卫国战争结束，他告别了7年的军营生活，上了大学，但就在一年级时因和几个男女同学议论政治，希望改变现状，被打成有组织的反革命活动。经历了7年劳改营的非人生活后，他被判处“永久流放”，那比“终身流放”还要严重，意味着死后也不准回到故乡。侵袭他身躯的癌症又因未得到及时治疗而十分严重，由于手续不全，他是靠耍赖的办法才住进癌病房的。但艰难和不公平的遭遇没有摧垮他生活的勇气，他懂得运用各种手段来维护自己应得的权利。他既没有在死神面前轻易屈服，也不轻信医生的处置和治疗。对于所有的事情他都要问个为什么，对命运、社会和人的尊严也都有自己的理解。他和巴威尔·卢萨诺夫不仅在政治信条上尖锐对立，而且在人生的信念上也格格不入，经常发生面对面的冲突。他的直率、尖锐和不依不饶经常搞得医生、护士及其他病人下不了台，但他的真诚和坦率也赢得了大家的好感。几个星期后他的健康状况就奇迹般地好转了，而且还开始憧憬与追求这一生中从未品尝过的爱情，尤其和女医生薇拉·甘加尔特灵犀相通，产生了隐秘的感情。

节选部分就是描写两人由误解到相知的重要章节，同时反映了他们对“人靠什么活着”的理解。薇拉·甘加尔特是医院中少有的医术高明、态度和善、工作负责的主治医生，对癌病房的每一个患者都那样体贴关怀、和蔼可亲。她本人是日耳曼族，战争爆发后因有亲德嫌疑，和同为日耳曼族的同胞被强行遣送到了边远地区。父母已双亡，恋人在战争中牺牲，至今三十出头还是单身。当她逐渐了解到科斯托格洛托夫的不幸身世，并从他粗暴的外表下发现了一颗正直的心后，便由一般的责任感转变为特殊的关心。有关科斯托格洛托夫的治疗，她经常亲自动手，这次输血也不例外。科斯托格洛托夫对甘加尔特医生也有好感，不仅为她对病人永远不变的温和的微笑，也为她特殊的女性气质。输血过程开始后两人相当默契，但科斯托格洛托夫心中有挥之不去的阴影，那是因为激素疗法致使病人在康复的同时也可能丧失性功能，这就完全背离了科斯托格洛托夫向往和追求男女爱情的意愿，所以他开门见山地指责女医生不把真相告诉他，欺骗了他。甘加尔特起初感觉委屈，不想回应，走出了他的视线，但终于在沉默中爆发，告诉他： 人与人必须相互信任，否则就无法活下去。

接下来的交谈表明科斯托格洛托夫内心深处的想法其实同她一样，都认为男女之间感情远比性关系关键。这一发现让甘加尔特恢复了平静和愉快，而且内心狂喜不已，因为她感觉到自己在困境中坚持的人生信念得到了肯定和验证。多年来，她心底的这些论点在舆论上和世俗生活中饱受嘲笑和否定，“如今发现却原来这是一条钢丝绳，它的可靠性竟得到这样曾经沧海、多疑而倔强的一个人的承认，而且这个人自己也毫不犹豫地愿意攀住它。”从这一刻开始，她对以后的工作和生活都充满了前所未有的信心。

毫无疑问，两人的这点默契，是对“人靠什么活着”的问题的又一解答。作者并无意去写什么病院的艳遇，双方彼此隐秘的好感以后并无进一步结果，仅仅是萍水相聚、忽遇忽分的一段因缘。小说着意要表现的，是在极其普通平凡的人身上那种“很难被摧毁的、非常崇高的东西”，也即另一患者、图书管理员舒路宾所说的“宇宙精神”的“小块碎片”。也正是这种精神，支持着伟大的苏联各族人民度过历史上最困难的岁月。科斯托格洛托夫和甘加尔特的心灵默契，应该说就属于这种“宇宙精神”的“小块碎片”之间的共振与谐合。

节选部分主要是一个输血场景。技术性的细节和人物的冲突在其中交错展开，写得一波三折。叙述的视角是科斯托格洛托夫的，他的心理活动，直接地由简要的内心独白交代出来，而甘加尔特医生的情绪变化，则间接地通过他的所见所闻来描述。这样主次有别，条理相当清晰。然后女医生下班路上大段的心理活动，既有内心的思绪，也有外部的动作，更有象征的应用。期待中的那一抹早春的空濛的杏花，显然代表着甘加尔特心灵深处最美好的珍藏。作者技巧娴熟，挥洒自如，张弛有度，充分体现了写实的文学手法的高度成就。有的评论家曾断言，索尔仁尼琴的盛名主要得力于特定形势下作品里的政治色彩。相信只要读过索尔仁尼琴的小说的人，是不会接受这一片面观点的。事实上，他也是俄罗斯现实主义文学优秀传统的最好继承者之一。

(张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