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得·阿列克谢也维奇·克鲁泡特金(Пётр АлексеевичКропоткин，1842—1921)，著名的无政府主义理论家。他承袭并发展了蒲鲁东和巴枯宁的无政府主义观点，建立了一套比较完整的无政府主义理论体系，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国际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开展起了消蚀和破坏的作用。

克鲁泡特金出生于莫斯科的一个贵族家庭。父亲阿列克谢·彼得罗维奇公爵是有名的军官，参加过1828年俄土战争，镇压过1831年波兰起义，在卡卢加、梁赞和唐波夫诸州有大片领地，是一个保守的旧贵族的典型代表。克鲁泡特金在15岁以前主要是在家庭里接受教育。他在少年时代就已经感到了封建农奴制度的腐朽和专横，经常不顾父亲的训斥，对自己家里的农奴婢仆公开表示同情。

1857年，15岁的克鲁泡特金由沙皇本人推荐，进了彼得堡的侍从学校。这是一所著名的贵族学府，学生几乎都是名门望族子弟。他们学习5年以后，可以到军队里去担任要职，成绩特别优秀者则被派到宫廷中去担任皇帝或皇室成员的侍从武官。克鲁泡特金在侍从学校的那几年，正是俄国的社会政治经济发生剧烈动荡的年代。革命形势不断发展，农奴制度危机日深，直至最后崩溃。彼得堡是当时全国革命运动的中心。以车尔尼雪夫斯基为首的革命民主派的思想广泛传播，即使是侍从学校的高墙深院也无法阻挡。克鲁泡特金当时怀着极大的兴趣阅读《北极星》、《钟声》和《同代人》等革命报刊，立志要改革封建农奴制度，以求得“俄罗斯与欧洲诸国并驾齐驱”。1861年2月，废除农奴制的宣言发布以后，他兴高采烈地走上街头，表示欢呼和拥护。

1862年，克鲁泡特金在侍从学校毕业。父亲希望他在首都的一个近卫军团当军官，好飞黄腾达。可是，年轻的公爵想的并不是豪华的宫廷生活和灿烂的宦途前程，而是如何充实自己的知识和怎样改造社会。因此，他选择了遥远的西伯利亚的“黑龙江哥萨克骑兵队”。

1862年7月，克鲁泡特金抱着改革社会的理想到了西伯利亚。开始，他在伊尔库茨克任职;不久，又随军区司令官库克尔将军到赤塔，担任监狱与流放制度改革委员会和城镇自治设计委员会的秘书。克鲁泡特金进行了各种实地的社会调查，翻阅了不少国内外的历史资料，拟出了一些改革的方案。可是，沙皇政府不仅没有批准这些方案，反而撤了克鲁泡特金的支持者库克尔的职。于是，克鲁泡特金的改革工作不得不中止。

十九世纪中叶，沙俄强占了我国黑龙江流域的大片领土。为了搜集黑龙江地区的各种资料，以便进一步侵略我国，沙皇政府指示东西伯利亚总督于1864年先后派出了两支远征队，进入我国境内。克鲁泡特金被任命为远征队的顾问，任务是沿途绘制地图。他怀着十分兴奋和好奇的心情参加了这两次远征。不管他当时和后来是否意识到，他在远征中充当了沙皇政府窃取我国情报的工具。这是克鲁泡特金一生中很不光彩的一页。

1865年，克鲁泡特金到西伯利亚高原的西撒阳岭探险，发现了一个重要的火山区。次年，他又发现了连拿金矿地区和赤塔之间的陆上直线交通孔道，并搜集了该地区的大量地质地理资料，因而获得了俄国地理学会颁发的金质奖章。

在西伯利亚时期，克鲁泡特金最关心的始终是社会问题。1863年的波兰起义，使他开始感到人民革命的力量。他在写给哥哥的一封信中说：“波兰起义是极其重大的事件。如果人民奋起，那么即使他们只是以镰刀武装起来，也定能干出一番事业。”在连拿金矿上，他目睹了矿工遭受残酷剥削的情景，看到了他们在露天矿场里，顶着风雨，冒着严冬酷暑，每天披星戴月地干着最沉重的体力劳动，而所得却微乎其微。这时，克鲁泡特金想的已不是如何使俄国“与欧洲诸国并驾齐驱”，而是怎样使俄国避免发展资本主义，走另外一条道路。这可以说是他的民粹主义思想的最早萌芽。在西伯利亚时期，他的无政府主义思想也开始露头。他读了蒲鲁东的一些著作，对这位“无政府主义之父”的观点发生了很大的兴趣。同时，他在西伯利亚从事改革的失败也使他感到国家是没有用处的东西。他后来曾这样写道：“我可以说，我在西伯利亚完全丧失了对国家纪律的信仰。我已经准备做一个无政府主义者了。”

1867年，25岁的克鲁泡特金辞去了西伯利亚的军职，进入彼得堡大学数理系学习。在大学期间，他开展了对地理科学的研究。通过对西伯利亚考察中所得的资料进行综合分析，他对亚洲大陆构成的基本特征，以及山脉和高原分布的规律提出了新的看法。他的论点虽然后来被证明不尽符合实际，但在当时却引起了地理学界的广泛兴趣。他还对冰河期的一些问题进行了研究，并于1871年去芬兰和瑞典考察收集冰河期的堆积物，写出了《关于冰河期的研究》一书，成为一位地理学家。他对地理科学研究的贡献受到了科学界的重视。1869年，他被选为俄国地理学会委员，次年被选为该会的自然地理部秘书。不久，学会又提名请他担任秘书长，但是他没有同意。

1872年是克鲁泡特金一生中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是年2月，他抱着了解西欧革命运动的目的出国旅行。他首先抵达瑞士，在苏黎世和日内瓦等地访问了不少俄国留学生(大多是巴枯宁的信徒)，并且与第一国际建立了联系。当时的瑞士，是无政府主义运动的一个中心，以巴枯宁为精神领袖的汝拉联合会正在那里展开积极的活动。这个派别在第一国际中激烈地反对以马克思、恩格斯为代表的总委员会的领导，大肆宣扬无政府主义思想。克鲁泡特金和他们一拍即合。他虽然因为未能与巴枯宁直接会晤而抱憾终生，但是与汝拉联合会的成员们相处的日子却使他毕生难忘。在这段时间里，他结识了一些著名的无政府主义活动家，如吉约姆、马隆等，阅读了大量宣传无政府主义思想的报刊和小册子，还深入到汝拉联合会的普通成员(主要是钟表工人)中去进行实际活动。所有这一切，不能不对克鲁泡特金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发展带来深刻的影响。

1872年5月，克鲁泡特金从国外旅行归来。不久，经大学同学德米特里·克列门茨介绍，加入了彼得堡的一个革命民粹派的秘密组织——柴可夫斯基小组。当时，民粹派运动在俄国正方兴未艾。民粹派建立了不少革命组织，在农民和工人中展开了宣传和鼓动。柴可夫斯基小组建于1871年秋，是当时最大的民粹派组织。克鲁泡特金加入以后，立即成了它的一名重要的骨干。由于他在当时已蜚声于上层社会和知识界，又有公爵的贵族称号，因而以波罗丁的化名进行地下革命活动。他积极参加各种工人集会，向群众讲述国外工人运动的情况，包括第一国际的活动和巴黎公社的斗争，同时宣传无政府主义思想。

1873年，克鲁泡特金受组织的委托，为柴可夫斯基小组起草了一份纲领，题为《我们是否应该研究未来制度的理想?》这个纲领的主要思想是属于克鲁泡特金的。这个纲领指出：“我们的理想是这样一种社会制度，它的发展不是建立在人与人斗争的基础之上，而是建立在人与自然斗争的基础之上”。因此，在未来社会中必须废除“任何的个人所有制，任何的集股所有制和劳动组合所有制”;“以前各代人通过这样或那样的形式积累起来的全部资本应成为全体人民和整个社会的财产”。纲领还指出：“一切政府的共同特点在于它剥夺了社会成员决定自己事情的那部分权利，并将其交给了某些个人”，因此任何中央政权和政府都必须坚决反对，而应代之以农业村社和工业劳动组合的联合。为了实现这种理想，纲领认为必须以社会革命的方式推翻现存制度。从这个纲领大致可以看到克鲁泡特金后来所全面论述的无政府共产主义思想的基本雏形。

从1874年起，沙皇政府加强了对革命运动的镇压，柴可夫斯基小组首当其冲。在领导人先后被捕，组织遭到严重破坏的情况下，克鲁泡特金还继续进行活动。可是没有多久，他也因叛徒的告密而遭逮捕，并被投入彼得保罗要塞。他在这个要塞里被关押了将近两年，然后被转移到另一个地方等待审讯。那时他得了病，便又转到陆军医院的监房去就医。1876年，在狱外朋友们的精心策划下，克鲁泡特金从陆军医院中逃了出来。

克鲁泡特金逃亡到了英国，1877年初又到了瑞士。他立即与汝拉联合会取得联系，积极投入了无政府主义国际的活动。这一年的秋天，他以汝拉联合会代表的身份先后出席了在比利时召开的无政府主义国际第九次代表大会和国际社会党大会，遭到了比利时当局的搜捕。

1879年，他在日内瓦创办了一份法文报纸《反抗者》。他在1879至1882年间在该报上发表的文章，后来编成了一个集子，题名为《一个反抗者的话》，于1885年出版。作者在该书的俄译本序言中说：“这些文章的目的在于——首先基本地阐明无政府主义，并批判现代社会：特别注意无政府主义中对于国家、政治权利、代议政体、中央集权以及一般的权力等等见解”。作者在这些文章中对资本主义社会，特别是它的国家机器进行了有力的揭露和批判。但是，他是从无政府主义的观点出发来开展这种批判的，他根本不懂得资本主义的发生、发展和必然灭亡的规律，也不懂得无产阶级必须建立自己的国家以代替资产阶级国家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克鲁泡特金在这些文章中还号召进行社会革命。他坚决反对改良主义。这是他和他的先辈蒲鲁东的很大不同之处。克鲁泡特金所开展的无政府主义宣传活动使瑞士当局深感不安。1881年他被瑞士政府驱逐，不得不转移到法国。次年12月，他被法国政府以“参加国际”的罪名逮捕，判有期徒刑5年;后来由于法国进步舆论的不断呼吁，于1886年1月提前获释。

1886年春，克鲁泡特金移居伦敦，开始逐步放弃实际活动而转向理论著述。当时在英国工人运动中，一方面是马克思主义得到日益广泛的传播;另一方面，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对立面，改良主义思潮比较普遍。因此，无政府主义对工人群众已没有多少吸引力。这是克鲁泡特金把活动的重点转向理论著述的重要的客观背景。

1888年，克鲁泡特金在伦敦创办了一份宣传无政府主义理论的英文报纸《自由》。他除了为该报提供稿件外，还为伦敦的一家自由派杂志《十九世纪》及其他一些报刊撰文。他在八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初所发表的部分文章，后来被编入《争取面包》(1892年)和《田园、工厂、手工场》(1898年)两本书中。正如作者自己所说的，这两本书可以说是《一个反抗者的话》的续篇。这两本书的内容是“阐明我们的社会生活的理想，和我们的建设性的工作。……这就是说，怎样来建立一个以共产主义和平等权利为基础的社会”。克鲁泡特金认为，未来社会将是通过自由契约组织起来的城乡各自由公社的联合。在这个社会里，没有政府，没有国家，也没有任何人支配人的权力。这个公社成员都完全平等，他们集体决定一切事务。克鲁泡特金的这种公社联合的思想，主要是承袭了巴枯宁的。但是，在关于未来社会的经济结构上，克鲁泡特金的观点则与其前人有所不同。他是主张所谓“共产主义”的，认为在革命胜利以后一切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都应归社会所有，同时立即实行按需分配。显然，这种“共产主义”最多也只是小资产阶级绝对平均主义思想的反映，是注定不可能实现的反动空想。

克鲁泡特金企图从生物学上来为自己的无政府主义理论寻找“科学”根据。1890至1894年间，他陆续发表了一些论文，然后于1902年将它们汇集成书，题名为《互助，进化的一个要素》。这是克鲁泡特金的一本重要著作。他通过各种具体材料，力图证明一个观点，即互助是包括人类在内的一切物种得以保存下来并不断进化的主要因素。他认为，这一理论是对达尔文生存斗争学说的一种补充，为达尔文主义“弥补了一个重大的空白”。克鲁泡特金企图以此理论证明：由于人类具有互助的本能，因而没有国家和没有任何权力支配的社会不仅是完全可能的，而且较之有国家和有权力支配的社会更完善，更理想和更富于生命力。“互助论”是克鲁泡特金对无政府主义理论的重大发挥。当然，这是一种唯心主义的理论。因为在阶级未消灭以前，他把互助当作人类的本能，而且认为是社会发展的动力，这与历史唯物主义是相违背的。

在流亡英国期间，克鲁泡特金还写了不少著作，其中主要的有《一个革命家的笔记》(1899年)，《法国大革命》(1909年)和《现代科学和无政府主义》(1913年)等。此外，他还为《大英百科全书》和其他不少科学杂志撰写了大量词条和论文。他的著述涉及到广泛的学术领域，在科学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1893年，他当选为英国科学协会委员。1897和1901年曾两次访问北美，并在波士顿主持俄国文学史讲座。

俄国1905年革命发生以后，他想回国参加实际斗争，但没有成功，因为沙皇政府扬言要逮捕他。1907年，他作为客人应邀参加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伦敦举行的第五次代表大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鼓吹“保卫祖国”，主张把战争打到“最后胜利”。这种沙文主义言论遭到了列宁有力的批判。

1917年2月革命推翻了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克鲁泡特金得以在6月回到了离别41年的祖国。他对10月革命的态度是很矛盾的。一方面，他欢迎这次革命，因为它动员了广大的工农群众，终于推翻了旧的国家政权。另一方面，他对革命以后建立的无产阶级专政却不共戴天。他反对布尔什维克党对反革命的镇压，反对党对苏维埃的领导，要求给苏维埃更多的“自主权”。他曾多次给列宁写信，攻击党和苏维埃国家的路线和政策。列宁曾经三次亲自会见克鲁泡特金，对他的谬论进行了尖锐的驳斥，但对他反对沙皇专制制度的斗争和在学术上的某些成就给予应有的评价，对他的晚年生活也表示了很大的关心。

回国后，尽管健康情况每况愈下，但克鲁泡特金仍坚持著述。他勉强写成了《伦理学》第一卷《伦理学的起源和发展》。从1920年起，他的心脏病不断发作。1921年2月8日，克鲁泡特金病故于莫斯科附近的德米特洛夫城寓所，终年79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