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瓦哈拉尔·尼赫鲁(Jawaharlal Nehru， 1889—1964)，印度杰出的资产阶级政治家，民族独立运动领导人，印度共和国首任总理。

尼赫鲁于1889年11月14日出生在印度联合省(今北方邦)阿拉哈巴德市一个婆罗门贵族家庭。父亲莫蒂拉尔·尼赫鲁是一位有名的律师，也是印度国大党的早期领导人，他对尼赫鲁的政治思想产生过较大的影响。

尼赫鲁从小生活在优裕的家庭环境中，在英国和爱尔兰籍家庭教师的教育下成长。1905年，尼赫鲁去英国留学，先后在哈罗公学、剑桥三一学院学习。1912年，他结束学习生活，带着律师证书，回到印度。七年的英国教育对尼赫鲁的思想和习惯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说：“我沾染了哈罗和剑桥的许多偏见，就好恶来说，与其说我是一个印度人，不如说我更像一个英国人。”

1912年的印度，正处于民族独立运动的低潮。尼赫鲁进入阿拉哈巴德高等法院任律师，间或也参加一些政治活动。不久参加国大党联合省地方组织，曾作为代表出席国大党班克波尔年会。

在1916年国大党勒克瑙年会上，尼赫鲁同甘地首次会面。甘地比尼赫鲁年长20岁，当时已是一位颇具声望的政治家，而尼赫鲁只是个初出茅庐的年轻人。起初，尼赫鲁感到甘地“很疏远”，“很不关心”青年人。后来两人间建立了十分亲密的友谊。尼赫鲁在政治上深受甘地的影响，甘地则视尼赫鲁为他政治上的继承人。

1916年，尼赫鲁同卡麦拉·考尔结婚。卡麦拉出身于克什米尔富商家庭，也属婆罗门种姓。次年，他们的女儿英迪拉(即现在的英迪拉·甘地夫人)出生。卡麦拉于1936年病逝。

1917至1927年是尼赫鲁在政治上迅速成长的时期。1917年他积极参加自治同盟①的活动。正是从这时起，他放弃了律师业务，投身于民族独立运动，成为一名职业政治家。当时他虽然怀着满腔热忱，但对于如何开展这个运动却没有明确的见解。他说：“我不断批评空谈政治的作法，我坚持采取行动。什么样的行动呢?我自己也不很清楚。”

1920年，国大党接受甘地“非暴力不合作”的主张，发起了不合作运动。尼赫鲁说：“我所钦佩的是不合作运动和坚持真理运动在道义和伦理方面的意义”，非暴力主义“对我的吸引力日益增加，使我相信鉴于印度的环境、背景及传统，这种政策是我们所应当采取的正确政策”。1921年12月，在不合作运动的高潮中，尼赫鲁第一次被捕。此后，他又八次入狱，前后在狱中度过了九年。

1922年2月，发生了乔里乔拉村农民为报复警察的压迫，放火焚烧警察局的事件，甘地下令停止不合作运动。血气方刚的尼赫鲁在狱中听到这个消息，“不由得感到愤怒”。后来他在《自传》中写到：“1922年停止和平抵抗运动的决定也许是正确的，虽然作事的方法还有许多缺点，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动摇了人心。”

这一时期，尼赫鲁先后担任国大党全国委员会委员(1918)，国大党阿拉哈巴德县委会副主席(1920)，阿拉哈巴德自治市市长(1923—1925)和国大党总书记(1924—1926)等职务。

这期间，他访问了联合省的许多农村，了解农民运动的情况。这种“农村漫游”给了他很大的教育。他为自己的安逸生活和对农民的狭隘偏见感到惭愧，又为印度的贫穷和落后感到悲哀。他对英国殖民统治的憎恨加深了，也埋下了日后用“社会主义”改变印度贫困面貌的根子。

为了陪妻子治病，他周游了欧洲一些国家。他曾以国大党代表的身份出席了1927年在布鲁塞尔举行的被压迫民族大会，会见了来自亚、非国家的共产党人、社会主义者和激进民族主义者;并被推选为反帝大同盟①的名誉主席和执行委员会委员。他认为，参加这些会议有助于“认识殖民地和附属国的若干问题”，“了解西方劳工内部的冲突”。1927年11月，他访问莫斯科，参加了十月革命10周年纪念活动。他对社会主义的苏联发生了兴趣，并为此撰写了一系列文章，记述他旅苏的观感。这些文章后来汇编成《苏维埃俄国》一书出版。

尼赫鲁从欧洲回国后，投入1927年国大党马德拉斯年会的准备工作。他负责向年会提出关于争取完全独立、关于战争危机以及同反帝大同盟建立联系等决议，获得一致通过。这些决议，尤其是关于争取完全独立的决议，已经超出了甘地所提出的争取自治领地位的要求。这是尼赫鲁政治上成熟的标志，但也引起了他同甘地的第一次意见分歧。甘地未出席年会，他写信批评尼赫鲁“走得太快了”。这场关于完全独立还是满足于自治领的争论延续了两年，后来以尼赫鲁的胜利告终。1929年，国大党拉合尔年会再次通过了关于争取完全独立的决议。

1928年，尼赫鲁再度任国大党总书记，并被选为全印工会主席和全印独立大同盟的领导人。1929年，由甘地提名，尼赫鲁在拉合尔年会上当选为国大党主席。从此，尼赫鲁便以国大党领袖的身份，活跃在印度的政治舞台上。

1930至1934年，在国大党发动的两次不合作运动中，尼赫鲁四次被捕。他把被捕视为“不正常的政治生涯中的正常插曲”，并在狱中读书、写作。他的主要著作《自传》便是1934至1935年在狱中写成的。他说：“当时从事写作的主要目的在于使自己有一定的事可做，……并且回顾一下过去在印度发生的、跟我有关的事情，使自己能清楚地认识这些事情。”《自传》虽然是他个人的自述，但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对印度民族独立斗争的回顾。

1937年，英国在印度实行省自治。国大党在省议会的选举中取得胜利，先后在八个省组织政府。1938年，应尼赫鲁建议，在当时的国大党主席鲍斯的主持下，召集了国大党执政的各省工业部长会议，成立了全国计划委员会，以促进民族工业的发展。虽然它无所作为，但却是后来的计划委员会的先声。

1939年9月，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在如何对待这场战争的问题上，尼赫鲁同甘地又产生了意见分歧。甘地认为，应该无条件支持英国作战，但这种支持是非暴力性质的。尼赫鲁认为，印度应该有条件地支持英国反对纳粹德国的战争，但不能用非暴力来对付武装侵略。

1940年10月，甘地放弃原来无条件支持英国的主张，决定发动不合作运动;并拟定了一个派赴各地发表和平反战演说的国大党领导人名单。尼赫鲁名列第二。他出发后，还没有来得及发表反战演说即遭逮捕，被关押了一年多时间。

1942年春，日本占领缅甸使印度面临威胁。英国政府为了争取印度的支持，派出由战时内阁阁员克里浦斯组成的调查团，同印度民族运动领袖进行协商。克里浦斯带来了战后给予印度“自治领”地位的宣言草案，而未答应给予印度独立，也未同意建立战时责任制政府。甘地拒绝这个宣言草案。尼赫鲁虽然对它不满，但没有一概拒绝，他企图找出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办法。谈判破裂后，甘地在报刊上提出了英国“退出印度”的口号，国大党全国委员会也通过了关于英国“退出印度”的决议。尼赫鲁虽然不愿意干挠英国作战，但也予以同意。但在这个决议通过的翌日(1942年8月9日)，全体国大党工作委员会成员，包括甘地和尼赫鲁，统统被捕。尼赫鲁被关押了将近三年，到1945年6月才获释。

1944年，尼赫鲁在狱中写成了另一部重要著作《印度的发现》，这部著作主要是对印度历史和未来的探索。他说：“因为那时我不能有所行动，我不得不回忆过去，并试图窥探将来。我想了解我为其自由而奋斗的祖国。”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印度民族独立运动出现了新的高涨。英国政府派出代表同印度独立运动的领导人进行谈判，尼赫鲁任国大党方面的主要谈判者。1946年6月，国大党举行主席选举，在甘地的支持下，尼赫鲁又一次当选为主席。一个月后，英国总督根据立宪会议选举的结果，邀请尼赫鲁组织临时政府。9月，尼赫鲁宣布就任临时政府总理兼外交和联邦关系部长。

这期间，穆斯林联盟发起了争取建立单独的巴基斯坦的“直接行动日”，引起了穆斯林与印度教徒之间的流血冲突和屠杀。这是英国长期实行“分而治之”政策的结果。这样印、巴分治就成为不可避免。1947年6月，英国蒙巴顿总督提出了印、巴分治方案。甘地坚决反对分治;但当时掌握党内实权的尼赫鲁则认为，“这是一条正确的道路”。国大党全国委员会也以多数票通过接受蒙巴顿方案。1947年8月15日，印度自治领成立，尼赫鲁任总理。1950年1月26日，印度立宪会议批准的宪法生效，成立共和国，尼赫鲁任共和国总理，直到病逝，前后达17年之久。

在印度，尼赫鲁被认为是现代化的建设者。他与甘地的最主要的分歧，也在对待现代文明的态度上。尼赫鲁推崇现代文明，主张发展现代科技和大工业生产;甘地则主张回到古代印度文化的光辉中去，提倡手工纺织和小生产。尼赫鲁执政17年，他的国内外政策可以归结为：议会民主、“社会主义”、非教派主义和不结盟四项。

尼赫鲁信仰资产阶级议会民主制。早在制宪会议成立时，他就宣称新印度将实行民主制。宪法生效后，他不顾一些人的反对，坚持按照宪法进行大选。这次大选从1951年10月一直进行到次年2月。尼赫鲁亲自为国大党起草竞选宣言，规定候选人标准，并亲赴各地参加竞选活动。选举结果，国大党赢得74.3%的人民院议席，65.7%的各邦议会议席，成为中央和各邦的执政党。尼赫鲁在世时，印度共进行过三次大选，国大党始终以压倒多数在中央和大多数邦组阁。尼赫鲁除任总理外，还兼任过外交部长和国防部长，又是10个内阁委员会中九个委员会的主席。

尼赫鲁“社会主义”思想的形成，可以追溯到本世纪三十年代。1931年，国大党卡拉奇年会通过的由他起草的决议声称：“国家将占有或控制重要工业和服务性事业”，他认为，这是“朝着社会主义的方向跨了一步”。1936年在勒克瑙年会上，他宣称：“我深信解决世界和印度问题的唯一关键在于社会主义”。在1946年的制宪会议上，他更明确地说：“我主张社会主义，我也希望印度将采纳社会主义，建立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自然，在印度独立前，“社会主义”仅仅是一个宣传的口号。

1955年，国大党阿瓦迪年会通过关于建设“社会主义类型社会”的决议。尼赫鲁在会上说，“社会主义”就是“主要生产手段社会占有或控制，生产日益提高，国家财富平均分配”。1964年，布巴内斯瓦尔年会通过他提出的建立“民主社会主义”的决议。

尼赫鲁的“社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有本质的不同。科学社会主义以消灭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本特征;尼赫鲁的“社会主义”却允许资本主义存在，发展所谓公私营并举的混合经济。一方面，他主张基本工业、战略性工业和公用事业应为国家所有，建立公营经济，并予以尽快的发展。另方面，他又认为私营经济在“社会主义社会”仍起着重要作用，但要加以限制。他认为两者是不矛盾的，必须把它们看成一个整体。为此，他主张公私营部分应各有自己的经营范围。在尼赫鲁任总理期间，印度通过国有化和建立公营企业，培植了强大的国家垄断资本;同时，私营经济特别是私人垄断资本，在国家的庇护下，也有了惊人的发展。

尼赫鲁用以发展混合经济的主要途径是实行经济计划。1950年，印度成立计划委员会，他自任主席。1952年，开始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尼赫鲁曾设想经过10到15年的努力，在印度建立起工业基础并解决失业问题。这个战略目标没有实现，而贫富差别却以空前的速度扩大起来。1962年，他不得不失望地承认，在印度“富者越富，贫者越贫”。

尼赫鲁对宗教的态度是宽容的。他本人不信宗教，反对教派斗争，主张教派和睦。在《自传》中他写道：印度是一个信奉宗教的国家，印度教徒、穆斯林、锡克教徒以及信奉其他宗教的人各自夸耀他们的宗教，为了维护自己宗教的真理，有时不惜打得头破血流。这种现象，引起了我极大的厌恶，我常常加以谴责。

尼赫鲁透过教派之间的冲突，看到了英国实行的教派政策，“不可避免地阻止印、伊两教团结，并且挑拨他们互相冲突”。他也敏锐地看到隐藏在教派主义后面的反动势力，“利用群众的宗教热情来达到他们自己的目的”。

基于这种认识，尼赫鲁确立了他的非教派主义立场。他反对甘地把宗教带进政治的做法，并为政治活动中宗教因素的增长而苦恼。在1947年印、巴分治带来的教派仇杀中，仅旁遮普就有50多万人被杀，1，200万人无家可归。尼赫鲁为恢复宗教和平作了很大的努力，他多次表示，只要他任总理一天，印度就决不会成为印度教的国家。

印度建国时，尼赫鲁坚持建立一个政教分离的国家。宪法明文规定，公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少数教派可在议会中保留一定的席位。但是，剥削制度的存在和长期的教派仇恨，使印度的教派斗争始终不已，这是尼赫鲁所力不能及的。

尼赫鲁是印度实行不结盟政策的奠基人。他从印度经济不发达的现状和发展经济的需要出发，制定了这一政策。在他的指导下，印度不参加任何军事集团，而致力于发展同所有国家的友好关系。1954年，尼赫鲁同中国周恩来总理共同倡导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成为国与国之间关系的指导原则。1955年4月，尼赫鲁率领印度代表团出席了在万隆召开的亚非会议，为会议的成功作出了贡献。1961年，尼赫鲁同南斯拉夫铁托总统和埃及纳赛尔总统共同发起了不结盟运动，是不结盟运动的创始人之一。

作为一名资产阶级政治家，尼赫鲁在民族关系和对外关系方面，不可避免地带有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和扩张主义的因素。早在1944年，他在《印度的发现》一书中，曾设想印度要“在印度洋地区，在东南亚一直到中东”发展成“经济和政治活动的中心”。独立后，他一方面反对殖民主义，收复了被法国占领的本地治里、开利开尔、马赫和亚纳昂，以及葡萄牙领地果阿;另方面又承袭英国的特权，对不丹、锡金等邻国保持“宗主权”和从属关系。在处理印、巴有争议的克什米尔问题上，印度单方面宣布把克什米尔变为它的一个邦。1962年10月20日，印度军队对我边防部队发动大规模的进攻，妄图用武力解决两国的边界纠纷，从而挑起了边界武装冲突。

1962年以后，尼赫鲁的健康状况开始衰退。1964年5月27日病逝。印度人民深切哀悼这位伟人的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