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商隐在晚唐不仅以诗名闻世，其文名更盛，如《新唐书·李商隐传》言：“商隐初为文瑰迈奇古，及在令狐楚府，楚本工章奏，因授其学，俪偶长短而繁缛过之。时温庭筠、段成式俱用是相夸，号三十六体。”然而，入宋之后，古文地位上升，骈文不为人重。樊南文集远不及义山之诗流行，也没有像诗集那样转换成印本，所以未能完整地保留下来。李商隐自叙有文集《樊南甲集》《樊南乙集》两部，各二十卷八百三十二篇，南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著录为“《樊南甲乙集》四十卷”，至元人编《宋史·艺文志》时，仅著录为《文集》八卷、《别集》二十卷、《杂稿》一卷，缺失已过三分之一，但连这些也未流传下来，清初朱鹤龄、徐炯等又从《文苑英华》《唐文粹》中重新辑录成集，初得一百五十篇，后《全唐文》编成，钱振伦又從中辑录入集，增至二百三篇。现经今人张采田、岑仲勉及刘学锴、余恕诚师辑录，才得各体文三百五十二篇，不及原集一半。李商隐《樊南乙集序》言：“是岁（大中三年）葬牛太尉，天下设祭者百数。他日尹言：‘吾太尉之薨，有杜司勋之志，与子之奠文，二事为不朽。’”《牛僧儒释奠文》应是李商隐骈文名作，但此文也未流传下来。这说明纸抄时代文献的流传有其特殊性。清人在辑录《李商隐文集》中除利用了《文苑英华》《永乐大典》《全唐文》等文献外，还充分利用了《成都文类》《全蜀艺文志》这类明人编辑的地方文献，《剑州重阳亭铭》一文就是这样被辑录入集的。此文是借助石刻才流传下来的，最早由明人抄录到地方文献中。笔者近日访剑门关县文物所，得观原碑与拓文，发现除了传写之误外，现传原碑拓文也存有若干问题，从中可发现石刻文本流传之特点。以下试述之。
一
《剑州重阳亭铭》一文不见于《文苑英华》，也不见于前代各类文选与类书，现存于李商隐文集中的此文是清人徐炯从明人杨慎《全蜀艺文志》中辑出的，故《全蜀艺文志》卷四十四所收此文应是其最早出处，现移录如下：
剑州重阳亭铭并序
李商隠
陪臣未尝屡睹天子宫阙，矧得舞殿陛下耶，然下国伏地读甲乙丙丁诏书，亦有以识天子理意，尺度尧舜，不差毫撮，于绝远人意犹在，不然者安得用江陵令，使上水六千里，挽大小虎牙、滟滪、黄牛险，以治普安（郡耶）。令既为侯，讲天子意，三年大理，田讼断休，市贾平，狱户屈膝，落民不识胥吏，四方滨颇来，系马縻牛，（阙）树肤不生，乃大铲险道，鲲石见土，其平可容《考工》车四轨，建为南北亭，以经劳饯，又亭东山，号曰重阳，以醉风日，南北经贯，若出平郡，无有噫（阙）。三年，民恐即去，遮观（阙）请留（阙像）东山，实在亭下。侯蒋氏名侑。文曰：
仁之为道，隆磊英杰（崛）。天简其劳，羡以事物。为君之（阙愿），（惟）蒋是（阙顾）。撮取不穷，如武有库。【去十遇】
蒋之有世，以仁为归（职）。伯氏之宜，仲氏之思（息）。厥弟承之，纯而不纰，以令为侯，天子之德（直）。【入二十四职】
汝侯为理，剑有盈昃。君南臣北，父坐子伏（侧）。饮牛沤菅，田讼以直。市正狱清，谒归告休。【入二十四职、二十五德】
朝雨滂滂，湿其峭头（颙）。民乐以康，愿有显庸。侯作南亭，北亭是（阙崇）。至于东山，乃三其功。【上平一东】
推险为夷，大石是扛（矼掊）。亦既三年，民乞走留。伯氏南梁，重弓二矛。古有鲁卫，惟我之曹。【下平十八尤、豪】
惟仁之归，有世在下。其摅其超，尾鬛马马。惟蒋之融，由唐庞虾。惟是亭铭，得其粗且。【上平三十五马】（《全蜀艺文志》卷四十四，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之内为笔者所加说明）
唐大中八年九月一日大学博士河内李商隠撰
《全唐文》卷七七九、徐树谷《李义山文集笺注》、冯浩《樊南文集详注》皆据此录入，冯浩还据杨慎在《全蜀艺文志》中其他文中补字做法，对本文提出了怀疑：“今所登者，缺字尚少，词义略见古趣，使果出义山乎？义山自称，或曰玉溪，或曰樊南，其郡望则陇西，故他人称之曰成纪。此书‘河内’，虽合史传，而准之文翰，则可疑也。徐刊本作‘河南’，岂别有据？抑流传之讹也。郑樵《通志·金石略》亦载之，但作‘大和八年剑州’，不言何人文，何人书，则更可疑矣。余颇疑碑文久漫漶，而杨用修为补全之，恐未可笃信也。又按：余疑用修为补全者，更有可旁证也。《全蜀艺文志》，用修所最矜喜者，得汉《太守樊敏碑》于芦山，汉《孝廉柳庄敏碑》于黔江也。序言二碑皆无销讹，刻尤古剞，实则《柳碑》仅存其名，而未能追补矣。孝廉讳‘敏’，何为加‘庄’字哉？《巴郡太守樊君碑》，赵氏《金石录》云首尾完好，摘载其大略。至明弘治中，李一本磨洗出之，不可读者过半国。《通志·金石略》亦列之，而注曰‘未详’，用修何以竟得一字无损之原刻哉？洪氏《隶释》，《孝廉柳敏碑》有阙字，而文本不多，碑在蜀中，《巴郡太守樊敏碑》颇全，惟后共阙七字，碑在藜州，用修据此而补全之，则亦易矣。其所录字句，有与赵氏、洪氏异者，不备列。而顾亭林于《樊碑》云：‘重刻本，字甚拙恶。’但未及考其何时所刻也。……统为核之，用修所云，何可尽信哉！”
应该说本文的真实性是没有疑问，刘、余二师已有辩，但冯氏所说的问题是存在的，就文本而言，刘、余师《李商隐文编年校注》整理最善，其采用《全唐文》《全蜀艺文志》等进行了校对，然仍有若干处阙文及费解处。四川大学出版社1990年出版高文、高成刚编《四川历代碑刻》第125页公布了拓片，并附有根据碑版所作的释文，与杨慎之录文相比，现拓文与《全蜀艺文志》已有不同，杨慎所录当据更早的拓文。但是，两者都存有疑点：
一是其中有唐代避讳字“民”“世”，在拓片中“民”字为变体俗，勉强可视为避讳，而“世”字两次出现，都是原字，应非出自唐人之笔。
二是铭文为押韵文，现存文本，多处未能合韵，如“杰”与“物”，“归”与“思”等，这些情况，不仅杨慎录文中存在，拓片中亦存，这表明两者皆非李义山文之旧状。
三是对照拓文与杨慎录文看，两者亦有不同，如，“遮观（阙）请”，阙文处有人补“察使道”，三字，拓文于原阙处有“道路”二字，“留（）东山”，拓文于阙处有“像”字，这些阙字的重新出现应是在杨氏录文之后的事。
笔者亲见铭文碑石，碑体由当地红砂岩制成，表面磨光，表皮都已脱落，多数刻字笔划糟近乎磨平，有些字有明显重新加刻之痕，还有后人用细笔小字写的题记。碑石左下方，有两则题记：其一“唐李义山作《重阳亭铭》碑，历时六百余年，埋没野土久矣，正德十三年春，予即地得，碑文已剥落十余，命匠修刻重立焉剑守”。竖排4行，字大2厘米，楷书阴刻，较浅，“剑守”即下文提及的知州李璧；其二“道光甲辰秋，津门李精三、郭静川重建斯亭识”[黄邦红《剑州重阳亭与〈剑州重阳亭铭〉碑》（《四川文物》1988年第6期）已著录了这一信息]。这些表明现传文本与拓本皆非唐人之旧物，但其拓文行格、空格方式或存唐人之旧状。
二
石本与传本有异，以常理当信石本，然而细察石刻原物，会发现石刻已非原物，字形、字体、行格不一，明显有后人改补的痕迹，查检相关资料发现，石碑与藏于地下的墓志不同，本身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曾随重阳亭的重建几经修刻。
李商隐之后，这篇铭文最早为宋人吴师孟关注，吴氏《剑州重阳亭记》一文记其事，曰：
治平二年夏四月二十有五日，师孟从蜀帅南阳公次剑州，是日会于东园之见溪亭，公未至郡，将揖宾，凭栏而语：见东山一峰，特竦千仞，众小山迤逦卑附，如奔走如侍从，茂林苍崖，烟霭蒙密，有一亭焉，冠于山侧，碧瓦鳞差，朱栏霞明，长溪清浔，流影不去。贰车太博扶风马君渊仰而指其曰：予与太守张侯颂他日于是得异处焉，乃唐刺史蒋侑所建重阳亭，商隐序而铭之者也。亭圮以来不知几许年，予尝登访其址，西首俯瞰一郡之境，矗矗高下，丛于目前，扪其碑辞尚可省读。会前官伐木，将以构予廨舍之后堂，予得即其材而新是亭，当以岁月识其兴废，敢属以记。师孟退而考义山之铭，乃宣宗大中八年所纂，大中距今二百一十有二年矣，其间岂无好事之人，一出口以怜其亭之废乎，将虽有好事之意，而但以治郡惟簿领是先，当途惟劳饯是经，遑恤是耶？噫，融结以来，兹溪山者实此州之胜，至蒋侯方建是亭，寂寥榛芜，逾二百余载，暨扶风君乃与张侯力起其废，是知溪山景物无情于人者也。含清藴秀如有道之士，充然内足，安其所守，无待于外，何尝欲人之爱耶？古今之人或爱或否，亭之兴废有时，而溪山之景自若也。乌能有毫发之损益于其清且秀邪？自古至唐，自唐迄今，仅偶得二真赏耳。自今以往庸讵知人之爱否，亭之兴废更几许年而复，值其人欤。是岁六月晦日，朝奉郎尚书职方员外通判阆州军州兼管内劝农事上轻车都尉赐绯鱼袋吴师孟撰。（杨慎《全蜀艺文志》卷三十九，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吴师孟，成都人，庆历（1041—1048）中进士及第博学善修，书文名甚著，官至通议大夫，子缜初登第，即求与修唐书，欧阳永叔以其年少拒之，及书成，缜乃作《唐书纠缪》。本文作于宋英宗治平二年（1064）六月，即他所言在李商隐写此文之后的“二百一十二年”。此“蜀帅南阳公”可能是指赵抃，赵抃二次任职蜀中，治平二年是其第二次，其《清献集》卷一《留题剑门东园》记录他曾过往剑州所遇之事：
剑州古要害，重门搤开阖。堤防两川地，喉吭此呀呷。在昔御狂寇，如朽施巨拉。时平付良守，一与公论合。政成治东圃，于焉解宾榻。予方锦官去，邀我置壶榼。纵步车马休，举目苍翠匝。摅怀谈笑喧，倾车潺湲杂。不春亦芳菲，匪风自萧飒。主宾饮兴豪，量海川酒纳。贰车台中旧，题诗谓予盍。默默极佳处，兹俗何以答。
剑州在由秦中入蜀的道途中间，接待过往官员自来就是其地项重要事务。建东园、重修重阳亭都是缘于此事。文中所云“是日会于东园之见溪亭”之东园应与诗中所提东园是一处。在此前地方官马渊、张颂有重建重阳亭之事，请他作文记其事，吴师孟指出东山自唐以来就是名勝，而到了李商隐作文、蒋氏置亭才有了名气。重建之时，“亭圮以来不知几许年……扪其碑辞尚可省读”，其时碑文仅能辨识，吴文中“劳饯是经”一语似直取自李商隐铭文。
吴师孟之后，再提及此文者，应是北宋末赵明诚（1081—1129），其于《金石录》中正式著录了本书，《金石录》卷十有曰：“第一千八百九十七《唐重阳亭铭》，李商隐撰，正书，无姓名，大中八年九月。”之后，郑樵（1104—1162）《通志》卷七十三又著录曰：“《重阳亭铭》，太和八年，剑州。”估计是转录《金石录》的，后来陈思于《宝刻丛编》中也转录《金石录》中的内容。再后，又有朱长文（1039—1098）《墨池编》卷六记：“《唐剑州重阳亭记》，李商隐撰。”《墨池编》专事书法叙录，朱氏虽未提及书家，但依其书例，此碑书法也当有可观之处，其字应非现有拓片之面貌。王象之（1163—1230）《舆地记胜》也有录，《舆地碑记目》卷四《隆庆府碑记》有云：“唐李商隐《重阳亭铭》，在郡东山之阳，唐大中八年太守蒋公侑创亭，李商隐作序而铭之，石刻今存焉。”所记颇详，似是读过碑文，《舆地纪胜》最后的定稿大约在绍定年间（1228—1233），其时碑铭还存在。再往后则是祝穆《方舆胜览》卷六十七中曰：“重阳亭在郡东山之阳，唐大中间太守蒋侑创亭，李商隐作亭铭。”祝氏所叙可能是对王象之所录的转述。凡此，皆证明《剑州重阳亭铭》一文在宋一朝流传有绪，而且因为作者之名、书法之精名气愈来愈大，成为陈述当地文物者不可缺少的内容。
但是，宋袁说友（1140—1204）《成都文类》未收此文，本书于庆元五年（1197）袁说友在四川安抚制度使兼知成都军府事任上编定，编者中有迪功郎新差充利州州学教授杨汝明，即在此碑所存地区，《成都文类》收有李商隐诗文七篇（六首诗一篇文），却未收此文，表明此文在当时可能晦没无闻了。故宋之后很长时间里，则很少有人提及此碑，直至明年正德十四年（1519）康海（1475—1540）《剑州再建重阳亭记》一文又提及此文：
予闻剑州山水旧矣，后见李义山《重阳亭铭》言刺史蒋侑治郡三年，事得人从，乃大铲险道，绲石见土，平可容考工车四轨，建为南北亭，以便劳饯。又亭东山，号曰重阳，以醉风日。则剑州山水亦胜矣。而蒋君在郡能有暇日，以山水自娱，又得名士大夫咏述其事，播美于当时，遗馨于后世，其胸襟意度固亦非凡者矣。正德乙亥，武陵李君来知剑州，逾年政成，百姓咸若，于是广教化之道，表废坠之迹，高城浚池，练兵饬备，陈礼义示轨则，吏就典列，俗无曲议，乃历览奥曲，穷索灵秘，得兹亭之址焉。于是与二三士大夫谋曰：夫礼义者世之大闲，而佳胜者地之隽腴，二者不可不示来兹也，予既建兼山书院以示学者，而又表武侯之庙旌死节之人，使庶位有守，后贤克循，其于礼义之事则庶几矣。佳胜如此，亭湮而罔知者，将数十百年，今幸求得之，得而弗治，非所以阐灵秘发坤珍也。于是涤秽芟草，复斯亭焉。畚锸始兴，即得义山碑于宿莽之下，吴职方记言曰：自古至唐，自唐至今，仅二赏耳，讵知亭之废兴更几许年而复值其人欤。然职方又讵知今日之有李君也，李君言亭近枕闻溪，远挹五华，前对汉阳，左秀岩亭卧龙，城郭楼台俯在怀抱，与职方之记略同，至于长溪清浔流影不去，则吾亦神坐亭上久矣。剑士姜文粹玉洁者，予旧友也，能道李君之事，因以书托予记云。亭崖畔有石刻古重阳亭四字，大书之，为宋张珖笔，予益跃然，恨不能即从诸君子游也。自予记之，已不知诸君子游而乐，乐而咏者将若干番，尚欲文粹为吾录寄之，以观李君之暇日比蒋君何如，当亦更为李君赋之矣。夫关中名区胜壤，不可以计数，安得有贤如李君者，少为表章之以快吾意，更不知予能待而见之否也。李君名璧，字白天，弘治乙卯广西举人，诣深履厚，故笃意古道如此，亭成于戊寅之夏，明年正徳十四年（1519）己卯夏六月十又八日庚辰浒西山人武功康海记。（康海《对山集》卷五，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其叙石铭又在吴师孟之后五百多年，王象之后约三百年，其言“得义山碑于宿莽之下”，康海未见碑石，故未能描述具体之状，但碑石上的附记已言“碑文已剥落十余，命匠修刻重立焉”，其时碑文已漶漫并有修刻之事了。在此后十多年（约在1526至1529年之间），杨慎（1488—1559）编纂《全蜀艺文志》，所录铭文已有了一些阙文（见上引），但仅有三四字，与李璧所言十余字并不符，由上文括号内所作说明看，存疑有十一处，恰与李璧所说相符，故杨之所录是李璧修刻后的结果。
再后，曹学佺（1574—1646）《蜀中广记》卷二十六中所记与杨氏所录近似：
汉阳山，州之主山也，武功康海德涵《剑州重阳亭记》所云“俯枕闻溪，前对汉阳”是矣，《碑目》云：“剑州石柱文（晋太元十八年刻）、《东园闻泉赋》（唐贞元中苏洪之刻）、《开元寺重修中和极乐院铭》（大顺三年刘崇望记）、《宣诏亭碑》（蜀天成四年四月一日记）、宋高宗籍田手诏碑，皆治内之琳琅也。《碑目》：重阳亭，大中八年太守蒋公侑始建，李商隐序而铭之，石刻在郡东山之阳。志云：东南一里东山，又名鹤鸣山，上有磨崖颜书元结《中兴颂》，蒋侑重阳亭在焉，李义山记略：
侯讲天子意，三年大理，乃大铲险道，绲石见土。其平可容考工车四轨，建为南北亭，以便劳饯，又亭东山，号曰重阳，以醉风日，南北经贯，若出平地，无有噫嘻。侯姓蒋氏名侑，铭曰：
仁之为道，隆磊英杰，天简其劳，羡以事物，惟君之□，□□□□。撮取不穷，有如武库。
蒋之有世，以仁为归，伯氏之宜，仲氏之思，厥弟承之，绳而不，以令为侯，天子之德。
汝侯为理，剑有盈昃，君南臣北，父坐子伏，饮牛沤菅，田讼以直，市正狱清，谒归告休。
朝雨滂滂，湿其帩头，民乐以康，愿有显庸，侯作南亭，北亭是双，至于东山，乃三其功。
摧险为夷，大石是矼，亦既三年，民走乞留，伯氏南梁，重弓二矛，古有鲁卫，惟我之曹。
惟仁之归，有世在下，其摅其超，尾马鬛马，惟蒋之融，由唐庞嘏。惟是亭铭，得其粗且。
大中八年九月一日太学博士河内李商隐撰缺
曹学佺万历三十七年（1609）至四十一年（1613）在四川任职，此文当是他在蜀中时依所得拓片或据原石所录。事情又在杨慎之后近百年了，曹氏所录与杨氏所录又有所不同了。如杨录“为君之（阙），（阙）蒋是（阙）”，阙三字，曹录则为阙五字，显然，历经百年之后，漶漫又加严重了。
三
杨氏录文稍真，但由铭文韵字看，亦有盲从其时拓文处，如那些出韵之字，显非出自李义山之手，也不應该是由杨氏所改，杨氏不过是依据了某个时期被修刻后的石本。曹氏录文留阙较多，但也有凭意推断之文，如其铭文，也有不合韵之处。对照拓文可见出，凡是不合韵处，或是漶漫不清，或所书之字形与他文不合，显为后人重书再刻。为便于阅读，对这些阙文，应采取一种更合理的方式进行补阙，可利用的因素有拓文的行格、铭文的四字格式、韵脚等。据此，笔者将相关阙字暂作改补，内容见上引杨氏录文的括号小字。具体理由如下：
1. “以治普安郡耶”，拓片“治”上字迹模糊，“治”下“普安”二字略小，似后补刻。案文意，可能是据原文补入。“郡耶”二字，在拓片上“郡”字尚存痕迹，“耶”字是多出小字，且更似“明”字，可与下字连，成“明令既为侯”一语。然由行格看，此字明显是多出后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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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至）树肤不生”，拓片上，“至”字不居中，属后补，然与文意相合，这是在杨录之后被人补刻上去的。
3. 杨录为“以经劳饯”，然拓片上唯“劳”字存原状，“以”字不清晰，又似“进”字，“经”“饯”两字略小，似后补。拓文此处漶漫，“劳”与“饯”之间，似还有字，依字形推断，是较小的“去”字。吴师孟记曰“惟劳饯是经”，应是化用李商隐的句子，据此训为“惟经劳去饯”，似亦通，首字训“惟”，下端可视为划痕。
4. 杨录为“无有噫（阙）”，而在其后一百年的曹氏却录为“无有噫嘻”，补阙为“嘻”字，所据当是杨氏之后补刻文字，此处石质松散，再刻字，现已不显。现已无法知道所补“嘻”有无文本依据了。
5. “何过”，在拓本上字迹清楚，然杨录仅作“三年”，无“何过”二字，但依行格，应有二字，这应是在杨氏之后有人补刻上去的。
6. 杨氏于“观”字后阙，拓文补入“道路”二字。杨氏录文于“请留”前后全为阙，拓文“请”前补入“乞”，“留”后补入“侯像”二字。由杨氏所留阙文看，杨氏在当时还是比较忠于拓文原状，并没有如冯浩所说，妄加增改，即便不成文，也照旧列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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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此处“杰”字迹基本清楚，但铭文为韵文，这一组中韵字“物”、“库”，一属入声八物韵，一属去声十一暮韵，两者或可通韵。但“杰”字，属入声十七“薛”韵，显然出韵，依其字形，恐为“崛”等，“杰”或为后人补刻，此字补刻当在杨氏录文之前。杨氏录文作“为君之（阙）”，现拓文作“惟君之愿”，“愿”字原处碑石表皮脱落严重，此字属后刻补上去的。前“惟”字略小，与他字风格不一，也似后补。曹氏录此，五字为阙，表明一百年后，此处又有脱落了。
8. 杨录“撮取不穷”，然现存石刻此处“撮取”二字略小，且空了一格，与他文不合，殊难解释。
9. 杨、曹皆录为“仲氏之思”，“思”字为上平七之韵，而前联韵字“归”为入声二十四职韵，此韵可与“德”（入声二十五德韵）通韵，拓文“思字”模糊，依残形看，似“息”。
10. “厥”字是在原驳落处重新补刻的，痕迹很明显，杨氏、曹氏都认同了这一修补。
11. 杨氏录为“纯而不纰”，与拓文相合，但拓文中“纯”与“而”之间，似有脱落，曹氏录为“绳而不”，其所见拓文可能与今不同。依韵看，作“纰”是。
12. 杨、曹皆作“剑有盈昃”，应是将寅作为通假字释出。“剑”字不清，但杨、曹所见尚明。
13. “伏”与其他诸句不合韵，改成“侧”，韵、意皆通。杨、曹录文已作“伏”，且拓文于此处也较清晰，或许碑文原初就有误。
14. 杨录为“湿其峭头”，曹录为“湿其帩头”，文意不恰，“头”字亦不合韵，改成“颙”字，形、意、韵皆通，拓文中字迹与他字不类，亦是后刻补，事当在杨氏录文之前。
15. 杨录“北亭是（阙）”，阙一字，曹录为“北亭是双”，拓文，“双”字迹清楚，当是杨氏之后，曹氏之前补刻的。但是“双”在这一组中，与其他句不合韵，推其意、韵，或为“崇”，或为“隆”。
16. 杨氏作“大石是扛”，曹氏作“大石是矼”，“扛”“矼”都是上平四江韵，与其他韵字不合，字形上与拓文所存之残迹不符，下文“留”“矛”属下平十八尤韵，据此或可推定为“掊”。“曹”字韵为下平六豪，或可与之合韵。
由上述看，李商隐此文在宋时保留尚完整，到了明代时已有残阙，杨慎录文时，碑铭已非唐人旧刻，不避唐讳，并已有多处残阙，杨氏改动不多，基本保持了阙处，以至有些地方不能成文。百年后，曹学佺作了一次节略，所据是与杨慎所见有所不同的拓片，删除了不成文处，补入了一些残阙的字，但也有杨录有文而曹录有阙的事，这说明碑石在杨氏之后虽经人补刻，但又出现了新的脱落。现传的拓片文字相对较齐全，但是，无论从文意、韵法，还是由书法特点看，多有不合原文处，应是在曹氏之后又有了补刻。此事证明，石刻文献的拓片也未必能保持金石贞固的特点，尤其像碑铭这类公开的石刻文字，不像墓志长年埋于天下，难免有后人补刻臆改之事。由铭文上附刻以及相关地方志看，自宋之后，剑州重阳亭已经七次重修，每次重修都将李商隐此文作为重点标志展示，自然少不了补修之事（黄邦红《剑州重阳亭与〈剑州重阳亭铭〉碑》）。在作家文集已佚的情况下，这篇不为各类总集所收的文章，石刻成为它唯一的保存与传承的方式，但是自然的风化与人为的补修，也易造成它的失真，在使用这类材料时，必须要考虑到这些因素，对有些拓片不可不信，也不可全信，可依据其文意与体式进行适当训诂以达到读解的目的。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