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文学的经典，唐宋诗词里有许多脍炙人口的优秀作品，表现了中国人丰富的文化心灵、人性内涵和审美理想，值得我们反复欣赏领会。杜甫在送呈李白的诗里说：“诗卷长留天地间”。这使我想到宋人的《对竹思鹤》诗：“瘦玉萧萧伊水头，风宜清夜露宜秋。更教仙骥旁边立，尽是人间第一流。”生命如歌，年华似水，当那古典的宁静和清美从字里行间漫溢出来时，能霎时间唤起了一个民族无数美好的生活记忆。我们的感情得到慰藉，想象展开了翅膀，精神境界和人格得到了升华。与西方人的道德情操培养主要依赖宗教不同，中国人的品格养成多出自人文教化，其中世代口耳相传的诗词吟咏功莫大焉。在唐宋诗词里蕴含着中国人的情感密码和文化基因，不学诗，无以言！
一
吟咏性情的唐诗是中国文化的瑰宝，代表着唐代文学的最高水平。清康熙帝玄烨命词臣编的《全唐诗》有九百卷之多，收唐五代诗四万八千九百余首，比从西周到南北朝一千六百多年间流传的诗歌作品多出近三倍。根据唐诗在发展演变中形成的时间段落，可将这近五万首诗歌的生成发展过程，分为初、盛、中、晚四个阶段，有如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的唐诗四季。
初唐诗歌指从唐高祖武德元年（618）到唐中宗景龙四年（710）近一百年的诗歌创作情况，这是唐诗走向盛唐的准备阶段，重要诗人有上官仪、“初唐四杰”、宋之问、沈佺期、陈子昂、张若虚等。初唐宫廷诗人的创作受六朝唯美文风的影响，讲究华辞丽藻和声律，出现了一批有关声律对偶的著作，以及供写作时采撷丽藻和典故用的大型类书。上官仪把作诗的对偶归纳为六种对仗方法，宋之问和沈佺期则使诗歌的格律定型化，有了固定的五律和七律。这对于近体诗写作技巧的提高是有帮助的，但也有单纯追求辞藻、对偶和声律的倾向。“初唐四杰”的出现给诗坛带来了新鲜活力，他们是性情中人，创作视野开阔，于抒情中求昂扬壮大的气势，找到了一条纠正绮靡文风的有效途径。陈子昂在创作与理论两个方面扫荡齐梁文风，为盛唐诗歌的到来开拓道路，他的诗歌或讽刺时事而有寄托，或感怀身世而抒发理想，具有刚健劲直的风骨和浓烈的感情基调，透露出盛唐诗歌即将到来的讯息。张若虚的一首《春江花月夜》，则在意境创造方面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当唐诗在声律对偶、感情基调和意境创造等方面做好充分的准备之后，唐诗的高潮和盛世就到来了。它起于“颇通远调”的唐睿宗景云二年（711），止于唐代宗大历五年（770），前后约六十年左右。时间虽然不长，却涌现出以王维、孟浩然为代表的山水田园诗派，以岑参、高适等为代表的边塞诗派，还有天才诗人李白、诗圣杜甫等。他们的诗歌虽然在表现内容、表现手法和艺术风格等方面各不相同，但都具有蓬勃向上的风貌和健康的情调，反映了盛唐时期那种充满自信和青春活力的气象，被称之为“盛唐之音”。盛唐诗的主要特色在于风骨与声律兼备，有壮大的情思，有生龙活虎般腾踔的节奏，又声依咏、律和声，追求兴象玲珑的诗境美。如王、孟等人的山水诗，以静谧的心境映照自然，明秀之极却又生趣盎然，其诗中画景常有一种空寂的禅意，但也蕴含着热烈向往生命的情思，处处写景，又处处有情在，兴象玲珑透彻，不可句摘。岑参、高适等人的边塞诗，以雄奇豪迈的笔调写边塞风光，表现慷慨报国的英雄气概和不畏艰苦的乐观精神，即便写飞沙走石，也壮丽无比；即使是出征、远戍，也爽朗豪迈，有一种雄浑壮大的气势和力量。盛唐的感觉真好！
诗仙李白乐府歌行那如歌的行板，成为盛唐之音的绝唱。他不是一般地写边塞风物，江山美景，而是诗成笑傲王侯，蔑视世俗，驰骋天才的浪漫想象，如天际的狂飙，喷溢的火山，有一种震撼人心的磅礴气势。他作诗仿佛脱口而出，痛快淋漓，自然天成。诗圣杜甫与李白是同时代的人，他仅比李白小十岁，早年的诗歌也有李白那种浪漫的情思和壮大的气势，但安史之乱前后社会底层生活的真实体验，使他的诗歌倾向于写实，风格沉郁顿挫。他晚年诗歌创作律体成就非凡，具有厚、重、拙的品格，常能从眼前的见闻和生命感发写开去，关涉到国计民生，咫尺有万里之势而“篇终接混茫”，真可谓圣于诗者。
安史之乱使唐王朝由盛转衰，诗人写民生疾苦和社会动乱的作品多了起来，感情基调趋于沉重，诗歌长于叙事和写实，再也没有出现盛唐那样壮大的情思和明朗的格调了。刘长卿、韦应物及“大历十才子”的诗歌风格，沿王、孟山水诗的路子往前走，抒写冷落与寂寞的惆怅心绪，追求冲淡超脱的悠远韵味，气骨顿衰而露出中唐面目。中唐诗歌的限断起自唐代宗大历六年（771），止于唐文宗太和元年（827）。这一时期唐代士人的心态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没有了盛唐诗人那种渴求建功立业的雄心，对未来充满憧憬的热情已不复存在，或者化为冷静的务实观念，或者化为超脱避世的高情雅致，或者化为冷峭怪异的幽情孤绪。士人心态变了，诗歌创作也出现了各种不同的色彩和风格，向多元化方面发展。从李绅、元稹到白居易的新乐府诗，主要倾向于批判现实，尚实、尚俗和务尽。而以韩愈、孟郊为代表的一派，则尚怪奇、重主观，在诗里运用散文化的句法和奇异的字眼，追求“以丑为美”。这种异乎寻常的怪奇美，到了李贺的“长吉体”诗里，表现为凄艳诡奇的唯美风格，以丽藻写诗人的内心体验和幻觉，用隐喻暗示的方法传达感觉印象、渲染神秘气氛。
从唐文宗太和、开成之后，到唐亡的七八十年间，一般称之为晚唐。这一时期藩镇的势力日益强大，成尾大不掉之势，唐王朝已进入不可救药的暮年，各种社会矛盾和阶级矛盾都十分尖锐。诗人在忧时悯乱、感叹身世之中，流露出浓厚的无可奈何的感伤气氛，诗的风格也日益向着华艳纤巧的方向发展。晚唐诗人中最突出的是李商隐和杜牧，并称“小李杜”。李商隐的近体诗创作继承了杜甫七律锤炼谨严、沉郁顿挫的特色，又融合了齐梁诗的艳丽色彩和李贺诗的奇幻象征手法，形成了凄迷绵邈的朦胧风格，弥漫着浓重的怅惘和感伤氛围。杜牧的咏史诗很有名，在历史的伤悼中寄寓着对于现实衰败无望的悲哀感慨，他抒情写景的七言绝句在艺术上有很高的成就，可看出诗人才思的俊爽。激烈尖锐的社会矛盾使一部分作家，如皮日休、杜荀鹤、陆龟蒙等，以锋芒锐利的诗歌来批判现实，或是抒写归隐的淡泊情思，但这并不是晚唐诗的主流。对后世影响比较大的“晚唐体”，指的是以贾岛、姚合为代表的“苦吟”诗人的孤峭清奇诗风。
二
唐诗以情韵气象彰显，宋诗则以意蕴内敛取胜，一则如唐三彩，一则似宋代的汝窑青瓷，读之或如饮美酒，或似啜清茶。今人编《全宋诗》煌煌十三巨册，收诗人九千余家，作品字数达四千多万，其数量和篇幅大大超过了《全唐诗》。但历代却有不少人贬低宋诗，说宋人“以议论为诗，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据说这是宋诗的特色，宋诗能独具面目者在此，后人不满于宋诗者也在此。但宋诗格调的形成和发展是有一个过程的，各家各派的诗歌风格亦不尽相同。
宋初诗坛流行学白居易的“白体”、学李商隐的“西昆体”和学贾岛、姚合等人的“晚唐体”，尤以西昆体盛行一时。西昆体诗人以杨亿、钱惟演等人为代表，他们作诗讲究修辞和对偶，绮丽工稳，虽有的作品暗含讽喻之意，但多数酬唱之作缺乏李商隐义山诗那种真挚深厚的情感蕴含。宋诗创作能自具面目，要到北宋庆历时期。这时期欧阳修、梅尧臣和苏舜钦等人的诗歌创作，主气格，重雄放，求古淡，克服了西昆体重雕琢和尚偶丽的流弊，形成追求自然平淡的诗风，宋诗从此揭开新的一页。
北宋神宗熙宁、元丰时期到哲宗元祐时期，为宋诗发展的成熟阶段，此时主盟诗坛的代表人物为王安石、苏轼和黄庭坚。王安石作诗不失拗相公本色，有骨鲠傲气而又清新隽永，“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他早年的古体诗多雄豪恣肆之作，晚年的近体诗学习唐音而雅丽精绝，人称“王荆公体”。苏轼清旷神逸的“东坡体”诗，可与王安石的“荆公体”诗抗行而风格不同，王安石诗立意高远而有深婉不迫之趣，苏东坡诗则无施不可，渊博朗畅。苏轼的以文为诗和以才学为诗，在七言古体中体现得最充分，做到了“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多高风绝尘的清旷之美。黄庭坚是江西诗派的鼻祖，他的诗不及王安石诗之深远，也不及苏轼诗之博大，但在诗句的锤炼和推陈出新方面戛戛独造，风格瘦硬通神，充分体现出宋诗的老境美。吕本中作《江西诗社宗派图》，以黄庭坚为宗主，下列陈师道、潘大临、韩驹、晁冲之等二十五人，树起江西诗派的大旗。
江西诗派结束了北宋诗坛，又对南宋诗歌发生影响。宋诗发展到南宋虽然派别之争一如北宋，但特出的作家能不受派别的局限而独树一帜。陆游是具战士情怀的爱国诗人，早年曾拜江西派诗人曾几为师，却能悟出功夫在诗外。他作诗豪情满怀而激昂慷慨，但也有壮志难伸的沉郁，晚年寄意山水田园，风格意境冲淡和平，却难以掩盖骨子里的悲愤。杨万里长于写活泼风趣的“活法”诗，善于表现自然灵性和日常生活的小情趣。他以明白如话的口语入诗，时人争效之，号“诚斋体”。范成大是写四时田园诗的集大成者，用田园牧歌反映江南水乡有趣却艰辛的生活情景。他们都能自成风貌而从江西诗派中分化出来，至于反江西诗派而自成一派的，有“永嘉四灵”和江湖诗派。他们对江西诗派末流的资书以为诗的习气产生反感，提倡学习重自然兴感的唐诗。不过，他们学的其实是“晚唐体”诗，仿效贾岛、姚合的“苦吟”，推敲字句而细密精巧，主清切、雕小景，以白描手法写景，诗境清幽孤峭。江湖诗风在南宋中后期风行一时，但都是小诗，不能成就大篇，没有大判断，只在小结裹里做道场，显出小家子气。
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宋朝亡国之际的诗坛，结束了派别之争和门户之见，诗人作品含血泪写成，显出新的气象。如文天祥诗学杜甫，作诗充满爱国热忱，他写《正气歌》而以身殉国，留取丹心照汗青。汪元量慷慨悲歌，咏亡国时随宫女北徙的见闻，有“诗史”之誉。郑思肖《所南集》里的诗，寄情于南宋而愤寓笔端，表现遗民气节。他们用诗歌抒写仁人志士的怀抱和高风亮节，成为宋诗光辉的结束。
三
唐诗过后是宋词。尽管中唐就已经有文人从事词的写作，但自晚唐温庭筠等人大量作词后，词才作为一种音乐文学，一种与诗面貌不同的抒情文体流行于世。文人染指曲子词的创作后，因《花间集》而形成婉约绮丽的风格，造成“词为艳科”的格局。词作为宋代最具影响力的代表文体，堪称“一代之文学”，其数量和质量相当可观。唐圭璋编《全宋词》，搜集词人一千三百余家，词作两万余首，不仅词人众多，词的体裁也有小令、中调、慢词等各种样式，至于词体风格，更呈现出不同流派争奇斗艳而百花齐放的特色。
宋词的发展可大概分为北宋与南宋两个时期，每个时期又可根据词体、词风的演进分不同的阶段。北宋初期词坛是小令、慢词同时并存的阶段，小令的作者以晏殊、欧阳修为代表，他们继承南唐词风，把文人词更加美化、深化，致力于提高令词的品格，在词里寓以诗人句法，显出是宋词，而不是南唐词。北宋词至柳永出现开始大变，他醉心于为乐工歌女填词，是北宋大量创作慢词的第一人。与晏、欧的《珠玉词》和《六一词》多继承唐五代词风不同，柳永的《乐章集》把源于民间市井新声的慢词发扬光大，反映的生活内容更为广阔，除以男欢女爱、羁旅行役为主要题材外，还有写城市风物的作品。柳永慢词写作上的特点是能铺叙开来，使词体恢张，便于驰骋才情，风格则雅俗兼备；于是士大夫杯酒交欢之际流行的令词，渐为原本悦于俗耳的慢词长调所压倒，以至凡有水井处皆歌柳词。
宋词发展到苏轼为又一大变，其《东坡乐府》用词体表现士大夫的人格和性情抱负，属于“诗人之词”，与以往的“歌者之词”大异其趣。东坡词所咏的题材极为广泛，可以叙事、咏史、抒情、说理和谈禅，正是“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从多方面开拓了词的题材和表现领域；在写作上不尚藻饰，不严格律，随手挥洒而自然高妙。与苏轼同时和稍后的一些词人，如秦观、贺铸、晏几道等人，均以绝妙好词见称。秦观将身世之感打并入艳词，抒写伤心人的情殇，对景物和心理的刻画细致入微，最能体现宋词的婉约之美。晏几道继承晏殊、欧阳修的词风而变本加厉，长于写醉生梦死的苦恋，词风凄苦而哀感顽艳。贺铸的词情意缠绵，语言工丽，与小晏相近，但一些长调写得慷慨激昂而大气磅礴。
结束北宋词的是周邦彦、李清照等人的作品。周邦彦在词史上曾被推为集大成者，在词体风格和作词技巧上能集合各家之长，使词的艺术表现更臻完美。其《清真集》中多为艳情、羁旅以及咏物、怀古之作，透露出士人的怀才不遇和沦落漂泊之感。他精通音律，作词以协律为主，长调尤尚铺叙，下字用韵讲究法度，所以他的词极适宜于演唱，在很长一段时间被当作词谱使用。李清照是南渡之际的杰出女词人，其词以寻常语度入音律而洗练清丽，当时即被称为“易安体”。她的前期词反映婚后生活的较多，有纯情的歌唱和离别的愁思；后期词写于南渡之后，因国破家亡、夫妻永别，词风沉郁凄苦而哀痛欲绝。
在靖康之难中汴京沦陷，这一历史剧变震荡了整个中国。靖康耻，何时雪！在民族矛盾极尖锐而统治阶级内部主战与主和两派相持不下的时代，南宋的爱国人士慷慨悲歌，一时间爱国词人辈出，如辛弃疾、张元幹、张孝祥等。他们的作品表现了大义凛然的民族气节，把词从写离情别绪的浅斟低唱中解放出来，代之以豪迈雄浑的悲壮声调。其中辛弃疾最具代表性，他肝肠似火、色笑如花，是民族英雄和爱国词人，其作品大部分为充满了报国激情的爱国词，气势磅礴，风格豪放。他对词体的运用非常熟练，并富有创造精神，还写了一些反映农村生活的清丽新鲜的田园词，以及婉媚缠绵的情词，表现出词风的多样化。和辛弃疾同时代或稍后的一些作家，如陈亮、刘过等人，都能用词来反映当时的民族矛盾，发抒自己的怨懑，与辛词有相似之处，被视为辛派词人。
南宋爱国词人的作品奏出了宋词的最强音，但南宋的局面终究是屈辱偏安的时期较多，所以中期以后的另一派词人，走的是讲求音律格调、注重辞藻字面的创作道路，如姜夔、史达祖、吴文英等，形成“骚雅”词派。姜夔精通音乐，他的词有十七首注明宫调和谱字，音乐性强，其词风清空古雅，如野云孤飞，去留无迹。吴文英的梦窗词，追求音律的协调和词句的秾丽，讲究字面华美，所表现的情感却似有难言之隐，以至于内容晦涩，如梦呓一般。在南宋亡国前后，有文天祥、刘克庄、刘辰翁等爱国词人大声疾呼，壮怀激烈；而周密、王沂孙、张炎等遗民词人发出凄凉叹息，借咏物词的隐喻抒写亡国悲痛，已是“亡国之音哀以思”了。
唐宋诗词的美典充满了幽情壮采，有南腔，有北调，有走马关山慷慨激昂的纵情放歌，也有花间酒筵百媚千娇的浅斟低唱。如果说唐诗是尽才尽气的感性生命的真情抒发，宋诗趋于曾经沧海难为水的老成意境的表达，那么要眇宜修的唐宋词则是可歌可泣的情绪性独白。这里面有元气淋漓之美、生意盎然之美，以及细腻的人性人情之美，可谓美不胜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