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大诗人王士祯（1634—1711），号渔洋山人，人称王渔洋。他作为钱谦益之后的诗坛盟主，领袖文坛数十载。“五十余年，海内学者仰如泰山北斗”（宋荦语）。他弘扬司空图、严羽的诗歌理论，论诗标举神韵，创清初神韵诗派，提出“兴会神到，得意忘言”，主张“不着一字，尽得风流”，“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推崇王维、孟浩然清远闲淡的意境；并以大量的创作活动和实践风示天下，一时和者甚众，形成了一道独特的文艺景观。《再过露筋祠》：“行人系缆月初堕，门外野风开白莲。”以白莲喻指露筋女神圣洁高尚的节操，脍炙人口，令人拍案叫绝。而《真州绝句》其二：“好是日斜风定后，半江红树卖鲈鱼。”则深得王维“诗中有画”的壸奥，富有神韵。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意在言外、含蓄蕴藉的语言风格不仅在诗歌创作中颇受青睐，而且影响到作为叙事文体的小说。一般看来，诗歌篇幅较短，字数十分有限，文字整饬精炼，作者既有必要，也有可能，去字斟句酌，反复推敲。苦吟诗人完全可以“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而小说文字庞杂散漫，要斟酌推敲，达到如此境界，肯定就不那么容易了。事实又是如何呢？细细研究，其实不然，那部“看来字字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平常”的《红楼梦》，最伟大又最复杂，就十分娴熟地运用了意在言外，含蓄蕴藉的艺术表现手法，笔者曾经称之为“不写之写”（沈新林《无为有处有还无——论〈红楼梦〉的不写之写》，《河南理工大学学报》2013年第4期），也有学人称之为“空白艺术”，其本质一样，仅仅称谓不同罢了。

下面请先欣赏小说四十回《史太君两宴大观园金鸳鸯三宣牙牌令》中的一段文字：

凤姐儿偏拣了一碗鸽子蛋，放在刘姥姥桌上，贾母这边说声“请”，刘姥姥便站起身来，高声说道：“老刘，老刘，食量大似牛。吃个老母猪不抬头。”自己却鼓着腮不语。众人先是发怔，后来一听，上上下下都哈哈的大笑起来。史湘云撑不住，一口饭都喷了出来。林黛玉笑岔了气，伏着桌子嗳哟。宝玉早滚到贾母的怀里。贾母笑的搂着宝玉叫“心肝”；王夫人笑的用手指着凤姐儿，只说不出话来。薛姨妈也撑不住，口里茶喷了探春一裙子。探春手里的饭碗都合在迎春身上。惜春离了坐位，拉着她奶母，叫揉一揉肠子。地下的无一个不弯腰曲背，也有躲出去蹲着笑去的，也有忍着笑上来替他姊妹换衣裳的。独有凤姐鸳鸯二人撑着，还只管让刘姥姥（吃）。（引文均出自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校注本）

这是一段著名的精彩描写，由于凤姐、鸳鸯的精心编导，调动了演员的积极性。通过刘姥姥的出色表演，让大观园的主人们个个开怀大笑，着实痛痛快快地乐了一把。不过，每个人的笑态并不相同，都恰如其分地表现出人物的身份、性格。小说第一个写史湘云的笑，“一口饭都喷了出来”说明湘云最天真单纯，反应也最灵敏，性情潇洒，不拘小节，带有男儿气；第二个写林黛玉笑，“岔了气，伏着桌子嗳哟”。她笑在湘云之后，没有其他缘故，主要是她身体虚弱，才慢了半拍，其实她的反应敏捷和单纯、天真并不在湘云之下。第三写宝玉的与众不同的笑态，“滚到贾母的怀里”，一说明他的娇生惯养，二说明他的反应其实也很迅捷。第四写贾母的特殊的笑法，她搂着宝玉叫“心肝”，说明贾母年纪虽老，风采依旧，宝刀未老，其反应也不让年轻人太多；她担心的是怕笑坏了孙子宝玉。王夫人“用手指着凤姐儿”，分明她已经识破了凤姐的恶作剧，笑的说不出话来。薛姨妈笑的茶喷了出来，多少有点贬抑其失态，在作者看来，五十来岁的老妇，应当稳重点儿吧。“口里茶喷了探春一裙子”，实在有点过分了。探春的笑把饭碗合到迎春身上，笑得最痛快，动作幅度最大，是极度地写她的男儿气息，有点夸张，但非常真实，说明巾帼不让须眉。惜春最小也最娇，生活不能完全自理，有依赖性，所以她拉奶母揉肠子。那些在场的奴才们也是人，也有感情，也要笑，但他们受等级观念的制约，只好蹲着笑；笑的时候，还有服务主子的任务在身，必须“忍着笑上来替他姊妹们换衣裳”。可见贾府的等级观念何等森严。这里借笑，写出了十几个人的笑态和不同性格，这大概可以叫做“借一月以照万川”吧。有人问，难道在场的就这么多人吗？其他人为何没有笑呢？为何没有写呢？其实明眼人一看就知道，在场的至少还有宝钗和迎春。因为上文有交代：“贾母带着宝玉、湘云、黛玉、宝钗一桌，王夫人带着迎春姊妹三个一桌。”你看，宝玉、湘云、黛玉笑了；探春、惜春也笑了。偏偏少了宝钗和迎春，这肯定不是作者的粗心大意，漏写了二人，而是故意运用春秋笔法，微言大义。那么，作者要表现什么呢？她俩到底为什么没有笑出来呢？仔细分析就会发现，这恰恰是作者匠心独运的结晶，是难得的得意之笔。迎春为何不笑？原来她母亲早亡，父亲又热心讨小老婆，只管自己享乐，平素不管女儿；继母邢夫人为人自私，对她更缺少关爱。她既没有得到别人的温暖，也就冷漠对待一切，远离热闹，远离人群，喜欢独处，习以为常。她向来反应迟钝，沉默寡言，甚至木讷，人称“二木头”。他平素不善言辞，请看小说对她的介绍：第三回林黛玉初进贾府，她眼里的迎春是“温柔沉默，观之可亲”。第七十五回，她的珍贵发饰被奶妈偷出去换钱赌博，她不置可否；奶妈赌钱被抓，她不敢吭一声；反而是宝钗、黛玉、探春帮她向贾母求情。邢夫人批评她，她“低首弄衣带”。她的丫鬟司棋与表哥潘又安的恋情被发现，抄检大观园时，从箱子里查出了信物、情书，面临严厉处罚，作为主子的她，“连一句话也没有”。她的性格是“懦弱”，而“懦弱”的重要表现之一就是胆小怕事，寡言少语。看来，刘姥姥的出色表演，压根儿就没有引起她中枢神经的兴奋，其感情世界一片荒凉。这样写来，迎春形象才不同于其他女性，有“同树异枝，同枝异叶，同叶异花，同花异果”之妙，显得腾挪跌宕；也才符合迎春的性格特点。

薛宝钗又如何呢？她为何也不笑呢？原来她是大家闺秀，知书识礼，教养一流，城府极深，特别在长辈面前不苟言笑，不关己事不开口，一问摇头三不知。她算得上是标准的封建淑女，这是她与黛玉、湘云的根本区别所在。其实是她的感情被理智所替代了，人性被扭曲了，异化了，她是带着面具在生活，带着镣铐在跳舞，将自己的真性情、真面目隐藏得很深，一般人看不出来。这便是她为人所津津乐道的卓绝的生存智慧吧。请看小说对她的介绍：第二十二回，贾母“喜她稳重和平”，才破例捐资二十两，为她作生日；连其亲外孙女林黛玉也没有这样的待遇和幸运。不过宝钗也是人，也是女人，更是年轻女性，她的真性情也不是完全没有表现，她也有流露真性情的时候，只是机缘的凑巧而已。请看，宝玉挨打之后，她的表现如何呢？她深情地说过一段意味深长的话：“早听人一句话，也不至今日。别说老太太、太太心疼，就是我们看着，心里也疼。”“刚说了半句，又忙咽住，自悔说的话急速了，不觉红了脸，低下头来。”我们细细分析，就会看出作者的用心是何等深细。其实，明眼人不难看出，“早听人一句话”的“人”，就是“我”，就是她本人。再看，“别说老太太、太太心疼，就是我们看着，心里也疼”。她把自己放在什么位置上呢？“老太太、太太”的后面，应该是谁呀？按照常理，老太太是贾府第二代的当家女性；太太是贾府第三代的当家女性；那么，“我们”，明显是以集体代个人，其实就是“我”，应该是贾府第四代的当家女性，是贾宝玉的未婚妻才对。一不小心，她下意识地把自己放在贾宝玉未婚妻的位置上了。只不过她的语言艺术高超，把“我”换成了“我们”，颇能够迷惑一部分人罢了。难怪“她又忙咽住，自悔说的话急速了，不觉红了脸，低下头来”。她确实应该难以为情；简直有点不知羞耻了。这个城府的淑女居然自己跳出来，要求充当贾宝玉的未婚妻了。奇怪吗？怪也不怪，这是她的心里话，真心话，肺腑之言，不是吗？这样看来，宝钗的真实性情，微妙的心理也有自然流露的时候，仅仅是不像湘云那么轻率容易，机会极为难得罢了。宝玉挨打之后，她说的一句话，其中包含了很多文章。那些言外之意，弦外之音，当然也是“无为有处有还无”，也是“不写之写”。称之为“不着一字，尽得风流”，“羚羊挂角，无迹可求”，大概也不错吧。

这样的范例还有不少。再如，小说四十回《史太君两宴大观园金鸳鸯三宣牙牌令》写贾母和大家喝酒行令，轮到黛玉行令：“鸳鸯又道：‘左边一个天’，黛玉道：‘良辰美景奈何天。’宝钗听了，回头看看他。黛玉只顾怕罚，也不理论。鸳鸯道：‘中间锦屏颜色俏’，黛玉道：‘纱窗也没有红娘报’。”宝钗为何要看黛玉？因为黛玉顺口说出了明代汤显祖的传奇《牡丹亭·游园》里的句子“良辰美景奈何天”，后来又接着顺口说出了《西厢记》中的句子。而《西厢记》《牡丹亭》当时被视为“淫书”，是所谓的禁书，是不能看的，特别是女性不能看，尤其是年轻女性更不能看。所以，事后第二天，宝钗在第四十二回《蘅芜君兰言解疑癖潇湘子雅谑补余音》中，煞有介事地专门找机会教训了黛玉：

进了房，宝钗便坐了，笑道：“你跪下，我要审你。”黛玉不解何故……宝钗冷笑道：“好个千金小姐，好个不出闺门的女孩儿，满嘴说的是什么？你只实说便罢。”黛玉不解，只是发笑，心里也不免疑惑起来。……宝钗笑道：“你还装憨儿，昨儿行酒令儿，你说的是什么？我竟不知哪里来的。”黛玉一想，方想起来，昨儿失于检点，那《西厢记》、《牡丹亭》说了两句，不觉红了脸。

读到这里，细心的读者会发现一个问题，那就是如果宝钗自己没有看过《西厢记》《牡丹亭》，那么，她怎么知道“良辰美景奈何天”“纱窗也没有红娘报”的出处呢？又如何能发现黛玉的错误呢？显然，对于《西厢记》《牡丹亭》，她早已烂熟于心了，甚至比黛玉读得更早，记得更熟，不是吗？对于这一点，冰雪聪明如林黛玉者，当然不会想不到。宝钗心里十分明白，肯定不能瞒天过海，于是，便不打自招地说：“诸如这些‘西厢’‘琵琶’、以及‘元人百种’，无所不有。他们是偷背着我们看，我们却也偷背着他们看。”好了，她自己揭示出了谜底。这其实也是一种“不写之写”，宝钗自己看过《西厢记》《牡丹亭》，却敢大胆去教训黛玉，正是所谓的贼喊捉贼，其为人、其品行不是一清二楚了吗？作者的良苦用心正在于此吧。还有，林黛玉不是也可以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反唇相讥，进行反击吗？只要顺便轻轻地问宝钗一句“你怎么知道我看过禁书？如果你知道，那么，你不是先看过了吗？”那么宝钗的尴尬处境就不言自明了；但黛玉没有这么做，她为人厚道，不想当面让人难堪。所以，这一笔不仅表现出宝钗的胸有城府、虚伪，也还间接表现出了黛玉的诚实、厚道、善良，难道不是吗？

还有，第五回，因薛蟠打死人命，想远走避祸。于是，薛姨妈带着薛蟠和宝钗进京，但小说交代其进京的直接原因是让宝钗进宫待选，试图走贾元春的道路，进宫当女史，希望一旦侥幸让皇帝看上，便可能封为贵妃，那就一人得宠，全家鸡犬升天，可以使薛家得到中兴。但她们到了京城，却再也没有提起此事，既没有派人去打探信息，也没有去报名应征，这显得特别蹊跷，令人百思不得其解。别以为这是作者的疏漏，其实作者的言外之意是，宝钗的真实目的并不在进宫待选——那只是一个托词——而是想住在贾府，与贾府攀亲；说白了，就是想嫁给贾宝玉。可以用来佐证这一观点的材料是，薛蟠事先曾对他母亲说过：“咱门京中虽有几处房舍，只是这十来年没人进京居住，那看守的人未免偷着租赁与人，须得先着几个人去打扫收拾才好。”可见，薛家在京师有自家房产，而且还不止一处房产，有许多处房产。但令人莫名其妙的是，他们却不肯住在自己家的高屋大厦里，偏偏愿意住在贾府不起眼的梨香院，况且一住就是几年。平心而论，如果住上短暂的十天半月，那还说得过去，作为权宜之计，还好勉强解释；如果一连住上若干年，那就不好解释了。这并非是事情中途有变的临时决策，而是事先原本计划如此。你看，薛姨妈一开始，就“又私与王夫人说明：一应日费供给一概免却，方是处常之法”。原来贾府是富而好礼之家，对于前来探访小住的亲戚，一般都发给日常生活费用，薛姨妈事先就声明他们不需要日费，其原因一是家道殷富，足够开销；二是业已做好了准备，要长期居住在贾府。由此不难窥知他们进京的真实初衷了。再说，梨香院那可不是什么富丽堂皇的高楼大厦，而是荣国府东北角上一所十来间平房，有一门通街，进出方便；相对于正房，不免寒酸；虽然小说曾专门交代，那是荣公暮年养静之所，却不太可信。因为后来成了十二个女戏子演习唱戏的场所（第三十六回《识分定情悟梨香院》）；再后，甚至贾府死了人，居然就停在梨香院内，可见那也并不是什么风水宝地。薛姨妈他们一家一住多年，企图长期赖在贾府不走，指望与贾府攀亲的隐微用心昭然若揭。作者出于多种考虑，不便直说明言，而是采用婉曲隐蔽的手法，向读者暗送秋波，真是“羚羊挂角，无迹可求”，这当然也是“不写之写”。

《红楼梦》中还有不少这样的表现手法，脂靖本十三回有常（棠）村批语：“九个字写尽天香楼事，是不写之写。”可见“不写之写”的确是小说客观存在的一种语言表现手法和艺术风格。

最后，讨论一下，清初诗歌、小说中存在的这种不写之写的语言表达艺术是否带有普遍性呢？清初散文中有没有这种艺术手法呢？回答是肯定的。笔者曾经读过清初散文三家之一侯方域的《马伶传》，觉得其中的语言艺术与《红楼梦》有异曲同工之妙。作品写金陵梨园兴化部的马伶，与华林部的李伶竞演《鸣凤记》中的严嵩，因不敌而败北。他总结演出失败的教训，自我检讨，挖掘出深层原因。并立即采取果断措施，为了演好角色，他离开剧班，私下去京城。来到当朝宰相顾秉谦家，“求为其门卒三年，日侍昆山相国于朝房，察其举止，聆其语言，久而得之，此吾之所为师也”。这段话是文章主旨所在，至关重要，应当仔细揣摩。其显性主题是，生活本身是文艺创作永不枯竭的源泉。马伶在侍候昆山相国的日子里，观察到一个封建王朝当国宰相的才气风度和言行举止。演员生来善于模仿，三年时间，肯定烂熟于心，表演起来自然得心应手，游刃有余。在那个时代，懂得这一文艺理论的人不多，侯方域表而出之，自有其不朽价值和时代意义，事实胜于雄辩，作品确实具有不可辩驳的说服力。反复把玩品味，我们可以发现，作品应该还有一个隐性主题，那就是对当朝宰相顾秉谦的批判。《马伶传》文末侯方域曰：“异哉，马伶之自得师也。夫其以李伶为绝技，无所干求，乃走事昆山，见昆山犹之见分宜也。以分宜教分宜，安得不工哉？”昆山、分宜，分别是顾秉谦和严嵩的籍贯，以地望代称人物，表示人物的声名显赫以及作者的崇敬之情。你看，马伶扮演臭名昭著的奸臣严嵩，却由模仿当朝宰相顾秉谦而获得成功。马伶从顾秉谦的一颦一笑，学到了明代大奸臣严嵩的音容笑貌，并能够传神地表演出来，且得到观众的认可和好评。这不是说明顾秉谦和严嵩本是同类奸佞，是一丘之貉吗？再联系顾秉谦曾经依附奸相魏忠贤，残害左光斗等忠臣义士，可以更清楚的看到这一潜在主题的合理性。侯方域作为明末四公子之一，又是复社领袖人物，虽然入清之后，曾一度迷失道路，居然参加科举考试，并中副榜举人，但那毕竟是另一码事，且导致他的“壮悔”终身，后来竟然抑郁而终，英年早逝。显而易见，在其生命历程中，正义性是一以贯之的。“不平则鸣”，正义文人面对不平现实，如骨鲠在喉，不吐不快；必然要抓住一切可能的机会，加以揭示，以讽刺现实。于是他凭借娴熟的写作技巧，依托马伶学艺的经历，通过不写之写，巧妙地暗示给了读者。这样的“不写之写”，也可以称为含沙射影，歪打正着。这本质上也就是“不着一字，尽得风流”。唯此，《马伶传》应该算得上是散文中不可多得的上乘之作。侯方域被誉为清初散文三家之一，肯定与本文不无关系吧。当然，清初散文家能如此挥洒自如者，不止侯方域一家。魏禧的《大铁椎传》极力铺叙一个有见识、有气节、力大无比、不为时所用的江湖英雄，游侠豪客，笔墨淋漓酣畅，豪气逼人，勇猛如见；并以此与张良在博浪沙椎击秦始皇时所得的沧海君相比，其创作时间在刚刚改朝换代的清初，难道没有深意吗？难道不是作者反清复明意向的自然流露吗？只不过他别出心裁，采取了“不写之写”的机智高明手法，才能够躲过朝廷文字狱的浩劫，安然无恙啊。

总之，清初的诗歌、散文、小说不约而同地出现这种“不写之写”，肯定具有其内在的规律性，显然是一股普遍存在的文艺思潮，这使得严羽、司空图的诗歌理论在数百年后得以发扬光大，二人地下有知，定然手舞足蹈，乐不可支。其间的原因值得研究，令人深思。我以为，这固然与清初文艺界悄然掀起的复古思潮不无关系；但仔细推究，也应该与清初政治上文字狱的高压影响有关。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不写之写”的重要功能之一就是可以直接通过语言技巧，不着痕迹，不落言筌，让人抓不到把柄，起码可以避免文字祸端；此外，能够给读者更高级的审美享受。所以，“不着一字，尽得风流”的语言艺术特别受到文人的追捧。今天看来，其艺术技巧仍然具有其强大的生命力，值得研究，值得借鉴。我们应该坚持古为今用，更好地为繁荣社会主义文艺服务。

（作者单位：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