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利·约翰·坦普尔·帕麦斯顿(Henry John TemplePalmerston，1784—1865)，十九世纪中叶英国著名的国务活动家和外交家，曾三次任英国外交大臣，两度出任首相。他起初是托利党人，1830年转入辉格党，后来又是自由党创建人之一;曾发动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镇压太平天国革命和印度民族大起义。

帕麦斯顿生于爱尔兰的一个贵族家庭。从11岁起，他先后受教于爱丁堡的哈罗公学和剑桥的圣·约翰学院。1802年，当他刚刚离开学校的时候，继承了父亲爱尔兰贵族的爵位。1807年被选入议会，但他并不是由爱尔兰贵族选入贵族院，而是在怀特岛的纽波特以托利党党员身份当选为下院议员。1808年被任命为海军部副大臣。1809—1828年任军务大臣。这段时期，他是托利党统治集团的重要成员和追随者。

英国的两党统治，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以前，主要是托利党领导内阁的时期。由于长期对拿破仑作战，政府将军费开支的全部债务转嫁到劳动人民身上，人民生活异常艰难。1815年以后，工人运动和民主改革斗争又重新高涨。帕麦斯顿为了维护托利党集团的统治，他在议会中屡次发表演说，为保持英国庞大的常备军而辩护;以后又在议会辩论中，宣称体罚是维持军队秩序“绝对必要的”手段。这时，他还以支持贵族军官们出卖军衔而著称。帕麦斯顿坚决反对任何改革。他说：“改革一旦实现必定会导致军事专制”。1819年，当广大群众在曼彻斯特附近的彼得广场举行大会，要求实行改革时，他派出军队镇压了这一民主运动，并参与制订六条特种法律，禁止言论、集会和出版自由，被人们称为“禁口令”。他维护因犯偷窃等微小罪行而被处以死刑的极刑制度。1820年，他蔑视人民群众要求缓处死刑的呼声，残暴地绞死了一个年青的窃羊者。帕麦斯顿在担任军务大臣期间的言行，清楚地说明了他是托利党贵族集团利益的忠实捍卫者。

1832年的议会改革，是十九世纪英国历史上的一个转机。这次改革，在原来的金融贵族与土地贵族的联盟中，又加进了工业资产阶级的上层部分。在政治舞台上，托利党逐渐衰落，而代表工业资产阶级利益的辉格党日益居于优势。当改革运动已不可遏止的时候，帕麦斯顿的政治态度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他脱离了托利党投身到辉格党方面。他确信，及时对蓬勃发展的工业资本作某些让步，会使英国宪制更为有利，是防止普遍改革最可靠的手段。他说：资产阶级“将由不满宪法一变而为拥护宪法，因而宪法也就能大大加强和巩固”。

三十年代以后，帕麦斯顿一方面热心于自由贸易和完全经济自由的原则，支持1834年新济贫法，使工业资产阶级获得大批廉价劳动力，积极促进资本主义工业发展。另一方面，他又认为，1832年议会改革以后建立起来的、由土地贵族和工业资产阶级上层组成的两院制的英国君主立宪制，是当时世界上最好的政治制度。因此，他阻止任何沿着民主方向发展的革命运动。在他出任内阁首相时，他反对选举制度的进一步改革。迫于形势，虽然他对文官制度作了一定的改革，但力求不去触动议会里的贵族议员。就帕麦斯顿这个时期的政治观点来说，他属于辉格党中较保守的部分。

从1830年直到1865年逝世，帕麦斯顿是每届辉格党政府的重要成员。1851年之前，他担任辉格党政府的外交大臣，1852—1855年是阿伯丁内阁的内务大臣。在他生命的最后10年，除了1858—1859年很短时间外，均为自由党内阁首相。帕麦斯顿政治生活的后35年中，英国资产阶级在完成工业革命后，大量侵占殖民地，寻找新的销售市场和原料产地，在世界范围内巩固和扩大英国工商业霸权地位。他无论在外交部或任内阁首相时，几乎没有间断地支配着英国的外交事务。在对外活动中，他坚定不移地保卫英国资产阶级的利益。他曾说：“我们没有永久的盟友，也没有永久的敌人。我们的利益才是永久的和不变的。”他是英国资产阶级掠夺野心的忠实体现者和代表人物。

帕麦斯顿认为国家之间的利益是不可调和的。例如在中东，他说，英国和法国就象两个男人追求着同一个女人，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因此，他主张充实英国的军事力量，建设一支强大的陆军和海军。他把侵略的触角伸向世界各地。

1850年，英籍葡萄牙商人帕西菲科在雅典的住宅遭到焚毁。这件事成为帕麦斯顿派遣英国舰队侵略希腊的借口。他在议会中发表了轰动一时的长达5小时的演说，断然宣称：英国的臣民像古罗马的公民一样，在地球的任何角落，都应当受到英国政府铁腕的庇护和保卫。他还以公民权利和自由卫护者的姿态，别有用心地攻击欧洲政府镇压1848年革命的反动政策。从此以后，他被英国的资产阶级誉为“民族英雄”。但与帕麦斯顿这篇蛊惑人心的演说形成鲜明对照的是，1852年，他下令对居住在英国的各国政治流亡者进行迫害，要求司法当局暗中检查他们的来往信件，并把情况告诉给奥地利及其他国家的警察局，帮助外国警探追踪监视政治流亡者。

争夺奥斯曼帝国遗产的“东方问题”，在十九世纪成了欧洲外交的主题。土耳其及其囊括的巴尔干半岛、小亚细亚和北非等属地，居于欧洲大陆通往中近东和亚洲的必经之地，战略地位异常重要。巴尔干和地中海地区有丰富的煤、铁、棉花等资源，是一个有利的销售市场和原料产地。英国把奥斯曼帝国看成是它向中近东扩张的对象和与老沙皇争夺的焦点。十九世纪上半期以来，英俄两国在上述地区有着根本的利害冲突。

1832年，由于土耳其苏丹的一个强大的藩臣——埃及帕夏穆罕默德·阿里起来反对自己的宗主，英俄两国在东方问题上的矛盾曾一度尖锐化。后来，矛盾虽然暂时获得解决，但是在欧洲1848年革命后，俄国利用各国对刚刚过去的革命余悸未消的心理，重又把侵略矛头指向君士坦丁堡。英国是不能同意沙俄占领博斯普鲁斯和达达尼尔两个海峡的。这时，帕麦斯顿在阿伯丁内阁中担任内务大臣。为了加剧和俄国的斗争，他举起反对沙皇专制主义，支持土耳其完整和独立的民主旗号。他说：“俄国业已侵害了奥斯曼帝国的独立，破坏了它的完整;一定要采用一切手段使俄国放弃它的主张，取消它的侵略行动”。同时，他一再对不想使英俄矛盾尖锐化的阿伯丁施加压力，迫使阿伯丁改组内阁，任命在帕麦斯顿影响之下的克林顿担任外交大臣，帕麦斯顿的朋友斯特莱福特·坎宁为英国驻君士坦丁堡大使。在他的支持下，斯特莱福特·坎宁向伦敦抄送俄国致土耳其照会电文，并把俄国有权“提出报告”一语改为“发布命令”，引起内阁哗然，加强了主战派在内阁中的力量。1853年10月，克里米亚战争爆发。11月8日，停舶在锡诺普港的土耳其舰队被俄国海军击溃。这一事件使英国社会上反俄情绪更加高涨。12月15日，帕麦斯顿突然宣布辞职，挑起社会上攻击内阁的浪潮，说内阁“排挤了真正的爱国者”。阿伯丁被迫请求他重返内阁。这次重返，使内阁完全掌握在他手中。1854年3月27、28日，英法先后正式对俄宣战，站在土耳其一边，参加克里米亚战争。这次战争以俄国的失败而告终。1856年3月20日签订了巴黎和约。和约并没有使土耳其从胜利中得到什么好处，相反，由于庞大的军费开支而向英法借债。英法的资本更加紧向土耳其渗透，土耳其更加衰弱。帕麦斯顿曾在1853年11月1日给阿伯丁的信中说：“我们支持土耳其是为了我们自己，为了我们自己的利益”。短短数语，清楚地道出了他维护土耳其的完整和独立却原来就是为了加强英国在近东的地位。

帕麦斯顿对地大物博的中国觊觎已久，妄图使它成为英国的重要原料供给地和广阔的商品销售市场。1839年9月底，中国禁烟的消息传到英国之后，他不惜撕下“民主”、“自由”的假面具，以赤裸裸的暴力对中国发动了一系列侵略战争。他说：“应当不仅使中国人见到大棒，而且还要先让他们在背上尝到它的滋味，然后他们才会向那个能够说服他们的唯一论据——大棒论据低头。”10月，帕麦斯顿根据英国驻华商务监督义律和英国烟贩们的报告，在内阁会议上，排除众议，力主即刻派出军舰封锁中国沿海。1840年6月，英国发动了第一次鸦片战争。英军抵达天津白河后，递交了帕麦斯顿给清政府的照会，提出了赔款、割地、通商等无理要求，迫使清政府订立了包括割让香港在内的《穿鼻草约》。但是，帕麦斯顿认为这个条约所得权益太少，遂撤换义律改派璞鼎查为全权公使。在璞鼎查上任之前，帕麦斯顿给了他一个详细训令，声言：“为了维持两国间持久的真诚谅解起见，中国政府把鸦片贸易置于一个正常合法的地位，是极关重要的。”1842年8月29日，璞鼎查迫使清政府签订了《南京条约》。

《南京条约》以后的十多年中，英国对华的经济渗透仍不能满足资本家的贪婪要求。克里米亚战争以后，帕麦斯顿以“亚罗号”事件为借口，于1856年10月23日悍然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又迫使清政府签订了《天津条约》。1860年春，他又勾结法国，组织了英法联军，再次侵略中国，先后占领了天津、北京。侵略者的铁蹄所至，烧杀劫掠，无恶不作。珍藏着中国历代图书典籍和艺术珍宝的圆明园被焚烧、掠夺一空。10月，英、法迫使清政府签订了《北京条约》，进一步加深了对中国的政治控制和经济剥削。到六十年代，英国已操纵了中国大约全部进口的4/5和出口的3/5。这样，帕麦斯顿通过两次鸦片战争，打开中国大门，为英国资产阶级在远东地区争夺势力范围奠定了基础。

1861年，美国爆发南北战争。帕麦斯顿唯恐美国北部资产阶级胜利，将会使它成为英国争夺世界市场的劲敌，而英国将丧失南部棉花供应地，便不惜采用种种手段，插手美国的内战，支持南方奴隶主的分裂活动。1861年11月8日，美国军舰“圣查辛托号”舰长，自英国“特伦特号”邮船上逮捕了邦联(指南方奴隶主政府)的两个密使。以帕麦斯顿为首的英国政府，利用“特伦特号”事件，在国内掀起轩然大波，英军开赴加拿大待命。后来，只是由于美国工人阶级的干预，才使帕麦斯顿进行军事干涉的企图没有得逞。1862年7月，英国为美国南方建造的巡洋舰“阿拉巴马”号下水，到1864年为止，这艘军舰在海上击沉了北方的联邦政府船只65艘之多。1862年9月14日，帕麦斯顿作出了最后的决定，写信给外交大臣罗素，建议正式承认邦联。正是在这个时候，林肯政府决定废除奴隶制。迫于舆论的压力，承认南部邦联的问题才从英国内阁议事日程上取消。

1863年，波兰起义时，帕麦斯顿为了削弱俄国，支持波兰人民的起义，于4月17日，向俄国提出了措词强烈的照会。法国也给俄国发出了类似的照会。但是，英法的几次照会接连遭到俄国的拒绝，沙俄政府变本加厉地对起义进行了镇压。当波兰问题解决无望时，帕麦斯顿让罗素写了一个宣战式的照会，声称俄国既然破坏了自己对波兰的义务，那就没有任何权利来继续统治它。意味深长的是，这个照会并没有交给俄国外长哥尔查可夫，而是很快地使法国人知道了电文内容。帕麦斯顿这样做是为了装出一种进攻的姿态，唆使法国皇帝拿破仑第三与沙皇俄国作战。其目的在于削弱英国这两个危险的竞争者，以实现他维持欧洲均势的愿望。但是，拿破仑第三拒绝了战争。罗素和他后面的帕麦斯顿因此而陷入困境。这时，他们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9月26日，罗素公开叫嚷：“无论是英国的义务，还是英国的荣誉和利益，都不能迫使我们为了波兰而与俄国作战。”当波兰起义完全被镇压下去以后，帕麦斯顿在下院大声疾呼地说，英俄为波兰而开战这种思想本身就是一种“神经错乱”。他一再断言，如果在波兰人当中有谁相信这种战争的可能性，即只能怪“波兰人的近视”。帕麦斯顿的内阁同僚西德尼·赫伯特说：“帕麦斯顿能够以决不受损害的姿态在任何人面前晃着他的拳头，以表明他并不害怕，一旦对方真要较量时，他就溜之大吉。”这就是对帕麦斯顿的绝妙写照!

帕麦斯顿的一生，从1807年初次进入议会到1865年在首相任内逝世为止，经历了近60年之久的政治生活。在这漫长的岁月中，他以善于玩弄政治权术和外交手腕的外交家著称。他的对外政策总方针，是在维护英国既得利益的基础上谋求新的发展。随着外交斗争的需要，他不断变换自己的面孔。他能使民主的词句和寡头政治的观点调和起来。他会在纵容别人的时候装成进攻者，在出卖别人的时候装成保护者;他也有一边溜走，一边说大话的本事。在必要时，他撕下一切假面具，挥舞大棒，欺压弱者来达到自己目的。他就是这样忠心耿耿地为英国资产阶级在削弱竞争对手，巩固、扩大殖民地和势力范围方面建立了殊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