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末的一天，烟雨迷蒙，我从耶路撒冷家中通往希伯伦的那条大路拐下来，进入了德黑沙难民营。这里居住着一万二千巴勒斯坦人，人口密度之大在世界上亦属领先；一座座房子拥在一起，每个大家庭的住房扩充开去，四周盖起样子难看的水泥建筑、房间和壁龛，锈铁梁如青筋蔓延，像分开的手指伸展出去。

在德黑沙，饮用水均为井水。唯一的活水是沿住宅间小路流淌的雨水和污水。很快，我便不肯在水坑间小心行路；因为这里有某种东西很荒唐——近乎不公平——那就是在星星点点的污秽面前，竟保留下如此精妙的造物。

每座住宅旁——是个小院。院子很小，用波纹铝皮围起来，非常干净。里面放着个盛满天然泉水的大坛子，坛子上盖着布。但是这里的每个人都会毫不迟疑地告诉你，故乡村庄的泉水更加甘甜。

“在艾因·阿兹拉伯，”她叹了口气(她叫哈迪加，年纪相当大了)，“我们的水那么干净，有利于健康，有个快死的人把身子浸在水里，满满地喝了几口水，冲洗身子，病一下子全好了。”她把头一歪，审视的目光将我看穿，嘲弄道：“哦，你对这事是怎么想的？”

我发现——颇具几分困惑，我承认——老太太让我想到了祖母，想到了她讲的关于波兰的故事，她从波兰被驱逐出去。想到她讲的那里的河流，那里的果实。岁月在她们的脸上留下了同样的烙印，留下含着智慧嘲讽及对无论远近亲疏者所持有的极大怀疑。

“我们在那里有一块地。有个葡萄园。现在你瞧瞧我们在这里有个如此繁花盛开的花园。”她朝小院子挥了挥布满皱纹的褐色的手。

“但是我们造了一个花园，”她的儿媳喃喃地说，这是位颇具躁动不安的吉卜赛野性美的女子，“我们用铁皮罐头盒建了一个花园。”她朝用煤渣砖砌成的围栏顶上点点头，几个泡菜罐头盒上开出鲜红的天竺葵，数量特别地多，仿佛是从某种遥远的果实和创造资源中汲取到了生命。

奇怪的生活。既是双重的又是分裂的。在难民营中同我说过话的每一个人——几乎生来——都被训练过这种双重生活： 他们待在这里，确实是在这里，由于贫困以某种残酷的力量强加进冷静，但是他们也在那里。也就是说，待在我们当中。在村庄，在城市。我问一个5岁的小男孩是哪儿人，他立即回答我说，“雅法”。那儿如今是特拉维夫的一部分。“你见过雅法吗？”“没有，但是我爷爷见过。”他爸爸显然是出生在此地，但是他的爷爷却来自雅法。“雅法，漂亮吗？”“漂亮。有果园、葡萄园和大海。”

再向前走，开始下坡，我碰见一个年轻姑娘坐在水泥墙上，读一本配插图的杂志。你是哪里人？她是洛德人，离本-古里安国际机场不远，40年前那里是一座阿拉伯小镇。她16岁。她咯咯笑着，给我讲述洛德有多么漂亮。讲述洛德的房屋像宫殿那么恢弘。“每个房间都铺有手绘地毯。土地神奇，天总是湛蓝湛蓝的。”

我回想起耶胡达·哈列维笔下那充满依依深情的诗句，“你沙土的味道——在我口中比蜂蜜还要纯美”，回想起朝“总是装点如春”的土地歌唱的比亚利克，分离将心中所挚爱的东西美化得如此神奇，在德黑沙贫瘠灰暗的水泥世界中，聆听充满抒情气息优美动听的词句，聆听用比日常生活中还要典雅、辞采华美，但程式固定、酷似祷文和誓词的语言道出的话：“那里的西红柿又红又大，我们的一切都来自土地，土地赐予我们，赐予我们很多很多。”该是怎样地奇特啊。

“你到洛德那地方去过吗？”“当然没去过。”“你难道不好奇要到那里去看看？”“只有当我们回去时才看。”

其他的人也是这么来答复我。众所周知，巴勒斯坦人，正在采用古代犹太人的流亡战略，自己走出历史的舞台。他们闭上双眼面对严峻的现实，顽固地使劲儿压住眼睑，臆造出自己的“希望之乡”。“明年抵达耶路撒冷。”拉脱维亚、克拉科夫、萨那的犹太人这样说，其意义是他们不愿意妥协。因为他们不期望有任何真正的改变。一个没有东西可以失却的人能够索要一切。在他的耶路撒冷变得真实起来之前，他不会做任何事去接近它。这里也同样是一遍又一遍的绝对索取： 索取一切。那布卢斯、希伯伦、雅法、耶路撒冷。与此同时，什么都没有索取。与此同时，在精神和肉体上均将其抛却。与此同时，是一场梦幻，一场虚空。

那全是“波里提卡”，巴勒斯坦人说。即使那些能够发出“政治”一词中“坡”音的人也要说“波里提卡”，表示某种藐视，个中含有某种自我嘲讽的味道；“波里提卡”，意思是说整个游戏在我们的头顶上操作，我们却束手一旁，在所有的占领之下压制了我们几十年，将我们从生活和行动力量中逐出，把我们化为尘土，那全是“波里提卡”，土耳其人和英国人，还有那侯赛因……而今突然又成了巴勒斯坦人的保护者，还有那些以色列人，由于在汽车上两个恐怖主义者杀了人就想要推翻政府，他们以一位严谨得无可挑剔的法学家那深思熟虑的残忍，改变了我们的法律，颁布了1 200条新法，剥夺了我们的土地，剥夺了我们的传统，剥夺了我们的荣誉，在这里有我们建造了某种伟大的启蒙监狱，那时他们真正所想的就是我们会从这所监狱中逃跑，接着他们就会永远不让我们回去——他们用我们完全无法理解的狂妄的狡诈，用绳索将我们束缚住，我们则像牵线木偶一样为他们舞蹈。

“那全是波里提卡。”那个女人充满讽刺地笑着，令我隐约想起我的祖母，隐约想起《第二十二条军规》中那个狡猾、苍老、粗俗的意大利人，那个对骄傲的美国人内塔利解释为什么美国人最终会战败，意大利人也打不赢但会生存下来的人。一位智者曾说过：“占领区内的阿拉伯人能够调动起来反对我们的最强有力的武器就是毫不改变。”的确，当你走过德黑沙难民营时，仿佛感觉到那种观念已不知不觉在这里深入下来，沁入老百姓的心田，化作一种力量；藐视： 我们不会有什么改变，我们不会想方设法去改善我们的生活。我们像浇铸进水泥中的一则咒语停留在你们面前。

她突然想起：“在那边，在艾因·阿兹拉伯村子里，我们点起麦秸烤面包。这儿却不行。因为在这儿我们没有牲口，也没有牲口饲料。”她沉默了下来，抱住肩膀。额头一阵阵紧锁，惊愕地抽搐着，皱巴巴的褐色手指不自觉地来回揉搓。

其他地方也发生着各种各样的事。并非此时。是在另一个所在。在辉煌的过去或是翘首渴望的将来。最当务之急的事情在这里是不存在的。不知怎么，人们意识到这里的人自愿变作以前另一个所在中那个真正自己的对应物。变成手中只持有等待力这唯一财产的人。

而我呢，身为一个犹太人，深深地了解这点。

“当一个人从他的土地上被放逐之后，”一美国犹太作家曾对拉马拉的巴勒斯坦作家拉吉阿·希哈德说，“他开始用象征的方法想象那块土地，就像一个需要创作色情作品的人。我们犹太人也成了经验丰富的色情作品作者，我们对这片土地的渴望被编织成无尽的象征。”作家谈的是数百年前的犹太人，但是当我去往德黑沙时，以色列议会正就“朱迪亚”和“撒玛利亚”之名的象征意蕴展开激烈的争论，议员盖乌拉·科恩要求只将此名作为唯一的合法称号，“西岸”和“占领地”等所有变更过来的术语不得使用。“朱迪亚”和“撒玛利亚”的确显得颇为意味深长，富有象征色彩，对我们当中的许多人来说这一术语激活了某种令人愉悦的历史映象，某种抵达过去深层次之中那使人心满意足的战栗，在那里同样卷起对巴珊、吉拉德、霍兰等其他沉睡字眼的思念涟漪，这些地方以前属古代大以色列所有，而今成了叙利亚和约旦的一部分。

现如今，在加沙地带居住着50万巴勒斯坦难民。约旦河西岸40万(我们这里只谈难民，不谈以色列统治下的整个阿拉伯人口)。约旦85万。黎巴嫩25万。叙利亚也大约有25万。总共有225万巴勒斯坦难民。即使以色列统治下的难民问题得到了解决，他们那些分布在阿拉伯各国的生存在可怕状况下的100多万兄弟的痛苦也依然存在。正因为此，在非常了解此问题的人们当中，这种绝望之情才如此之深切。正因为此，难民们才允许自己变得耽于梦幻。

作家兼法律家拉吉阿·希哈德承认，年轻时代的他也是一名自然风光的色情作品作者。他听过有关雅法与沿海平原的许多故事和传说，是雅法与沿海平原风光的色情作品作者。现在当他徒步旅行到拉马拉旁边的小山上，突然有那么一瞬间会忘却自我，尽情享受和大地的契合，百里香气息扑鼻，他目不转睛地盯着一棵橄榄树——随即明白自己正在看着一棵橄榄树，眼前的橄榄树变了形，变成一个象征，象征着斗争和失落。“几乎就在同一个瞬间橄榄树从我身边偷偷移走，”希哈德说，“以前立有橄榄树的地方，是一片虚空，充满了痛苦与愤怒。”

虚空。数十年一直充满仇恨的一无所有。

还有一次，我在纳布卢斯碰到的A。N。对我说：“我当然恨你们。也许开始时我并不恨，只是害怕。后来，我开始仇恨。”30岁的A。N。是巴拉塔难民营的居民。当被发现犯有参加巴勒斯坦解放人民战线罪之后，他蹲了10年大牢(在阿什克隆和纳福哈监狱)。(“我确实没参加行动。他们只是教我怎样射击。”)“坐牢之前，我甚至不知道我是巴勒斯坦人。他们在那里教我知道了我是谁。现在我有了自己的观点。别相信对你们说巴勒斯坦人并不真恨你们的那些人。你们要理解： 普通巴勒斯坦老百姓并不是法西斯，不是那种仇恨他人的人，但是你们以及你们所统治下的生活迫使他们去仇恨。就拿我来说吧。你们夺走了我10年的生命。你们在1968年把我父亲驱逐了。他什么也没有干。甚至连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支持者也不是。也许甚至还是个反对派。你们想把对事情持有见解的人统统撵走。所以我们在这里完全没有了领袖。甚至对你们来说微不足道的领袖也没有了。我母亲呢，6年啦，你们都不让她去看望我父亲。还有我，出狱后，你们不让我盖房子，不让我离开这个地方去游览约旦，什么也不让干。他们不住地重复： 看看我们给你们带来如此的进步。你们忘了20年间一切都进步了。整个世界大踏步前进。不错，你们对我们有些帮助，但你们不愿把最重要的东西交给我们。不错，我们有了一点点进步，但是看看你们自己在这段时间里进步有多么多。我们远远落在了后面，要是你们调查一下，大概会发现，相对说来，我们甚至比1967年还要贫困。”(生活水平可由人均消费和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来衡量。我随《约旦河西岸数据报告》的作者麦罗安·本温尼斯特博士一起调查了详情。按照他的研究，约旦河西岸人均消费估计相当于以色列的百分之三十；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是以色列的四分之一。)

“后来，”这个巴拉塔的小伙子接着说，他表情拘谨，却流露出冷静无声的愠怒，“后来你们来了，说在约旦人的管辖下不好。也许是这么回事。但是约旦人拿走的只是我们的民族身份，而你们什么全拿。民族身份，以及我们这些害怕你们、依靠你们维持生计的每个个人的身份，你们什么全拿。你们把我们变成了行尸走肉。而我呢，我还剩下什么？只剩下对你们的恨和政治思想。你们带来的另一个弊端是，这里的每个人，甚至最普通的农民，都被你们变成了政治家。”

在德黑沙，我和三个妇女一起喝茶。听女人讲述那些最尖锐的事情。男人比较害怕蹲监牢，害怕威胁恫吓。是女人在示威中一马当先，是女人呼唤呐喊，在电视台的摄像机前大声道出满腹的苦楚。皮肤黝黑、五官轮廓分明的女人，受苦遭罪的女人啊。哈迪加75岁，思维敏锐，瘦长的身子很健康。“安拉，伊克哈里克。”我对她说愿神与你同在，她自嘲地、咧开空空的牙床微微一笑，说道：“去他那里又是什么样子呢？”她向我解释说，人就像一根麦秸，一变黄就弯曲了。

她在这套标准的难民住房中住了有40年。房子由联合国福利救济署建造，墙壁和屋门上依旧能够发现联合国的标记。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的难民营，均由联合国福利救济署任命的一位负责人掌管。他在福利救济署与居民之间起中间人的作用。他本人以前是难民，住在难民营当中。他有权分配食品，分配福利款项，授予在难民营的居住权，推荐学生进大学读书。

这套房子有两个小房间，没有自来水。通常停电。今天外面下着雨，房间里几乎是一片漆黑。哈迪加和姐姐坐在一个草垫子上，检查难民营中的医生给姐姐开的药。姐姐患有气喘病。工作在难民营中的教师和医生一般来自外面，来自附近的城市。清洁、卫生、建筑这些极其简单的工作全由巴勒斯坦人承担。我现在所呆的这套房子里住有5个人。我们喝茶的这间房子里有个柜，柜上放着一只小箱子。箱子半开着。好像在等着让人搬走。几把木椅做工粗糙，架子上放着蔬菜。一个年轻的女人，神色有些紧张，拿来橘子和一把水果刀。在这儿的每所房子里所看到的另一件家具是家庭主妇用的嫁妆箱子，由南欧紫荆的柔软树干做成。女人在这里保存着自己的嫁妆、床单、结婚礼服，大概还有孩提时代的奢侈品。玩具，漂亮手绢——毕竟，她结婚时不过是个小姑娘。

“要是今天有人给你1德南土地，那地方挺不错的，光线很好，是在野外，你愿不愿意？”

“那是，那是，”她笑了，“当然愿意，但只有在我们自己的土地上。在那里。”

她也像个政治家，像多年来给她带来如此厄运的那些人，慷慨陈词地讲述此话。她至少有权利这么做。我努力回想，巴勒斯坦领袖们有多少次错过为自己获取家园的机会： 1936年有一次划分提议，第二次提议是1947年，也许还有其他机会。他们——盲目地——一一予以否决。我们默默地喝着茶。男人们出去做工。墙上有两颗钉子。用作挂衣钩。其中一颗钉子上挂着阿拉伯人头巾上的黑色束带。

任何在“占领区”服过兵役的人都知道，这样的房间在夜晚会是怎样一种情形。任何一个参加过夜间搜查、宵禁、捉拿嫌疑犯的人都会记得。狂暴地闯进一个与眼前这个相像的房间，里面有几个人正睡觉，很拥挤，空气不流通，臭烘烘的，三四个人共盖一条扎人的羊毛毯子，睡觉时还穿着工作服，好像随时准备从床上爬起，照吩咐去往任何地方。他们在混乱中惊醒，手电筒的光刺得他们睁不开眼，孩子们号啕大哭，有时一对夫妻正在做爱，士兵们将房子团团围住，有的士兵——在难民区的小路上跋涉后鞋上沾满泥巴——走过睡得暖烘烘的毛毯，有的则嗵嗵嗵地走上铁皮屋顶。

我凝视着空空的水泥墙、发热的油灯、地上卷起的毛毯，老女人追随着我的目光。她突然一下子大发雷霆：“我们像吉卜赛人，是吧？我们很可怜，对吧？哈？我们是文化人！”她姐姐，那生病的老太太，迅速地点头，尖下巴戳着凹陷的前胸：“就是，就是，文化人！”她们陷于沉默，喘着粗气，仪态有几分野气、奇异的年轻女子想说些什么，却还是一言不发。她的手真的将口紧紧捏住。东拉西扯加上友好款待时的警觉，既含着彬彬有礼的华而不实，又带着蓄意的细腻拘泥，矫揉造作，弦突然一下子绷紧了。我一阵慌乱。年轻女子努力想弥补一下。她改换了话题，问婆婆是否愿意给坐在这里的以色列人讲些什么，比如她在艾因·阿兹拉伯的童年？不。问她是否愿意回忆一下她在故乡土地上劳作的那段日子？不，不。那是在伤口上撒盐。呀，妈妈，你愿意唱唱那时候种地的、种葡萄和酿葡萄酒的、放羊的人唱的那些歌吗？不。她只是固执地闭紧干裂的嘴唇，摇着头发稀稀落落的脑袋，但是，又一次出于某种并不存在的征服力，她的左脚开始打起一种久远的节拍，身体静静地来回晃动，我目光审慎地盯住她，她一只手颤巍巍地拍打着大腿，鼻子气得发红：“文化！你们的人不知道我们有文化！你们无法理解这种文化。它不是电视文化！”她脸上的怒气突然全消： 再次表现出失败之情，表现出了解一切，表现出镌刻在老年人脸上的一切古老符号。“世事艰辛，世事艰辛……”她十分伤心地点着头，合上双眼，目光避开这狭小、黑暗的房间：“你不懂。你什么也不懂。没准儿，让你奶奶给你讲讲吧。”

(钟志清　译)

注释：

波里提卡： 希伯来文，意即“政治”，正确发音应为“坡里提卡”。

朱迪亚： 古巴勒斯坦南部地区(包括今巴勒斯坦的南部和约旦的西南部地区)。

撒玛利亚： 巴勒斯坦中部地区，古代一城市名，曾为古以色列王国首都。

德南： 土耳其统治时期一些国家的土地丈量单位，1德南合四分之一英亩。

【赏析】

麦秸，这个意象在《圣经》中多次出现，但它象征的含义几乎只有一个，那就是虚空。为什么一位颇具国际声望的著名作家会认为“人像一根麦秸”呢？

这位名叫大卫·格罗斯曼的作家，于20世纪80年代崛起于以色列文坛，并很快以“第一位登上英国伦敦畅销图书排行榜的以色列作家”的盛名享誉世界。但是，作为一个以色列人，一个终日生活在恐怖事件迭起、周边硝烟不断的国家里的人，一个有着良知与正义感的人，一个有责任表述现实人生并将其艺术化地加以升华的人，格罗斯曼始终难以摆脱的是他那沉重的忧国忧民、感时伤世的忧思之情。因而，“人像一根麦秸”，“像一场梦幻，一场虚空”，便成了他对人生意义的全部理解。

本文通过作者一次走访德黑沙巴勒斯坦难民营的真实经历，通过他与一个个有血有肉、个性鲜明的巴勒斯坦难民的对话，深入探索了巴以冲突双方普通民众的心路历程。

在难民营中，格罗斯曼看到了形形色色的巴勒斯坦人，而每个巴勒斯坦人都让他不断将他们与自己的亲朋好友联系在一起。一位名叫哈迪加的老太太让他想到了自己的祖母，想到了祖母曾经讲过的关于波兰的故事，关于从波兰被驱逐出去的经历；一个坐在水泥墙上向作者讲述故乡美景的年轻姑娘，令他回想起著名犹太诗人耶胡达·哈列维充满深情的诗句，“你沙土的味道——在我口中比蜂蜜还要纯美”，想起了犹太人对自己的故土所饱含的同样的深情……毫无疑问，作者想要传达给读者的信息就是：生活在同一片土地上的巴勒斯坦难民们和这片土地目前的“主人”以色列人一样，他们也遭受到了犹太人曾经遭受过的流离失所的苦痛，也深深热爱并眷恋着自己的故乡，也期盼有一天能过上和平安宁的生活……他们忍受着各种伤痛，他们有自己的需要，正如以色列人一样。

但人们心中这些美好的愿望却在巴以冲突不断并愈加尖锐、频繁的残酷现实中，被逐渐消磨殆尽，取而代之的，则是巴以双方的误解与仇恨逐渐加深。文章中提到一个名叫A。N。的巴勒斯坦小伙子，他起初并不恨以色列人，但在一次错误的判决之后他被关进了以色列的监狱十年之久；而他的父亲，什么也没干，“甚至连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支持者也不是，也许甚至还是个反对派”，竟被驱逐出境了；小伙子的母亲，竟也不被允许去看望自己的丈夫。一个普通的巴勒斯坦家庭就这样无缘无故、莫名其妙地被剥夺了幸福的权利，正常生活的权利，一无所有，“只剩下了对你们(指以色列人)的恨和政治思想”。长期战火的洗礼，使得巴勒斯坦人愈加感到生命的无助。一位老妇人面对“安拉与你同在”的祝福，不禁悲从中来，感叹“人像一根麦秸，一变黄就弯了”。是啊，人生本来就脆弱短暂，稍纵即逝，然而即使这样，他们还必须面对如此多的苦难，怎不令人欷歔。作者无疑是在提醒当局者们，当本应是和睦相处的邻居、朋友，如今只剩下仇恨与愤怒的时候，当本应用重返故土家园的欢欣告慰祖先，如今却还要在先辈们所缔造的和平之城耶路撒冷大开杀戒、血染城墙的时候，犹太人经过千辛万苦、忍受万般凌辱与痛苦所换来的重回故土、重新复国，又有什么意义和价值呢？人生在此时不就像一根麦秸一样的虚空吗？

作为巴以关系问题上的理想主义者，格罗斯曼希望和邻居们和平共处，认为以色列人需要给巴勒斯坦人和平与平等的权力，而巴勒斯坦人也要认清以色列人的存在，他希望巴以两个民族求同存异，有国界，而没有战争。与格罗斯曼持同一立场的以色列希伯来文学研究界最重要的学者之一的伊戈尔·施瓦茨教授也曾经坦陈：“对巴勒斯坦和巴勒斯坦人，我们确实有罪。我们拿去了他们的土地，我们应该归还，昨天就应该归还，而不是明天。”

(石丽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