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田茂(Shigeru Yoshida 1878-1967)，日本政治家和外交家，亲美派首要人物，战后初期曾五次担任内阁总理大臣。
1878年9月22日，吉田茂生于东京都涩谷区神山町，生父名竹内纲。吉田茂出生九天就过继给商人吉田健三郎当养子，取名吉田茂。吉田健三郎青年时曾游学欧美，后在横滨英国怡和洋行任职。养母名士子，出身于书香世家，有较高的汉学修养。
吉田茂四岁上学，十一岁入耕余义塾就读， 主要学习汉学，中国及西欧诸国历史，同时学了一些自然科学知识。1889年，养父健三郎去世，给吉田留下了50万日元的巨额财产。1899年10月，吉田进入培养皇室与贵族子弟的学习院学习。1904年9月，学习院停办大学科。吉田转入东京帝国大学法科大学，并于1906年从政治系毕业，时年28岁。
大学毕业后，吉田茂参加外交官及领事官考试合格，被任命为日本驻奉天(沈阳)总领事的见习领事官。
1908年，吉田茂与日本政界巨头牧野伸显的长女雪子结婚。牧野是日本“维新三杰”之一大久保利通的次子，历任外务大臣，内大臣、枢密顾问官等要职，是天皇的重臣，也是二战前日本政界“亲英美”派首领。牧野对吉田茂日后的政治倾向有决定性的影响。
1912年8月，吉田茂再次到中国任职，担任日本驻安东(今丹东)领事。1916年2月，改任外务省文书课长。1918年2月，吉田茂第三次到中国，任驻济南领事。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列强召开巴黎和会。吉田茂被任命为日本和会代表团的随员，担任全权委员牧野伸显的秘书。在这次分赃会议上，西方列强纵容日本对中国侵略的态度，使他更加认为日本只有与英美加强联系乃至结盟，才能获得在中国的非法权益。
1922年3月，吉田茂任日本驻天津总领事。当时，中国国内正处在军阀混战之中，列强争相扶植傀儡。吉田也加紧在中国物色日本的代理人，他主张扶植皖系军阀段祺瑞统治中国，要求日本政府向段祺瑞提供1，000万美元的援助。
1925年10月，吉田茂担任驻沈阳总领事。他在沈阳的三年多时间里，干了许多干涉中国内政的勾当。例如，1925年11月，国民军将领冯玉祥策动原奉军郭松龄部倒戈，并电斥张作霖为卖国贼。为了“保护”日本在中国东北的非法权益，吉田在事件发生后的37天里，连续向外务省拍发了50封电报，急迫要求日本政府同意关东军出兵干涉。
1925年日本政府采纳吉田茂的建议，出兵干涉，致使郭松龄部于当月23日在巨流河战斗中败北，郭本人被枭首暴尸。
1927年4月，田中义一上台，鼓吹对“满蒙”的“积极政策”，即加强对中国，首先是东北和内蒙古地区的扩张侵略， 6月至8月，田中内阁先后在东京和大连召开两次“东方会议”。吉田茂以驻沈阳总领事的身份出席了会议，参与拟订侵华政策。他力主对中国采取“强硬”手段，要求立即向“满洲”派兵，侵略中国东北，得到田中义一和外务次官森恪的赏识。后来，吉田因与军部势力争权被解职。回国后，他草拟了一份5，000字的《对满政策私见》。文中说：“当前的政策，应一有机会就断然向天津、山海关、洮南、吉林、临江、间岛各地增兵或派兵”，由日本“指导改善东三省政治，犹如英国之于埃及”。气焰十分嚣张。
1928年3月——4月间，原外务次官出任驻美大使，造成这一职位空缺。吉田茂经森恪引见田中首相，要求担任外务次官，得到批准。
1931年9月，日本军阀精心策划了“九·一八事变”。国际联盟理事会派遣李顿调查团来华调查。当时，任驻意大利大使的吉田茂参加了国际联盟理事会关于“九·一八事变”的会议。会间，由于吉田茂知道欧美列强有牺牲中国、姑息日本侵略的可能性，便多次致电外务省，建议政府加紧同英美“协调”，促使国联同意日本对“满洲”实行所谓“委任统治”。但这时日本政府已为军阀势力所控制，吉田的用心未被理解。这件事情使吉田成为日本政界中“亲英美”派的代表人物之一。
吉田的这种政治倾向招致了军阀法西斯势力的反对，1936年“2·26”事件后，广田弘毅组阁，曾内定吉田茂担任外相。军部坚决不同意。吉田只好屈就驻英大使。
1936年9月，日本政府决定同希特勒德国缔结“日德防共协定”时，事先曾征求各驻外使节的意见。吉田茂表示反对缔约。认为这一协定“显然是要和德意联合起来对抗英法，并进而对抗美国”，“今后的趋势对我国的前途说来，的确值得忧虑”。随着日本帝国主义同英美帝国主义矛盾的日益激化，1938年，吉田被军部法西斯视为“具有反军思想”，而被免职赋闲。
1945年8月15日，日本战败投降。8月30日，以麦克阿瑟为司令的美军占领日本。美国政府宣称：占领日本的“终极目的”是“保证使日本不再成为美国的威胁，不再成为世界和平与安全的威胁”。美军的占领使隐居六年多的吉田茂得到了重返政界的机遇。
9月17日，吉田茂出任东久迩内阁的外相。10月，币原喜重郎组阁，吉田留任外相。当时，日本人民的民主运动高涨，强烈要求废除代表战前天皇制军国主义的《明治宪法》。美国占领军为了制服日本法西斯，也指令日本政府修改《明治宪法》。币原内阁企图维护天皇制，极力拖延，直至1946年初才提出了修改宪法草案(即“松本方案”)，对明治宪法只作了些词句调整，毫未触及实质。占领军对此不满，单独拟制了一份所谓“麦克阿瑟方案”。它规定，天皇今后只处于象征性地位，无权干预国政;日本永远放弃战争和武装力量;清除日本的封建残余势力。吉田茂对此方案也感到恼火，说一旦实施，犹如发生“革命”。
1946年4月，日本举行战后第一次大选，自由党成为众议院的多数党。组阁前夕，该党总裁鸠山一郎因战前镇压过民主进步力量，被开除公职。于是，刚刚担任总裁的吉田茂出面组阁。
吉田组阁后，面临着许多难题。最严重的是几乎处于全面崩溃的国内经济生活：全国有190座城市变成废墟;1946年的实际国民生产总值只相当于战前(以1934—1936年平均指数为基数)的62%;农业产量相当于78%;通货恶性膨胀，物价迅速上涨，1946年东京批发物价指数相当于1934—1936年的1，630，消费物价高达5，000。
经济的严重衰败，使社会矛盾加剧。为了维护日本垄断资产阶级的统治，吉田茂上台后采取措施竭力控制通货膨胀，力求尽快恢复生产。1946年8月，内阁新设经济安定总部。他亲任总裁，起用资本家膳桂之助为总务长官，负责实际工作。10月颁布“复兴金融公库法”，对重点骨干产业，由国家提供贷款给予支持。同月制定临时物资供需调整法。12月，吉田茂采纳著名经济学家有泽广已等的建议，推行“倾斜生产方式”。这是一项重要的工业经济政策。当时，构成日本能源基础的煤炭生产不足，引起钢铁、化学肥料、铁路运输等关系国计民生的经济部门生产困难，并进而影响其它部门。“倾斜生产方式”就是为了解决这一矛盾，国家把一切经济政策的重点放在优先增产煤炭上，用增产的煤炭增产钢铁，再把增产的钢材、钢铁转用于增加煤炭生产设备，从而带动其它产业恢复生产。倾斜生产方式一年即获成果。1947年底，煤炭完成计划指标的98%，达2，900余万吨;钢材比去年增加75%。由于美国的支持与援助，吉田茂推行的这一系列紧急经济对策，取得一定成效，粮食危机也逐步得到缓和。
在战后日本高涨的民主运动压力下，吉田茂政府也实施了一些民主化措施，制定并颁布了一批民主化法令。1946年11月3日颁布新宪法，于1947年5月3日生效。
1947年5月，第一届吉田茂内阁下台，此后至1948年10月，吉田茂有一年多时间在野。此时，国际局势重又紧张起来。在欧洲，美国围绕着波兰、德国问题发起“冷战”，向社会主义展开攻势。在亚洲，民族解放运动蓬勃发展，中国革命节节胜利，使美国扶蒋反共、控制亚洲的阴谋面临破产。这一系列重大变化，使美国对日本在亚洲的战略地位更加重视，决心把日本变为它在远东推行侵略战争政策的基地。1948年1月，美国陆军部长罗亚尔发表演讲声称，必须把日本建成防止共产主义威胁的政治壁垒。正是在这个时刻，美国再次选中了吉田茂。
1948年10至1949年2月，吉田茂组织第二次吉田内阁。为了改变自由党在众议院的少数党地位，吉田茂在美国占领军的支持下举行大选，在466席中获得264席，约占57%。吉田茂以此为后盾，连续组成了第三次(1949·2——1952·10)、第四次(1952·10——1953·5)、第五次(1953·5——1954·12)“吉田内阁”。
吉田茂执政后，始终把对美关系看作是使日本重新获得大国地位的政策基石，他认为战后美国在全世界具有“空前的影响力”，日本是战败国，加上在它周围除苏联外，又出现了中国、朝鲜这样的“共产主义国家”，要维持日本资产阶级的统治，只能靠拢美国。在军事上，日本要重整军备既无财力，又得不到人民支持，由美军“保卫”日本，搞“日美安全保障体制”有利于恢复和发展日本国内经济生活。吉田茂认为，战争期间日本经济受到严重的破坏，今后只能通过“贸易立国”才是出路。这就要依赖美国的资金和技术。从政治、军事、经济考虑，吉田茂决心与美国建立最密切的关系。为此，吉田茂在任内主要作了五件大事。第一件是牺牲日本劳动人民的利益推行“道奇路线”。1949年2月，美国为了扶植日本，派遣底特律银行董事长约瑟夫·道奇作为总统特使前来协助日本整顿经济。道奇把当时的日本经济比作“骑竹马”：一只脚踩在美国的援助上，另一只脚踩在国内各种支出补助费上。道奇访问的产物是强制实行“稳定经济九原则”，即实行低工资低米价，紧缩通货，企业合理化(“解雇政策”)，集中国家财政扶植重化工业大垄断资本，定出美元和日元的1：360的单一稳定汇率等。这就是后来人们所称的“道奇路线”。这条路线可以使日美垄断资本的关系更加密切。吉田茂对此表示欢迎，认为这样做能够开辟恢复“自由经济”的道路，不惜牺牲劳动人民的切身利益，支持实行这种措施。第三次组阁后第九天，吉田就制定了“关于刷新行政机构及精简人员的方针”，要求中央各省和国家企事业裁减人员20%—30%。在吉田政府的这种方针下，仅国营铁路就裁减了9.2万人。资本家乘机加强对工人的剥削，延长劳动时间，降低或拖延发放工资。至1949年8月，资本家不支付工人工资的事件发生1，455起，总计金额74，000万日元。为了防范劳动人民不满情绪的爆发，镇压人民的反抗，吉田内阁还制定了“限制团体令”(1949.4.5)，修改以前制定的“劳动组合法”和“劳资调整法”(1949.5.22)，加强对工人运动的限制。
第二件是推行镇压民主进步势力的政策。1950年6月6日，占领军致信吉田茂，要求日本政府开除24位日共高级领导人的公职，剥夺日本共产党在国会中的席位，取缔《赤旗报》。吉田茂奉命唯谨，立即向国会提出议案，要求宣布日共为非法。这项法案因在野党反对而未能通过。侵朝战争爆发后，美国占领军又指令吉田茂政府“清共”。至1950年10月底，共“清除”民主进步人士多达12，000余人。1952年，吉田茂为了镇压民主进步力量，又炮制了《防止破坏活动法案》，并制造了“五·一节流血事件”。另一方面，吉田茂下令陆续释放在押的法西斯军人、政客和战犯嫌疑分子。仅1950年10月13日，就释放达1万余人，其中有法西斯军官3，072人。
第三件是追随美国的全球战略，签订片面的旧金山媾和条约;奉行敌视中国的反华路线，签订“日蒋条约”。早在1947年，吉田茂即设想与美媾和，声称“赞成单独媾和”，还考虑与美缔结安全保障之类的条约。1950年4月，吉田茂派遣池田勇人访美，转告美国：日本与美实现媾和后，将以请求的形式让美军继续留驻日本。美国获得这一允诺后，加速了单独对日媾和的步伐，于1951年9月召开了旧金山对日媾和会议。这次会议把受害最烈，抗日时间最长，牺牲最大的中国排除在外。苏联等国对此表示强烈反对，拒绝在和约上签字。对日媾和变成了片面媾和。“旧金山和约”签字的同一天，吉田茂与美国签订了“日美安全保障条约”，把日本置于美国的军事保护之下。此外，冲绳、小笠原群岛等的统治权也“委任”给美国，这个条约受到日本人民和世界进步舆论的强烈谴责。日本参加和会的在野党代表拒绝出席签字仪式。吉田茂只得只身一人署上自己的名字，处境十分孤立。
1952年4月，吉田茂秉承美国的旨意，不顾中国政府的严正声明，与蒋介石政权签订所谓“和约”。在旧金山会议前后一段不长的时间里，吉田茂对于选择“北京或台北”为建交对象曾一度有所犹豫。他有以下考虑：首先是法律地位的考虑。吉田认为，尽管蒋介石集团保留着联合国会员国资格，但从现实出发，已不能代表中国。为此，日本与蒋介石集团曾发生激烈争吵;其次是从经济上考虑。吉田茂说，日本的对外贸易在战前有三分之一是与中国进行的，这样一个巨大的市场和资源供应地对他有相当吸引力。可是，出于把对美关系作为“基本国策”等考虑，他最终抛出了所谓“吉田书简”，即1951年12月24日写给杜勒斯的信。信中全面概述了日本政府对华政策，表示日本决定同台湾建立政治、经济关系。吉田茂在信中说，联合国已经“谴责”大陆中国，日本即按联合国决议行事。同时他诬蔑说，中国共产党政权正在支持日共想用暴力推翻日本政府。“吉田书简”是吉田茂站在日本垄断资产阶级立场， 追随美国反华政策的产物。它得到美国朝野的喝彩。1月16日，书简公布，当月21日美国参议院就开始审议对日和约。
第四件是重新打入东南亚地区。吉田茂认为日本想要复兴，就要与东南亚各国建立经济联系，既利用这一地区的资源，又使之成为日本的市场。1951年的旧金山会议上，东南亚各国强烈要求日本支付巨额战争赔款，并要求把日本国内工业设备拆迁到这些国家作为抵偿。吉田茂对东南亚各国代表说，要日本“拿出所有的钱来赔，或把家当拆光，对日本和你们都是不利的”。最好方式是由日本承担帮助开发来调节。东南亚各国考虑到单独从事经济建设的困难，在旧金山会议之后先后同意了吉田茂的方案。
第五件是，培植派系力量，结成以自由党(1955年与民主党合并，称“自民党”)保守派为主体，以吉田茂的政策思想为基础的所谓“吉田学校”。为了保证政策的连续性，吉田茂拉拢大批新官僚加入他的自由党，并提拔大批亲信担任党的领导人和内阁各省大臣。有人统计，吉田任首相的七年多时间，共提拔了79人次担任内阁大臣。这些人被称为“吉田学校”的学生。与此同时，吉田茂以政客手腕在自己的亲信中间制造矛盾，搞政治平衡。他有意让池田与佐藤荣作相互竞争，让增田甲子七和广川弘禅相互牵制，使双方都听命于自己。
吉田茂虽于1954年12月10日宣布下台，但此后的日本各届政府仍大体继承了吉田茂的对内对外政策。
吉田茂下野后，仍担任过一段时期的众议院议员。同时先后充当自民党顾问，皇学馆大学总长。吉田茂自1956年起曾多次出国，访问了美国、联邦德国、英国和中国台湾省。与肯尼迪、阿登纳、麦克米伦、蒋介石等人举行过会谈。
吉田茂晚年的主要活动是从事著述。主要著作有：《十年回忆》、《世界的日本》、《激荡的百年史》等。
吉田在他写的书中说道：“日本人是富于冒险精神的国民，他们的眼界决不仅仅限于日本这个范围。”这表明：吉田茂作为日本垄断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在执政期间虽然始终把密切日美关系作为政策基础，但并不是要永远作美国的附庸，甘当“二等国家”(麦克阿瑟语)，而是要通过这一政策，使日本的垄断资本得到发展，最终取得世界大国的地位。吉田茂在任期间，在对华关系上一直坚持敌对立场，但他也明白中国必将重返国际社会，所以他在1954年出访欧洲时，也曾主张英法两国主动同中国进行经济交流。
1967年10月20日，吉田茂因心肌梗塞死去，终年89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