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

……艺术品真多……世界已容不下……必须把它们挂在房间外面……有多少书……多少小册子啊……谁能把它们读完呢？……倘若它们可以吃的话……如果在一只烹调美味的锅里把它做成凉拌菜，撒上辣椒粉，加上调味品……但是已经没有办法了……它们已经堆到我们的头顶上去了……世界已被海潮淹没……雷弗迪对我说：“我已通知邮局，不要再给我寄书了。我不能翻阅它们。我没有地方存放它们。它们都堆到墙顶了，我害怕发生灾难，它们会倒下来砸在我头上。”……大家都知道艾略特……在成为画家、在导演戏剧、在撰写闪闪发光的批评文章以前，他读我的诗……我不沾沾自喜……谁也不如他理解得好……直到有一天他开始对我读他自己的诗，我却自私地提出抗议说：“不要对我读，不要对我读。”……我把自己关在了浴室里。但是艾略特仍然隔着门对我读他的诗……我觉得很痛苦……苏格兰诗人弗雷泽当时在场……他斥责我说：“你怎么这样对待艾略特？”……我回答说：“我不愿意失去我的这位读者。是我培育了他，他甚至了解我的诗歌的皱纹……他很聪明……他会作画……会写随笔……但是我希望留住这位读者，挽留住他，像一棵外国的花草一样浇灌他……你理解我的心思，弗雷泽。”……因为说实话，如果这样下去的话，诗人就只能为别的诗人发表诗歌了……每个人就将取出自己的荣誉证章装到别人的口袋里去了……他的诗……他将把它放在别人的盘子里……有一天克维多把它放在了一位国王的餐巾下……是的，这是值得的……或者在大白天，把诗歌放在广场上……或者让书毁坏，在众多的人手中化为碎片……但是这种诗人为诗人发表诗歌的现象不能诱惑我，不能刺激我，不能激励我，只能让我隐藏在大自然中，面对一块岩石和一片海浪，远远地离开出版社和印刷用纸……诗歌已经丧失了同远方的读者的联系……应该重新得到他……应该在黑暗中前进，找到男人的心，找到女人的眼睛，找到街道上的陌生人——在黄昏的某个时刻或布满星斗的深夜，他们需要诗，哪怕是一句——。这种意外的拜访对走过的一切路、读过的一切东西、学会的一切事情来说是值得的……我们必须深入到我们不认识的人们中间，以便让他们突然把我们丢在街道、沙滩、同一片树林里凋落千年的枯叶中的东西捡起来……他们亲切把我们做的那种东西捡起来……只有到那时我们才真正成为诗人……诗歌将生活在那种东西上。

和语言生活在一起

我生于1904年。1921年有一本收录了我的一首诗的诗集出版。1923年，我的第一本书《黄昏》问世。1973年我在写这些回忆。从那个激动人心的时刻到现在已经过去了50个年头。那时，一个诗人听到了一个活泼、骚动、像任何一个刚降生的孩子一样渴望引人注意的印刷新生儿的第一声啼哭声。

如果同语言的亲密关系不能成为机体的一部分，一个人是不能终生同语言一起生活、纵向望着它、探察它、窥探它的毛发和肚腹的。我同西班牙语的关系便是如此。口头语言具有其他的特点；书面语言有其出乎意料的长度。语言的使用就像人的衣服或人的皮肤；将它的袖子、补丁、排汗、血迹或汗迹展示给作家。这就是风格。我经历了被法国文化革命搅得翻天覆地的时代。那场革命总是吸引着我，但是在某种程度上说它对我并不像我穿的衣服那么合适。智利诗人维多夫罗以自己的生活与表达方式改写法国的流行诗歌并负责加以介绍，他的做法令人佩服。有时我觉得他超过了他效法的诗人。在很大程度这很像鲁文·达里奥对西班牙诗歌的闯入。但是鲁文·达里奥是一头吼叫的大象，他打碎了西班牙语一个时代的全部玻璃，好让世界的空气进入它的领域。结果，世界的空气进去了。

在美洲人和西班牙人之间，语言曾几度把我们隔开。不过，尤其是语言的体系被分成了两部分。贡哥拉那种凝固的美不适合我们这个区域。如果不怪里怪气，如果没有贡哥拉的丰富性，就没有西班牙诗歌，也没有最新的诗。我们美洲的地层多是碎石、碎熔岩和血色的黏土，我们不善于雕琢玻璃制品，使浮夸风格的玻璃器皿发出中空的声响。《马丁·菲耶罗》的一滴酒或加布列拉·米斯特拉尔的一滴浑浊的蜜都会把它们粘在原处： 它们像别处产的大花瓶一样死板地摆在客厅里。

塞万提斯出现后，西班牙语发出了灿烂的金光，获得了宫廷般的高贵地位，抛弃了从贡萨洛·德·贝塞奥和阿西普雷斯特那里带来的野蛮力量，抛弃了依然在克维多笔下燃烧的生殖的热情。在英国、法国和意大利也是如此。乔叟和拉伯雷的无节制的语言风格受到了阉割。浮夸风格的彼特拉克使祖母绿和钻石发出夺目的光辉，但是高远的源泉却开始枯竭了。

这个源泉与整个人、他的宽度、他的丰富性和他的奔放有关。

至少这是我的问题，尽管我没有这样提出过。如果说我的诗有某种意义的话，就是那种空间的、无限的、不满足于在一个房间里的倾向。我的界限必须由我自己来超越，我没有把它划在一种遥远的文化框架里。我必须是我自己，我要努力扩展自己，就像我出生的那块土地一样。在这条路上，本大陆的另一位诗人帮助了我。我指的是惠特曼，我的曼哈顿的朋友。

短诗与长诗

作为一个积极的诗人，我同自己的沉思进行了斗争。所以，现实与主观之间的论争是在我自己的头脑中解决的。我不试图劝告任何人，但是我的经验对别人是有帮助的。我们先看看结果吧。

很自然，我的诗既要接受崇高的批评文章的评论，也要遭受诽谤文章的责难。这就发生了争论。对于受到争论的那些诗作，我没有发言权，但是我有投票权。对于精粹的批评来说，我的票就是我的书，我的全部诗作。对含有敌意的诽谤文章来说，我也有投票权。这张票也是由我的持续不断的创作构成的。

我说的这些话如果诸位觉得是虚荣心作怪的话，你们是对的。在我来说，这种虚荣心是怀着不可消除的爱心多年从事一种职业的手艺人的虚荣心。

不过，有一件事我是感到欣慰的，这就是至少在我的祖国我使得人们对诗人的工作、对诗人的职业尊重了。

在我开始写诗的那个时期，诗人有两种类型。一部分诗人是高贵的老爷，他们依仗金钱让人尊敬，金钱以合法的或不合法的重要性帮助他们，另一类诗人是诗歌的流浪战士、酒馆里的巨人、着迷的疯子、忍受折磨的梦游症患者。不能忘记，还有那些像被铁链锁着的苦役犯一样被绑在公务机关的板凳上的作家的处境。他们的梦想几乎总是被窒息在堆积如山的文件和对上司与尴尬处境的可怕担心中。

我投身生活时比亚当还赤身裸体，但是我决心保持我的诗的完美。这种不屈不挠的态度不但对我有用处，而且也使那些大傻瓜不再狂笑。后来，那些傻瓜中有良心和良知者便像好人一样面对我的诗唤起的美好东西屈服了。心肠邪恶者对我也感到害怕了。

大写的诗就这样受到了尊重。不只是诗，诗人也受到了尊敬。所有的诗和所有的诗人。

我意识到了这项为公民服务的工作。这份荣誉我没有让任何人夺走，因为我愿意像一枚勋章一样戴着它。其他的问题可以讨论，但是我讲的这一切是毋庸置疑的历史。

诗人的顽固敌人会抛出许多徒劳无益的论据。我年轻的时候，他们管我叫饿鬼。现在他们又仇视我，让人们相信我是一个权贵，有巨额的财富。还说，即使我没有那么多财富但是也渴望有，好让他们感到不快。

还有一些人计算了我写的诗的行数，证明我把它们划分成了小诗节，或把它们过分地拉长了。这样做没有任何关系，一个诗人可以写短些的诗或长些的诗，瘦些的诗或胖些的诗，黄些的诗或红些的诗。写什么样的诗，是诗人自己的事，他可以用他的呼吸和血液、他的才智和无知来确定，因为这一切都是诗歌面包的组成部分。

诗人不是现实主义者就会完结。但是仅仅是现实主义者也会完结。诗人仅仅是没有理性的人，只会得到他自己和他的爱人的理解。这是非常可悲的。诗人仅仅是有理性的人，他甚至会得到驴子的理解。这也是非常可悲的。对这些方程式来说，数字没写在黑板上，不存在上帝或魔鬼授意的成分，而是这两种极其重要的人在诗歌内部进行着斗争，在这种斗争中不管这个胜了还是那个胜了，但是诗歌不会被打败。

显然，诗人的工作被人滥用了。出现了那么多男性和女性的新诗人，我们很快觉得大家都成了诗人，读者却不见了。我们必须骑着大象穿过沙漠或乘着宇宙飞船飞遍天空去寻找他们。

人的深切爱好是诗，礼拜仪式、圣诗，以及宗教的内容，都来自于诗。诗人敢于面对自然现象；为了维护诗人的天职，在最初的年代诗人被称为牧师。因此在现代，为了保卫他的诗，诗人接受了街道和群众授予他的称呼。今天的民间诗人仍然是拥有最古老的神职的诗人。从前他向黑暗让步，现在他应该表现光明。

(朱景冬　译)

注释：

雷弗迪(1889—1960)： 法国诗人，超现实主义先驱。

克维多(1580—1645)： 西班牙作家、诗人。

贡哥拉(1561—1627)： 西班牙诗人，诗风夸饰。

贡·德·贝塞奥(1195？—1264？)： 西班牙诗人。

阿西普雷斯特(1283？—1350)： 西班牙诗人。

乔叟(约1340—1400)： 英国作家。

拉伯雷(1483或1494—1553)： 法国作家。

彼特拉克(1304—1374)： 意大利诗人，此指他的矫饰诗风。

【赏析】

什么是诗？什么是诗人？智利诗人聂鲁达在上面节选的这段随笔中，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深邃的凝思，从中我们可以看到身为一个诗人的梦想与艰辛。

作者首先针对自己面临的困境，对诗歌的处境进行了思考。开篇作者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文字向我们大量涌来的世界，铺天盖地的文章迎面扑来，书籍堆积如山，耳边回响着各种各样的诗句。作者不乏风趣地说希望将他们拌上佐料，统统吃掉。作者厌恶了这样的生活，也许这也是每一个现代人所面临的同样的困惑。我们生活在一个由文字构成的世界，在这里，文字失去了原有的生机与灵动，这个世界里每一句呐喊都会出现诸多的回响，而同样每一声呐喊也都终究是他人的回响。生命的甘泉似乎再也无法浇灌出艺术的奇葩，因为他们已经被这干巴巴的文字外壳所包围。于是，作者选择逃亡，选择回避，选择把艾略特拒之门外，他想在诗歌中看到那最初的感动，找到那茫茫黑夜中男人的心和女人的眼睛。生活在这喧嚣的都市里，在终日的劳碌过后，在黄昏的某个时刻或星光满天的深夜，仰望苍穹，也许我们的心也同样会告诉我们，“我们需要诗，哪怕只有一句”。

在文章的第二部分，作者漫谈了自己与语言终身为伴的生活。语言已经与作者融为了有机的整体，作者的语言与自己一同摸爬滚打，而其中的每一个印记都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面对着西班牙语文学的那些先辈，作者在思考着自己的坐标。是他们书写了西班牙语的历史，而今作者将要用这种语言来书写自己的历史。而作者将不禁锢于这文化的框架，他在自身的超越中，也在书写着历史。

文章的最后一个部分，作者由诗谈到了诗人。什么才是真正的诗人？提及诗人，在那个年代，便会让人想起纨绔子弟、贵族老爷；抑或酒馆里的巨人和梦游症患者。《长诗与短诗》，这耐人寻味的题目，似乎昭示了在那个偏执的时代人们将诗句当成面包来切割，人们甘心情愿地相信诗歌走向了堕落，只有如作者这样，抱着一颗赤子之心的真正的诗人们，还在进行着声嘶力竭的呐喊，在向我们诠释着什么才是“大写的诗”。诗人是我们的牧者，他放牧着我们的心灵，在文章的最后，作者想起了那古老的行吟诗人，和他们那璀璨的荣耀。在历史的长河中，这份荣耀伴随着一代又一代的诗人走过，代代相传，因为只有他们会将人们沉睡的心灵唤醒，去发现那灵魂深处的感动。

这篇短文文笔沉稳而酣畅，在沉思中蕴藏着理想与激情，堪为诗人对自己事业的一个完美注脚。

(于　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