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东汉而至南北朝的数百年间，山水游记渐成一体，文人染指遂多，并形成了较为成熟的写作技巧与表达方式。如果将视野定格在此时，或许我们可以认为，此后的山水游记，只不过是沿着这条已经成型的路继续走下去罢了。但是柳宗元的出现，却从根本上变革了山水游记的写法，从而形成了一种新的典范。写于元和四年到元和九年这五六年间的《愚溪诗序》和 “永州八记”，是柳宗元山水文学创作的集中体现。在这一系列文章中，他醉心于人与山水之间的同感共应，展现了自然美与人格美的相融共生、内蕴美与形式美的和谐统一，同时也体现了山水审美的历史转折。

一、 结缘：人与山水之间的同感共应

唐顺宗永贞元年（805）

九月，因被政敌所陷，柳宗元由礼部员外郎外放为远州刺史，赴任途中，又加贬为远州司马，未几，再贬永州司马。柳宗元被贬的官职，具体来说，是“永州司马员外置同正员”。“司马”本为刺史属下掌管军事的副职，但当时已经成为有职无权的冗员；“员外置”意为在定员以外设置的官，而“同正员”意为其待遇同正员一样。总之，柳宗元是一个无具体职务的“编外”官员。非但如此，朝廷甚至没有给他安排官舍，到达永州后，他只好寄居在城内的龙兴寺。寺内“凫鹳戏于中庭，蒹葭生于堂筵”，一派荒凉景色。加之气候潮湿、语言不通，又有“罪谤交织，群疑当道”，他日子并不好过。在元和四年（809）

的一封家书中，柳宗元向亲人倾诉自己身体上众疾交加，心理上抑郁苦闷，以至于“每闻人言，则蹶气震怖，抚心按胆，不能制止”。

然而，在这险恶的环境中，柳宗元却没有一味消沉，他也在积极寻求精神的寄托。他自幼即信仰佛教，既寄居寺庙，便常与僧人谈禅论道，从青灯梵呗中寻找些许安慰。值得庆幸的是，一批与他遭遇相似的士人先后来到永州，这些人中，有些本就是柳宗元的旧交，比如吴武陵、元克等。这些人的到来，给了柳宗元精神上极大的安慰。在《答吴武陵论非国语》中，他说道：“拘囚以来，无所发明，蒙覆幽独，会足下至，然后有助我之道。”自此，柳宗元常与友人们游览饮酒，谈文论艺，尽管抑郁的心情仍然无法完全释怀，但毕竟有了倾诉的对象，也有了同道的理解，这让他在逆境中，仍能发愤作书，迎来了创作上的一个高潮。

元和五年（810）

，柳宗元从城内移居潇水西岸的愚溪。这是柳宗元文学生涯中一件有标志意义的事情，此举开启了柳宗元山水游记创作的新篇章，同时也开启了中国山水文学的新时代。值得注意的是，溪水本名冉溪，“愚溪”是柳宗元改的名字。为什么要将其改为愚溪呢？“愚”又有何深意？在《愚溪诗序》中，柳宗元说道：历史上的宁武子，是“邦无道则愚”，颜子则是“终日不违如愚”，这都不是真愚。而自己在“有道”的时代，却“违于理，悖于事”，以至于被发配到这种偏远的地方来，这才是真愚。这条溪水在别人看来虽然没有什么价值，但它的“漱涤万物，牢笼百态，而无所避之”，却正合乎自己的性格，所以“能使愚者喜笑眷慕，乐而不能去也”。柳宗元以“愚者”自况，而溪水和自己相类，故名其为“愚溪”。

整篇序，都着落在一个“愚”字上。“违于理，悖于事”，正说明了柳宗元不为小人所屈，高标自置的独立人格。这里的愚溪，亦为世所弃，正象征着他被贬的悲剧命运。这使得二者之间形成了一种同感共应的关系，也使得柳宗元对愚溪抱有一种特殊的感情。柳宗元并没有仅仅停留在“借愚溪以泄孤愤”的层面，而是更加积极地将心灵投入到自然之中，借对山水之美的发现，来表现自身的价值，并以此来质疑社会的现存秩序和道德标准。林云铭《古文析义》评论此文说：“本是一篇诗序，正因胸中许多郁抑，忽寻出一个愚字，自嘲不已，无故将所居山水尽数拖入浑水中，一齐嘲杀……然后以溪不失其为溪者代溪解嘲，又以己不失其为己者自为解嘲。”所谓“溪不失其为溪者”与“己不失其为己者”，也就是溪与人的固有价值，二者在这一点上得到契合。

二、 自然美与人格美的相融共生

永州的山水其实并不出色，几无名胜可言，更遑论与“千岩竞秀，万壑争流”的会稽相比了。“永州八记”里所描写的，也都是十分平常的地方——甚至平常到本地人都不注意。比如《钴潭西小丘记》：“问其主，曰：‘唐氏之弃地，货而不售。’问其价，曰：‘止四百。’予怜而售之。”再如《袁家渴记》：“永之人未尝游焉，余得之，不敢专也，出而传于世。”然而就是这些不为人在意的地方，在柳宗元笔下，却摇曳生姿，令人读来如在目前，心生向往。

对世人视而不见的景色，柳宗元为何能独具慧眼呢？根本的原因，还是他在《愚溪诗序》中所说的“漱涤万物，牢笼百态”。具体说来，就是他的心灵审美与山水景致在精神上产生了契合，故而能对自然景物洞察入微，捕捉住别人所难以发现的美妙动人之处。清人刘熙载在《艺概·文概》中说：“柳州记山水，状人物，论文章，无不形容尽致；其自命为‘牢笼百态’，固宜。”柳宗元之前，描写山水的文字已有很多，但比较一下便可发现，前人所记的山水，多为名山大川或幽景胜迹，其美尽人皆知，通俗点儿说，就是“有的写”。而柳宗元笔下的山水，既然没有出众的“硬件”，便更需要他洞幽烛微，充分发掘出永州山水的特点来。我们看“八记”里描写的，虽都是眼前小景，但却各具特色，有美的个性。同样写水，钴潭之水是“流沫成轮”，石涧之水是“流若织文”，而石渠之水则是“流抵大石，伏出其下”；同样写石，小石潭之石是“为坻，为屿，为嵁，为岩”，石涧之石是“若床若堂，若陈筵席，若限阃奥”，而小丘之石则是“若牛马之饮于溪”“若熊罴之登于山”。真可谓妙笔生花，气象万千。

柳宗元笔下所表现出的自然美，是与其人格美分不开的。他历经磨难却不改本色，一腔牢落，尽数倾之于山水。在观赏山水的同时，他将自己与山水融为一体，以山水自喻，借以寻求人生真谛。因此，他刻画永州的山水，不是纯粹客观地描摹自然，而是赋予了其血肉灵魂，将山水性格化了。他的笔下，多写怪石清流、奇树幽草，这同其本人高洁深邃、卓然独立的人格有着内在的联系。在《始得西山宴游记》中，柳宗元写道：“悠悠乎与颢气俱，而莫得其涯；洋洋乎与造物者游，而不知其所穷。” “悠悠乎与颢气俱”，也就是养吾浩然之气；“洋洋乎与造物者游”，也就是与自然同化。

读这“八记”，会时时感受到有一个“我”在里面。与王羲之《兰亭集序》中的“我”不同，这里的“我”强调的不是人的主体性、独立性，而是一种与山水同感共应的亲切感，二者相爱相怜，如在目前。这种情怀，既不同于“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的寥廓感，也没有“重岩叠嶂，隐天蔽日”或“孤鹤寒啸，游鸿远吟”的距离感。一方是地处荒郊、无人赏识的石潭溪水，一方是远谪永州、抑郁难申的作者，因为这相通的际遇而彼此引为了知己。永州山水因为有了柳宗元而得遇知音，并名传千古；而柳宗元又何尝不是借永州山水而得到了自我的解脱呢？

三、 内蕴美与形式美的和谐统一

传统的文学观念中，文章贵乎含蓄，如北宋梅尧臣所说：“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身为“唐宋八大家”之一，柳宗元对文贵含蓄也有着自己的体会。在《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中，他明确指出，写文章要“含蓄而不晦涩，明朗而不真露”。这十二字的主张，在“永州八记”中体现得尤为突出。

柳宗元虽然以一腔牢落来游览山水，但并没有大肆评讥；他笔下的山水，其秉性是峻洁的，同时又是含而不露的。柳宗元的感情，在“八记”中最为激烈的一次抒发是《钴潭西小丘记》中。他写道：“即更取器用，铲刈秽草，伐去恶木，烈火而焚之。嘉木立，美竹露，奇石显。由其中以望，则山之高，云之浮，溪之流，鸟兽之遨游，举熙熙然回巧献技，以效兹丘之下。”这段文字大有深意。所谓“铲刈秽草，伐去恶木”无疑是象征着对恶势力的讨伐；而“嘉木立，美竹露，奇石显”则象征着自己高洁人格的卓然独立。但即便是如此强烈的感情，柳宗元吐露出来，也是用隐喻的手法，而没有直接去宣泄；但读者却又能完全体会到，可谓力透纸背。与此相关，“永州八记”中一个典型的意象，便是“石”。石虽然是景物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柳宗元如此热衷于写石，尤其是写怪石，最主要的原因还是以石来隐喻自己的人格。清代沈德潜评论道：“愚溪诸咏，处连蹇困厄之境，发清夷淡泊之音。不怨而怨，怨而不怒，行间言外，时或遇之。” “不怨而怨，怨而不怒”，这是对柳宗元山水游记内蕴美的最好概括。

在具有内蕴美的同时，“永州八记”又富有外在的形式美。

先看语言之美。柳宗元在创作实践中，形成了对于文章语言“其要在于丽则清越，言畅而意美”的心得，通观这八篇游记，可以说无一篇不是字凝句炼，明丽流畅，含蓄而隽永。比如《至小丘西小石潭记》，以“流沫成轮”四个字就形象地描绘出小溪“啮崖荡石”的情景；再比如《袁家渴记》中，仅以“舟行若穷，忽又无际”八个字，便将袁家渴山重水复的绝妙景观表露无遗。同篇中，还有“每风自四山而下，振动大木，掩苒众草，纷红骇绿，蓊葧香气”一句，最为后人所称赏。苏轼称其“善造语，若此句殆入妙矣”；林纾也赞道：“妙在捻出一个‘风’字。”

再看结构之美。“永州八记”是柳宗元在数年内连续创作的一个系列，这八篇游记整体构思一气贯通，皆精裁密致，谨严有序。从总体上来看，以首篇《始得西山宴游记》“然后知吾向之未始游，游于是乎始”发端，通过对西山及袁家渴周边山水景致的描绘，最后以《小石城山记》“吾疑造物者之有无久矣”的向天发问作结。而在这“八记”中，自第二篇起，每一篇都各以不同方式与上篇相关联，前后呼应，成为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比如首篇写西山宴游，第二篇就以“钴潭在西山西”起笔；第三篇又以“潭西二十五步”发端，写小丘；而第四篇则以“从小丘西行百二十步”开篇。如此种种，一景接一景，令人目不暇接。尤其令人折服的是，这八篇中，有时相隔一二年之久，但在柳宗元笔下，却犹如一日而就，毫无间隔之感，这可以说是其结构谨严、一气贯通的最突出体现。具体到每一篇，其结构之美也是如此。如《至小丘西小石潭记》，全文仅二百余字，却错落有致，开始未写石潭，先写水声，有“未见其形先闻其声”之妙；接下来依次写潭里奇石，潭边绿树，潭水游鱼，最后抒发内心感慨。全文由远及近，由旁及中，层层推进，极尽跌宕之能事。刘熙载《艺概·文概》评论道：“柳文如奇峰异嶂，层见叠出。”可谓的论。

余论：山水审美的历史转折

“典范”之所以成为“典范”，另有一点，是要在开创基础上示之以轨则。柳宗元山水书写的典范性，若从整个文化史上纵向来关照，还关联到山水审美的历史转折。

唐代之前的山水审美，其视角多是“仰观”与“俯察”，存在着一种距离感。楚辞、汉赋，自不待言；魏晋士人“向外发现了自然，向内发现了自己的深情”，但他们在欣赏山水时，仍然时时受着玄理思辨趣味的影响，那份与自然的亲和，总让人感觉尚隔了一层

（陶潜算是个例外）

。但到了柳宗元笔下，那种隐藏在自然中的神秘感已经荡然无存，本来无生命的山水仿佛注入了更多的人间趣味。我们看“永州八记”中，柳宗元对山水之境的那种体察入微，对山水之意的那种亲和神会，可以说，王羲之在《兰亭集序》中所强调的那个“我”，至此不是消解了、变弱了，而是更强了，更加主体了，人与山水之间，变为了平等、毫无距离的知己关系。“八记”中，柳宗元其实仍然是以人观物，只是在外在的视角之外，另增加了一种内在的体察、沟通方式。正因为这种体察、沟通方式的改变，山水的境界在柳宗元笔下也似乎“变小”了。在《至小丘西小石潭记》中，宗元写道：“丘之小不能一亩，可以笼而有之。”“笼而有之”四个字，在不经意间透露出的，正是这种变化的精神实质。人既然能与山水为友，那么这种关系便有了一种生活气息。在“八记”中，宗元有多处都写到购地、整地，山水在这里打上了明显的人的生命活动印记，换句话说，人不是要消泯在山水里，而是要以山水为“家”，这个“家”，既是物理的，又是精神的。

这种“笼而有之”、以山水为“家”的审美观，或者说，这种人变“大”而山水变“小”的审美观，不经意间完成了山水审美史上的一个转折。这种审美观，也体现在唐代之后的文人山水画和园林建造中。明末治园名家计成将中国园林的特点概括为“虽由人作，宛自天开”，这种旨趣，我们可以从柳宗元的山水书写那里找到源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