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中期兴起的新儒学——理学，或称道学和圣学，它重新阐释了儒学传统，着重探讨儒学的义理，形成了新的儒家学说。新儒学派为了儒学的纯正，将辞章之学和训诂之学的儒者排斥于儒林之外，以为义理之学才是真正的儒学。新儒学的创始者之一的伊川先生程颐说：“今之学者歧而为三，能文者谓之文士，谈经者泥为讲师，惟知道者乃儒学也。”他将当时的学者分为三类，认为汉唐以来的经师和唐代古文运动以来的文士，他们皆非儒者，唯有深知儒家之道的理学家才是真正的儒者。明道先生程颢谈到文士与儒者的区别说：“学者须学文，知道者惟进德而已。”学者求学问，了解事实；知道者关注个人道德修养，学习古代圣贤立身处世，增进道德。新儒学派在宋代迅速发展壮大，理学成为时代思潮，并在南宋后期上升为统治思想。理学家们特别注重内圣成德的道统传承，认为儒家之道在孟子之后失传，自北宋濂溪先生周敦颐等才发现了儒学不传之秘，承继了儒家道统。因理学家提倡讲学之风，强调师承渊源，于是在南宋后期理学成为统治思想时，他们建立了新的道统。理学大师朱熹的弟子熊节的《性理群书句解》，受到其师《伊洛渊源录》的启发，列出理学家传道的派系渊源。黄幹在《圣贤道统传授总叙说》里总结儒家道统承传关系：尧、舜、禹、汤、文王、武王、周公、孔子、颜子、曾子、子思、孟子、周敦颐、二程、朱子。宋以后的理学家们皆宗奉此儒学传统。明代末年孙奇逢著的《理学宗传》较详而系统地纪述宋明理学十一家——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邵雍、朱熹、陆九渊、薛瑄、王守仁、罗洪先、顾宪成的宗传系统。这样，儒学道统在理学发展中得以承传，渊源有自。在理学家的观念中，理学即真正的儒学。明末清初著名学者黄宗羲（1610—1695）的儒学观念源于明末理学家刘宗周。他从刘宗周学习理学，继承了理学家的道统。刘宗周字起东，浙江山阴人，曾讲学蕺山，也称蕺山先生，有《刘子遗书》与《刘蕺山集》传世。其学远绍程朱，近宗王阳明之学。刘宗周于明代崇祯八年至十四年（1635—1641）在家乡闲居讲学时，黄宗羲已是壮年，邀约名士数十人前往受业，自此深得蕺山之学。理学家们特别注重个人的道德修养，讲求为学的工夫，以主诚、持敬、致知或穷理，作为道德修养的门径，它们是各家传授的心法。明代中期以来，王阳明的心学盛行，成为理学的一个支派。王阳明提倡“致良知”，以为每个人皆自然存在判断事物善恶是非的天赋能力，道德伦理的标准存在于每个人的心中。这发展了孟子的“良知”说。《孟子·尽心上》：“人之所不学而能者，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王阳明以“致良知”为进入圣学的门径，在当时具有反对权威学说的意义。刘宗周受王阳明心学的影响，于崇祯十二年（1639）从王氏著作中辑出要语三卷为《传习录》，以传阳明之学。他说：“先生特本程朱之说而求之，直接孔孟之传曰‘致良知’，自此人人皆知吾之心即圣人之心，吾心之知即圣人之无不知，而作圣之功，初非有加于此也。”刘宗周虽接受王学，却主张以“慎独”为入德之门。《中庸》第一章：“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是故君子戒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此是认为学习儒家之道，应以戒惧的心理遏止人欲，才能对道持专一的态度。刘宗周乃是理学之儒，他的慎独宗旨及理学观念，皆对黄宗羲的学术思想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
黄宗羲理解的儒学实即“理学之儒”，以“知道”“进德”为儒学的宗旨，承继了自宋代以来理学家所传的儒学道统。因此他反对《宋史》从“儒林”列传中分列出“道学”：
以邹鲁之盛，司马迁但言《孔子世家》《孔子弟子列传》《孟子列传》而已，未尝加“道学”之名也。《儒林》亦为传经而设，以处乎不及为弟子者，犹之传孔子之弟子也。历代因之，亦是此意。周、程诸子，道德虽盛，以视孔子则犹在弟子之列，入之《儒林》，正为允当。今无故而出之为《道学》，在周、程未必加重，而于大一统之义乖矣。
道学——理学是宋代新出现的儒学派别，《宋史》在《儒林列传》之外别立《道学》是符合学术发展实际情况的。黄宗羲之所以反对，是因坚持其理学观念，认为只有理学才是真正的儒学。北宋中期兴起的新儒学派原称道学，在南宋中期发展为理学与心学两派。明代末年言心学的学者不去读书穷理，言理学的学者又专注于章句训诂。因此黄宗羲主张严格以理学宗传为线索以认定儒学，将心学从理学中分出。理学家最讲求道统，将理学从中国传统学术中分别出来，然而从学术的发展来看，汉唐的许多儒者同时又是著名的文章大家，特别是宋代以来的欧阳修、王安石、曾巩和三苏等学者皆以文章称著，而理学家则于文章方面相形见绌。这在明代末年因有“学统”之争，它涉及儒者与学者、文章家的区别。关于这个问题，黄宗羲认为：
余近读宋元文集数百家，则两说似乎有所未尽。夫考亭（朱熹）、象山（陆九渊）、伯恭（吕祖谦）、鹤山（魏了翁）、西山（真德秀）、勉斋（黄幹）、鲁斋（许衡）、仁山（金履祥）、静修（刘因）、草庐（吴澄）非所谓承学统者耶？以文论之，则皆有《史》《汉》之精神包举其内。其他欧、苏以下王介甫（安石）、刘贡父（攽）之经义，陈同甫（亮）之事功，陈君举（傅良）、唐说斋（仲友）之典制，其文如江海，大小毕举，皆学海之川流也。其所谓文学家者，宋初之盛，如柳仲涂（开）、穆伯长（修）、苏子美（舜钦）、尹师鲁（洙）、石守道（介），渊源最远，非泛然成家者也。苏门之盛，凌厉见于笔墨者，皆经术之波澜也。晚宋二派，江左为叶水心（适），江右为刘须溪（辰翁）。宗叶者以秀峻为揣摩，宗刘者以清梗为句读，莫非为微言大义之散殊。
黄宗羲以为凡能传学统而善于文者如自南宋的朱熹，迄于元代理学家吴澄，而其他北宋欧阳修等和南宋陈亮等学者虽善于文，但仅是儒学的支流，并非学统的正宗。他反对理学家而不善文，文章家而失于理；学统与文学应该是统一的。黄宗羲显然是以宋元理学家为学统的正宗，并以他们区别于其他学者和文章家的。这里他将学统和儒家的道统等同了，补足了他关于理学之儒的观念。黄宗羲晚年撰著的《明儒学案》和《宋元儒学案》，正是依据其儒学观念阐述理学宗传的学术渊源，并由此建构理学史体系。
清代康熙十五年（1676）黄宗羲完成了《明儒学案》六十二卷。这年他已六十七岁。《明儒学案》实为明代理学史，它以著名理学家为个案，对每家之学术宗旨作总述，介绍其生平事迹与治学情况，汇录其语录并辑其要著。刘宗周曾著《有明道统录》，汇列明代理学家的言行，以显示儒家之道的传承。他对黄宗羲说：“阳明之后不失其传者，邹东廓（守益）、罗念庵（洪先）耳。”黄宗羲秉承师说，又针对明末以来周汝登的《圣学宗传》和孙奇逢的《理学宗传》的疏失，重新撰著反映明代理学成就之书。清代初年学术界鉴于明代学术空疏之失，批判王阳明心学末流，兴起考据之学与经世之学。黄宗羲这时从学术发展的高度重新客观地评价明代理学。他说：“曾谓有明文章事功，皆不及前代，独于理学，前代之所不及也，牛毛茧丝，无不辨析，真能发先儒之所未发。”他肯定明代理学的成就超越了宋元理学，特别表现在反对佛家的理论方面的辨析最为深刻。黄宗羲关于明代理学史之著是为了更全面地总结明代理学的成就。他按照理学之儒的观念，全面考察明代理学发展过程之后，特别推崇王阳明之学。他说：
有明学术，从前习熟先儒之成说，未尝反身理会，推见至隐，所谓“此亦一述朱（朱熹之学），彼亦一述朱”耳……自姚江（王阳明）点出“良知人人现在，一反观而自得”，使人人有作圣之路。故无姚江，则古来之学脉绝矣。然“致良知”一语，发自晚年，未得与学者深究其旨，后来门人各以意见搀和，说玄说妙，几同射覆，非夫立言之本意。先生格物，谓“致吾心良心之天理于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以圣人教人只是一个行，如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皆是行也。笃行之者，行此数者不已是也”。先生致知于事物，“致”字即行字，以救空空穷理。
王学是自宋以来理学的创新，影响明代中期后理学的发展。黄宗羲在《明儒学案》里以王学为中心，由此上溯吴与弼（康斋）、陈献章（白沙）、薛瑄（敬轩）、吕柟（泾野）、王恕（石渠）。王学门下形成浙中、江右、南中、楚中、北方、粤闽各派，其末流则是泰州学派。明末又出现以顾宪成为首的东林学派，而刘宗周则是明代理学的终结者。所以《明儒学案》实为明代理学宗传史。
在完成《明儒学案》之后，黄宗羲又撰著《宋儒学案》和《元儒学案》，因后者篇幅不多，遂合为《宋元儒学案》。他在八十二岁患重病之前，此稿已基本上完成，但为未定稿。此后经其子黄百家及全祖望修订增补，又经过王梓材与冯云濠依据各种稿本校勘整理，于道光十八年（1838）刊刻传世，这就是今之百卷本《宋元学案》。王梓材与冯云濠的《校刊宋元学案条例》云：
梨洲（黄宗羲）原本无多，其经谢山（全祖望）续补者十居六七。故有梨洲原本所有，而为谢山增损者，标之曰“黄某原本，全某修定”；有梨洲原本所无，而为谢山特立者，则标之曰“全某补本”；又有梨洲原本，谢山唯分其卷第者，则标之曰“黄某原本，全某次定”；亦有梨洲原本，谢山分其卷第而特为立案者，则标之曰“黄某原本，全某补定”。
他们在校刊《宋元学案》时，在每个学案下皆标明“原本”或“补本”等情况，并在每个学案引用的资料后亦注明补者为谁，所附关于每家之案语也详为注明。这样，我们依据《校刊宋元学案条例》所提供的线索，查核各学案，黄氏原本计有三十二个学案：安定—胡瑗，泰山—孙复，百源—邵雍，濂溪—周敦颐，明道—程颢，伊川—程颐，横渠—张载，上蔡—谢良佐，龟山—杨时，廌山—游酢，和靖—尹焞，紫微—吕本中，武夷—胡安国，豫章—罗从彦，横浦—张九成，艾轩—林光朝，晦翁—朱熹，南轩—张栻，东莱—吕祖谦，梭山复斋—陆九韶陆九龄，象山—陆九渊，勉斋—黄幹，潜庵—辅广，木钟—陈埴，北溪—陈淳，鹤山—魏了翁，西山—真德秀，北山四先生—何基等，双峰—饶鲁，介轩—董梦程，鲁斋—许衡，草庐—吴澄。黄宗羲按照严格的理学之儒的观念完成了《宋元儒学案》的初稿。他于每个学案编集了基本的资料，写了一些序录和评论，将宋元理学的宗传关系已指示得较为清晰。宋代理学创自北宋中期的周敦颐，黄宗羲追溯其源而认为：“言宋儒者必冠濂溪，不复思夫有安定（胡瑗）、泰山（孙复）之在前也。”故《宋元儒学案》首列安定学案，继列泰山学案。自程颐大兴讲学之风，程门弟子众多，使理学得以承传和发展。黄宗羲认为：“程门高弟，予窃以上蔡（谢良佐）为第一，《语录》尝累手录之。语者谓道南一派，三传而出朱子（朱熹），集诸儒之大成，当等龟山（杨时）于上蔡之上。不知一堂功力，岂因后人轩轾。且朱子之言曰：‘某少时妄志于学，颇藉先生之言以发其趣。’则上蔡固朱子之先河也。”关于朱熹的学术渊源，黄宗羲说：“龟山三传得朱子，而其道益光。豫章（罗从彦）在及门中最无气焰，而传道卒赖之。先师（刘宗周）有云：‘学脉甚微，不在气魄上承当。’岂不信乎！”因此黄宗羲以二程和朱子为中心，备述其学术的渊源和承传关系，建立了宋代理学的宗传系统。全祖望在对《宋元儒学案》进行整理和补订时，因他本是史学家，对黄宗羲原著的宗旨有不同的理解，便大量增补了许多非理学系统的学者，如欧阳修、陈襄、司马光、范镇、刘安世、范祖禹、晁说之、赵鼎、汪应辰、唐仲友、楼昉等学案，又将王安石的新学与三苏（苏洵、苏轼、苏澈）的蜀学作为附录。由此虽然可以体现有宋一代的学术，但毕竟违背了黄宗羲的原意，使今本《宋元学案》的学术价值大大低于《明儒学案》。因此我们探讨黄宗羲与理学史体系的建构，应以《宋元儒学案》原本和《明儒学案》为依据。我们将这两部著作合观，可见宋代理学发创于胡瑗，经周敦颐和二程的创立，至南宋朱熹集濂洛之学的大成，经许衡与吴澄在元代的发展，到明代由吴与弼和陈献章再传程朱之学，继有王阳明的心学盛行，明末刘宗周将心学与程朱之学统一，遂成为理学的终结。黄宗羲对七百年理学发展过程进行渊源的探究，宗派的辨别，宗旨的论述，建立了理学史体系。
《宋元儒学案》和《明儒学案》之所以具有学术史的典范意义，是因为黄宗羲在著述中关于理学诸家学术宗旨有确切的判断，对理学诸概念有深刻的阐释，对争论的问题有合理评判，尤其对理学发展中的弊端有严厉的批评。理学家为学的宗旨各不相同，对他们学术的认识，首先是了解其宗旨。黄宗羲说：“大凡学有宗旨，是其人之得力处，亦是学者之入门处。天下之义理无穷，苟非定以一二字，如何约之，使其在我。故讲学而无宗旨，即有嘉言，是无头绪之乱丝也。”理学家的为学宗旨概括得很简要，它是个人道德修养的途径，也是其论学的主张，表现出其学术的基本特征。这是理学家与汉唐儒者的相异之处，黄宗羲非常注重对各家宗旨的探讨。关于理学创始者周敦颐的学术宗旨，黄宗羲说：“周子之学，以诚为本。从寂然不动处握诚之本，故曰主静立极，本立而道生，千变万化皆从此出。化吉凶悔咎之途，而反复其不善之动，是主静真得力处。”先秦儒家以为儒者修身，“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诚意则须主静，用功于静中默察不善意念之动，使之归于静。王阳明之学是明代理学的高峰，其学经过三次变化，晚年提出“致良知”，标志其心学的成熟。黄宗羲说：“先生以圣人之学，心学也。心即理也，故于致知格物之训，不得不言‘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夫以知识为知，则轻浮而不实，故必以力行为功夫。良知感应神速，无有等待。本心之明即知，不欺本心之明即行也，不得不言‘知行合一’。”这对王学的宗旨概括得简明确切，成为理解其学的关键。理学家们从传统儒学中发掘出许多新的概念，它们的内涵丰富，往往是一个哲学范畴。诸家对这些概念并无一致的解释，以致造成研究理学的一层障碍。黄宗羲对于涉及的重要概念都作了简明的解释，例如“心”与“性”，他说：“夫在天为气者，在人为心；在天为理者，在人为性。理气如是，则心性亦如是，决无异也。人受天之气以生，只有一心而已，而一动一静，喜怒哀乐，循环无已。当恻隐处自恻隐，当羞恶处自羞恶，当恭敬处自恭敬，当是非处自是非，千头万绪，感应纷纭，历然不能谓者，即是所谓性也。初非别有一物，立于心之先，附于心之中也。”这是以王阳明的心学来解释“心”与“性”的关系，并且继承了宋代理学家将自然与人之心性联系，用以指示完善个人道德修养之路。关于“敬”，理学家发挥《周易·坤》“敬以直内，义以方外”之意，特为程颐所提倡。“敬”的意义有两层：一是由“敬”入“诚”，用于治学主张专致；一是尊师重道，对师长尊敬。黄宗羲说：“此即‘涵养用敬，进学致知’宗旨所由立也……敬只是主一，主一则不东，又不西，如是则只是中，既不之此，又不之彼，如是则只是内。存此则自然天理明白。”他又补充说：“自周元公（敦颐）主静，立人极开宗，明道（程颢）以静字稍偏，不若专主于敬，然亦恐以把持为敬，有伤于静，故时时提起。伊川（程颐）则以敬字未尽，益以穷理之说，而曰‘涵养须用敬，进学在致知’，又曰‘只守一个敬字，不知集义，却是都无事也’，然随曰‘敬以直内，义以方外，合内外之道’，盖恐学者作两项工夫用也。”理学家们从儒家典籍中寻求到一些关于性理与道德的概念加以发挥，注重治学的门径。黄宗羲探讨诸家宗旨时对它们阐释，并比较诸家异同，使学者便于理解诸家之学的宗旨。关于理学家之间的一些争论的问题，黄宗羲是将理学思想的发展认为是一个扬弃的过程，在更高的理学意义上看待争论的是非。南宋中期陆九渊与兄陆九龄约朱熹相会于鹅湖寺，以诗倡和，展开治学方法之争，黄宗羲作了长篇的评论，他最后说：“且夫讲学，所以明道也。道在撙节退让，大公无我，用不得好勇斗狠于其间，以先自居于悖戾。二先生同植圣人，矧夫晚年又志同道合乎！”这从整个新儒学的宗旨来看，朱陆之争是异中有同的，他们共扶儒家之道，其异同之辩，使儒家之道更明于天下后世。宋代理学家与禅学存在极隐微的关系，明代学者更认为王阳明之学出自禅学。黄宗羲辨析说：“儒、释界限只是一个理字。释氏于天理万物之理，一切置于度外，更不复讲，而只守此明觉；世儒则不恃乎明觉，而求理于天地万物之间，所以绝异。然其归理于天地万物，归明觉于吾心，则一也。向外寻理，终是无源之水，无根之木，纵使合得，本体上已费转手，故沿门乞火与合眼见暗，相去不远。先生（王阳明）点出心之所在为心，不在明觉而在天理，金镜已坠而复收，遂使儒、释疆界渺若山河，此有目者所共也。”在对待“理”的态度上，儒家与佛家是不同的。王阳明致良知于事物，事物皆得其理的见解，使儒、释相区别了。黄宗羲的许多评论在学理上是很深刻的，能启发我们对理学问题的认识。
儒家的最高政治目的在于“治国平天下”，求学强调经世致用，具有入世的积极的进取态度。理学家则更关注个人的“修身”，提高道德修养，以“圣人气象”为最高的道德境界。他们一般将学问限于人生日用，具有退避社会的倾向，而且重在传道，忽视对学术的追求。这在明代王学盛行之后，它的弊端尤为显著。黄宗羲的哲学思想属于理学的范畴，然而他清楚地见到理学的缺陷，并给予批判。他批评王学的末流泰州学派说：
阳明先生之学有泰州（王艮）、龙溪（王畿）而风行天下……泰州之后，其人多能以赤手搏蛇，传至颜山农（钧）、何心隐（梁汝元）一派，遂复非名教之所能羁络矣。顾端文（宪成）曰：‘心隐辈坐在利欲胶漆盆中，所以能鼓动得人，只缘他一种聪明，亦自有不可到处。’羲以为非其聪明，正其学术也。所谓祖师禅者，以作用见性。诸公掀翻天地，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释氏一棒一喝，当机横行，放下拄杖，便如愚人一般。诸公赤身担当，无有放下时节，故其害如是。
这些理学家自以为圣人，以小慧自矜，流为狂禅，善于掩饰其愚人的一面，给晚明学术带来巨大危害。黄宗羲批判晚明学风说：“儒者之学，经天纬地，而后世乃以语录为究竟，仅附问答一二条于伊洛门下，便厕儒者之列，假其名以欺世。治财者则目为聚敛，开阃扞边者则目为粗材，读书作文者则目为玩物丧志，留心政事者则目为俗吏。徒以生民立极，天地立心，万世开太平之阔论钤束天下。一旦有大夫之忧，当报国之日，则蒙然张口，如坐云雾。世道如此潦倒泥腐，遂使尚论者以立功建业，别是法门，而非儒者所与也。”明王朝灭亡的原因复杂，但由王学而导致的空疏狂怪的学风，却因此在清初受到清算，从而提倡经世之学与考据之学。黄宗羲是蕺山先生刘宗周的传人，他在全面考察理学七百年的历史后，对它有较客观而合理的认识。当理学在中国学术史上终结之时，他肯定了理学在儒学发展中的意义，从理学各派的纷歧而见到其整体的共同性，在高度评价各派的理论创新时又清醒地批评其流弊。因此由他的《宋元儒学案》和《明儒学案》所建构的中国理学史体系对理学的学术总结，是最为深刻的专学的学术史。我们读这两部巨著时，常常能见到高度的理性思辨以及所蕴含的对真理的探索精神。
（作者单位：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