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列克谢·尼古拉耶维奇·柯西金(Алексей Николае-вич Косыгин，1904—1980)，前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前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1904年2月21日，柯西金生于彼得堡(现列宁格勒)的一个工人家庭，俄罗斯人。1919年苏联国内战争最激烈时期，15岁的柯西金参加了红军。1921年退役，进列宁格勒合作社中等技术学校学习。1924年毕业，在西伯利亚伊尔库茨克等地的消费合作社系统工作。1927年入党。1930年，柯西金进列宁格勒基洛夫纺织学院攻读。毕业后在列宁格勒日梁鲍夫纺织厂当工长、车间主任。两年后任十月纺织厂厂长。在苏联三十年代后半期的肃反运动中，列宁格勒地区原党、政领导多被撤换。由于柯西金性格沉稳，处事老练，又懂得经济技术，很快受到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列宁格勒州委第一书记日丹诺夫的重视。柯西金于1938年任联共(布)列宁格勒州委工业交通部长。同年十月当选为列宁格勒市苏维埃执委会主席，是年34岁。

1939年，柯西金被调到莫斯科任苏联纺织人民委员。当时苏联纺织业很落后。他在同年举行的联共(布)十八大的发言中，尖锐指出纺织工业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破除技术保守”、“学习美国工业经验”等16点综合改革建议，博得大会的好评。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

1940年，柯西金任苏联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卫国战争爆发后，他参与改组国民经济和工业基地东移的组织工作。1941年7月，他兼任疏散委员会副主席，并领导根据国防委员会决定成立的特别监察小组。在该小组监督执行下，1941年下半年，有1，000多万人和1，360多个大企业撤退到东部后方。1942年上半年，柯西金作为国防委员会特派员，留驻被封锁的列宁格勒，负责保障城市供应工作，并参加当地党政机关和列宁格勒方面军军事委员会的工作，直接领导疏散列宁格勒市民。在此期间，由他负责监督“关于在拉多加湖敷设湖底管道”决议的实施。战争后期，他作为苏联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兼俄罗斯联邦人民委员会主席，执行党和政府一系列决议，为恢复和发展经济，加紧军需生产，完成支前任务，做了大量组织工作。

1946年3月，苏联人民委员会改组为苏联部长会议。柯西金任部长会议副主席，同时当选为联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48年递补为政治局委员，兼任财政部长。1949年起改兼轻工业部部长。不久，列宁格勒州党委第一书记П·С·波普科夫被捕，柯西金的一些友人和亲戚也受牵连入狱，被称为“列宁格勒事件”。1952年10月，苏共十九大将中央政治局改称为中央主席团时，柯西金降为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1953年3月斯大林逝世后，柯西金被解除部长会议副主席职务，任轻工业和食品工业部部长，后改任日用工业部部长。

同年7月，内务部长贝利亚以叛国罪被处决。波普科夫等人全部获得平反。柯西金遂复任部长会议副主席，继续主管轻工业。

1956年苏共二十大后，赫鲁晓夫对中央经济机构进行了频繁改组。柯西金职务也几经变动，但一直负责中央经济计划工作。同年12月，苏共中央通过《关于改进苏联国民经济领导问题》的决议，决定采取措施来“根本改善苏联国家经济委员会的年度计划工作，并授权国家经委灵活地解决在完成国家计划中出现的各种问题”。柯西金被免去部长会议副主席职务，专任国民经济短期计划委员会(国家经济委员会)第一副主席。1957年5月，苏联撤销了国民经济短期计划委员会，把长期计划和短期计划统归国家计委负责。柯西金改任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第一副主席。

1957年6月，柯西金支持赫鲁晓夫反对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和莫洛托夫“反党集团”，递补为苏共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第三次出任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1959年兼任国家计委主席。1960年5月，当选为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出任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负责工业、计划、对外经济关系等方面的工作。

此后，柯西金的活动范围明显扩大。在国内活动方面：1960年7月在苏共中央全会、1961年6月在全苏科学工作者会议、同年10月在苏共二十二大等场合发表了涉及苏共内外政策的重要讲话。在对外活动方面：1961年2月访问印度，强调“苏印合作”和苏联的“和平”对外政策;1964年6月访问意大利，主张“发展两国经济联系”。

柯西金全力执行苏共二十大、二十一大、二十二大制定的政治路线和二十二大通过的“苏共纲领”。对一些具体问题的看法和做法与赫鲁晓夫也有分歧和矛盾。赫鲁晓夫本人后来曾说，他与柯西金“有过许多摩擦”。这一时期，赫鲁晓夫在经济工作中急于求成，造成严重的经济混乱，地方主义和分散主义泛滥。由于在制订七年计划上的“冒进和失算”，许多计划指标远远没有达到，加之在农业上采取高征购、合并农庄、扩大农场、强令种玉米等政策的失败，使苏联国民经济比例失调，发展速度明显下降。1951—1955年，苏联国民收入的年平均增长速度为11.5%，工业总产值的年平均增长速度为13.2%，而1961—1965年分别下降到6.6%和8.6%。1962年取消了统一的党委会，从中央到地方按“生产原则”建立工业党委和农业党委后，工业同农业更加脱节，各部门的领导关系愈加复杂化，严重影响了计划生产和居民的正常供应。加以干部不断撤换，党内的不满情绪日益增长。柯西金觉察到当时政治、经济形势的严重性和赫鲁晓夫已不得人心，1964年10月参与了勃列日涅夫、苏斯洛夫等人筹划的撤换赫鲁晓夫的活动。

赫鲁晓夫下台后，素以“经济专家”和“务实派”著称的柯西金被推举为苏联部长会议主席。他上任伊始，即把扭转经济局面作为当务之急。他一方面积极着手进行“新经济体制”的改革，同时对经济进行调整。

1965年9月，他在苏共中央全会上作了关于改善工业管理、改进生产计划和加强对工业生产的经济刺激的报告。提出了“新经济体制”改革的原则和方案。这一改革针对赫鲁晓夫实行的经济行政区管理体制所产生的严重问题，撤销按地区原则建立的国民经济委员会，重新按部门原则建立各专业部，以加强中央的集中领导;为解决工业管理中过多使用行政命令，企业和职工不关心整个经济成果等问题，决定减少国家下达给企业的计划指标项目，实行以销售额、利润和赢利率为核心的新指标体系，从而扩大企业的经营自主权，加强经济核算，提高经济杠杆的刺激作用。柯西金希望通过改革，给经济注入新的活力，改变经济发展速度明显下降的趋势。

在苏共中央全会上，柯西金还提出了苏联经济比例失调的问题。他认为长期以来，“在工农业的发展上没有保持必要的比例”，“在第一部类工业的发展和第二部类工业的发展之间形成了不正确的比例关系”，因此，改变农业和第二部类工业的落后状态是当前的“中心任务”。

在1966年3月底4月初举行的苏共二十三大，柯西金作了关于1966—1970年苏联发展国民经济五年计划(八·五计划)的指示草案的报告。这个计划实际上是在建立“新经济体制”的过程中，对苏联整个经济进行的调整。报告中，柯西金把经济恶化的原因归结为“七年计划中发生的错误和失算”、对解决一系列复杂的经济问题“采取唯意志论态度”，“使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以及各部门内部必要的比例遭到破坏”，提出要采取“求实”态度，放弃了苏共纲领中规定的1961—1970年的发展国民经济的计划。新五年计划降低了工农业总产值、劳动生产率、国民收入的增长速度，压低了全部发展工农业的具体指标，并提出“将在保持优先发展生产资料生产的条件下重新分配资金”;使工业中生产资料的增长速度同消费品生产的增长速度接近;使农业生产有稳定的增长速度。

在柯西金主持制定的第八个五年计划执行的最初几年，苏联经济保持了一定的增长速度。1966—1968年，苏联国民收入年平均增长率为8.2%;1966—1968年工业劳动生产率年平均增长5.8%，都超过了1961—1965年的水平，工业企业的利润率也有所提高。但新体制全面实行后，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不少新问题接踵而来。如企业追求产品销售额的增长和赢利率，以取得更多的经济刺激基金，在生产中不关心节约物化劳动。因为物化劳动消耗得越多，职工人数占得越多，对企业经济刺激基金的增加越有利。片面追求赢利率指标还妨碍企业设备现代化和更新，因为更新设备会使企业的赢利率暂时下降。为了追求利润，企业不愿采用新技术和试制新产品，严重阻碍技术进步。改革后，由于国家不再给企业下达劳动生产率指标，放松了这方面的控制，加上奖励标准和条件由各部和企业自定，这样就出现了平均工资增长速度超过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的现象。由于上述原因，加上许多计划指标完成不好，农业歉收，经济增长出现了下降的趋势，1969年工业增长速度只有7.1%，是五十年代以来最低的一年。这使苏联领导层内部在对新体制评价和第九个五年计划安排上发生意见分歧。对此，柯西金一方面坚持改革，在1970年6月对选民讲话和苏共二十四大等场合，公开表示“改革已经证明了自己的生命力”，取得了“重大的积极成果”，“经济改革不是权宜之计”，要对新体制“进一步完善”，采取增加劳动生产率指标、改进经济刺激的办法等措施使改革不断完善。同时，他针对前一计划的问题，在“九·五计划”草案中，降低了绝大部分计划指标，调整工业甲、乙两大部类的发展速度，使乙类产品的增长速度超过甲类产品的增长速度，并拨出更多资金发展农业。柯西金还提出“加速科学技术进步，提高社会生产效率”的集约化方针。为此，增加了同科技进步有关部门的投资、加速对现有企业陈旧设备的更新和技术改装。

进入七十年代以后，特别是到七十年代中期，作为保证苏联经济增长的粗放因素的作用已大为削弱。如劳动力短缺现象日趋严重;用大量增加投资的办法来扩大再生产可能性受到很大限制等。五十年代，苏联用于国民经济各部的基建投资的年平均增长率为13.6%，而到1971—1975年下降为8.3%。从资源情况看，由于欧洲部分的易开采资源渐趋枯竭，资源开采基地不断东移北移，运输条件恶化，开采费用提高;随着社会生产规模的扩大，对各种资源的需求量和资源开采量的矛盾日益尖锐。这样就使得苏联经济在七十年代后增长速度又呈现下降趋势。在此情况下，柯西金在1976年举行的苏共“二十五大”报告中强调， “十·五计划”(1976—1980)是提高效率和质量的五年计划，要继续沿着集约化的途径发展国民经济，“提高生产效率、加速科学技术进步、提高劳动生产率、大力改进国民经济一切环节的工作质量”，是五年计划的“主要任务”。柯西金提出要“特别严格地遵守国民经济和各部门的比例关系。继续执行有利于农业的极为重要的积累再分配的路线”。他特别强调科技作用，提出要从人力、物力和财力上“加强科技进步”。

柯西金为了促进苏联经济和技术的发展，一贯重视对外经济联系。任内，他曾多次率领苏联代表团出席经互会会议，参与制定经互会“一体化综合纲要”，“一体化法”等一系列章程和决议，强化经互会体制，同时，大力发展同西方、特别是同美国的经济、文化关系，争取西方的投资和援助，引进先进技术，以此来发展苏联新兴的化学工业部门，填补汽车工业、石油勘探、电子计算机等重要工业部门的某些空白技术项目。卡马汽车厂的一些先进设备，秋白油田的石油钻探设备，都是从美国、西德进口的。仅“九·五计划”期间共买进技术专利130项，“十·五计划”又增加了两倍以上。柯西金还重视同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关系。同这些国家发展贸易，增加军事、经济“援助”，开办跨国公司(据统计共23个)和银行。

柯西金作为政府首脑，根据苏共的对外方针，积极从事外交活动，特别是六十年代后半期，他在这方面所起作用是明显的。1965年2月，他率领苏联代表团访问越南和朝鲜，并曾在北京停留。1965年9月，围绕克什米尔的印巴武装冲突，柯西金出面参与调停。1966年1月，柯西金邀请印度的夏斯特里总理和巴基斯坦总统阿尤布·汗在塔什干会晤。印巴双方签署了“塔什干宣言”，宣称双方“有义务不使用武力，而是通过和平手段来解决他们的争端”。同年6月柯西金访问法国，与戴高乐商谈苏法合作问题。1967年2月访问英国。同年6月，他出席联合国大会特别紧急会议之后，访问美国，同美国总统约翰逊在葛拉斯堡罗会谈，并访问了古巴。1969年9月，来北京举行两国总理会见，就改善两国关系和边界问题达成了一些谅解，但回国后被勃列日涅夫等人否定。

柯西金在勃列日涅夫上台初期形成的“三驾马车”集体领导体制中居于“第二位”。苏共二十四大后，勃列日涅夫个人集权的倾向明显加强，在揽过外交大权之后，逐渐插手经济事务。勃列日涅夫以个人名义签署发表第九个五年计划草案，多次在中央全会上作关于经济问题的报告。1973年和1978年，柯西金的两名副手波利扬斯基和马祖罗夫先后被撤掉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和政治局委员职务。1979年11月、1980年6月和10月三次中央全会上，勃列日涅夫连续批评政府经济部门，对经济状况表示不满，实际上把经济方面的问题委过于柯西金，使柯西金处于困难境地。加之柯西金患有“动脉粥样硬化症”，1976年后曾几次病倒。1980年10月，柯西金以“健康欠佳”为由，请求辞去党和政府职务。同年12月18日，卒于心脏病复发，终年76岁，葬于红场克里姆林宫墙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