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时代科举考文，赋先作为“杂文”之一被列入考试文体，后渐演为“诗赋取士”制
度，這其间有关考赋的故事甚多，有的牵涉到对赋体创作的考量。如魏泰《东轩笔录》卷十
记载了宋初太宗朝淳化三年的一场殿试情形：
孙何榜，太宗皇帝自定试题《卮言日出赋》，顾谓侍臣曰：“比来举子浮薄，不求义理，务以敏速
相尚，今此题渊奥，故使研穷意义，庶浇薄之风可渐革也。”语未已，钱易进卷子。太宗大怒，叱出
之。自是科场不开者十年。
说的是因举子钱易率然成赋被黜殿廷且罢科的事件，其中宋太宗赵光义一“怒”而罢科场十
年，可见其严重程度。为说明问题，先对上引文字作些解读：第一，所谓“孙何榜”指的是
该榜的状元为孙何。据史载，孙何十岁识音韵，十五岁撰文已引经典博，以经史与文学驰名，
与学者丁谓齐名，称“孙丁”，两人同榜，孙为状元，丁列第四，丁心中不服，宋太宗幽默
地说：甲乙丙丁，既然姓丁，中第四名也不冤，何怨之有？第二，宋代初年实行“殿试”制
度，惩纠唐代礼部试座师与门生结党营私之患，所谓“自唐以来，进士皆为知举门生，恩出
私门，不复知有人主”
（王栐《宋朝燕翼诒谋录》）
，而今统归“天子门生”，以致皇帝亲自拟
定赋题，可见其重视程度。第三，太宗一“怒”，所述“科场不开者十年”略有失实，因为
自太宗淳化三年（992）殿试进士到真宗咸平三年（1000）内出《观人文以化成天下赋》，
其间不足十年，然算来整八年，也误了多少举子前程，又可见其严重程度。第四，也是最要
紧的，即宋太宗对侍臣说的反对“敏速”而“求义理”，意在革除闱场“浇薄之风”。
皇帝临轩御试，何等庄肃？而当场“叱出”，又何等严厉？既有被“叱”，如钱易之难堪，
就有承“幸”，如孙何中状元，前者在于悖离圣意，后者在于意会圣心。因此，多少年后孙
何撰述《论诗赋取士》大加倡言：
惟诗赋之制，非学优才高，不能当也。破巨题期于百中，压强韵示有余地。驱驾典故，混然无
迹；引用经籍，若已有之。咏轻近之物，则托意雅重，命词峻整；述朴素之事，则立言遒丽，析理明
白。其或气焰飞动，而语无孟浪，藻绘交错，而体不卑弱。颂国政则金石之奏间发，歌物瑞则云日之
华相照。观其命句，可以见学植之深浅；赜其构思，可以见器业之小大。穷体物之妙，极缘情之旨，
识春秋之富艳，洞诗人之丽则。能从事于斯者，始可以言赋家流也。
所述“学优才高”“驱驾典故”“引用经籍”“语无孟浪”“体不卑弱”“学殖”“器业”
等等，均可对应前引宋太宗临轩之言，或可谓对宋太宗圣意的推扬与演绎。南宋学者沈作喆
《寓简》引述孙何的论点以后补述“本朝以词赋取士，虽雕虫篆刻，而赋有极工者，往往寓
意深远，遣词超诣”，虽视闱场赋为“雕虫篆刻”，但以“寓意深远，遣词超诣”赞述“本朝”，
却遥契宋初太宗闱场一“怒”而导引闱场赋风之“变”。
宋太宗立足宋初而谓“比来举子浮薄”，既是针对当时的实况，也可联想到晚唐五代以
来之纤佻靡弱的文词，甚或能上溯于有唐以来闱场之赋风。由此我们对照唐、宋闱场赋的创
作风气，仍以《东轩笔录》载太宗所言及事为着眼点，略述其变化。
首先是“敏速相尚”，此乃太宗所极力反对者，然却为唐人闱场赋之得意处。试举胡仔
《苕溪渔隐丛话前集·王禹玉》引《复斋漫录》的一段趣事：“《广记》云：‘唐制，举人试
日，既暮，许烧烛三条……’而旧亦言举人试日，已晚，试官权德舆于帘下戏云：‘三条烛
尽，烧残举子之心。’而举子遂答曰：‘八韵既成，惊破侍郎之胆。’”此虽谐谑语，然其“惊
破”二字所形容的举子闱场走笔与时间
（烛尽）
赛跑，非“敏速”何以得成，非超级“敏速”
又安能令考官“破胆”？古人论赋，有“赋兼才学”之说，然“敏速”骋才，“淹迟”见学，
这早在汉赋创作中已有印证，最典型是流传后世的成语“枚速马迟”。据《汉书·贾邹枚路
传》载：枚皋“为文疾，受诏辄成，故所赋者多。司马相如善为文而迟，故所作少而善于皋”。
葛洪《西京杂记》卷二也有记述：“枚皋文章敏疾，长卿制作淹迟，皆一时之誉。而长卿首
尾温丽，枚皋时有累句，故知疾行无善迹矣。”为什么“淹迟”反邀“一时之誉”，“敏疾”
则“无善迹”，抑或如刘勰《文心雕龙·神思》评说的“枚皋应诏而成赋”与“相如含笔而
腐毫”，前者销声匿迹，没有作品传世，后者却以《子虚》《上林》诸作被奉为“辞宗”“赋
圣”，关键在作为一代文学的汉大赋需要宏大的书写，非耗时积学不能成，于是相如“百日
成赋”与张衡“炼京十年”也成了赋家伟大的写作传统。
到了东汉魏晋以后，大量的咏物、抒情小赋创作出现，情况就大不相同了，礼仪大篇
要“体国经野”，内容丰盛，而即兴小赋是“随物赋形”，所成自然敏速。唐人将赋体引入闱
场，专用律体，且文本规制诚如苏轼《复改科赋》所言“铺陈八韵之旨”“字应周天之日”，
即约360（周天）
字的八韵赋，如此小篇，焉能作“百日”“十年”的期待，“敏速相尚”
成闱场风气。如此，为何宋太宗要“怒”斥呢？除了防止举子“浮薄”，还有点制度化的变
迁需要说明。唐代闱场考卷不糊名，因为录取还需看举子“素学”，故考前要“纳省卷”与
“投行卷”，宋代已废卷糊名，取舍一決于闱场，这使举子的“素学”仅见于试卷，所考之
赋更多地承负学问，也是顺理成章的。落实到考试文本，唐宋闱场赋也就有了明显不同。
因对“敏速”态度的差异，唐人闱场赋多“观才”，而宋人则多“观学”，这也是宋太宗
自负出题“渊奥”，需要举子“研穷意义”的道理。刘克庄《李耘子诗卷》比较唐宋考文曾
说：“唐世以赋诗设科，然去取予夺一决于诗，故唐人诗工而赋拙。……本朝亦以诗赋设科，
然去取予夺一决于赋，故本朝赋工而诗拙。”所言“本朝赋工”，正与闱场赋“研穷意义”有
关。由于唐人“观才”，才又在“露”，所以唐代闱场赋才华显露首在“破题”，最典型的是
王定保《唐摭言》卷八所载李程闱场试《日五色赋》破题“德动天鉴，祥开日华”获得“状
头”之事，以致后世反复言说，成为经典。同样，赋中佳句，亦可观其“捷才”，例如清人
汤稼堂《律赋衡裁·余论》引白行简《澹台灭明斩龙毁璧赋》“纷然电散，谓齐后之碎连环；
尔星分，同亚父之撞玉斗”、张随《上将辞第赋》“王翦请贻乎子孙，与兹难并；晏婴敢烦
乎里旅，相去不遐”等警句，虽为“事对”，却意在取“巧”。如果说前人赞美“唐赋每篇必
有名句”，多举如庄防《雪影透书帷赋》之“澄碧海之波澜，皆为练色；耀书林之杞梓，尽
作琼枝”、李君防《海人献文锦赋》之“临风始起，全含琪树之芳：向阙爰开，遥写蜃楼之
色”类的清词丽句
（孙奎《春晖园赋苑卮言》卷下）
，那么，宋人赋中警句则又如程杲《四
六丛话序》所述“四六中以言对者，惟宋人采用经传子史成句为最上乘”，其“语典”的大
量运用，已成为宋人赋
（尤其是闱场律赋）
以“言对”助力议论的风气。因为宋人作赋，不
及唐人才情，却更重学养、器识，经史之学与圣贤之言，成为装点门面的要素，其警句如“性
以诚著，德由明发”
（范仲淹《自诚明而谓之性赋》）
、“见圣师而由圣，当明四重以四轻；犹
弓人之为弓，要在百发而百中”
（楼钥《修身以为弓赋》）
等，也被后人反复言说，成新的创
作经典。李调元《雨村赋话》卷五评范仲淹《用天下心为心赋》中“审民之好恶，察政之臧
否”一节谓“此中大有经济，不知费几许学问，才得此境界”，“几许学问”，正是“观学”，
其关键在赋家“器识”，诚与唐人好骋“才华”不侔。
这种对器识的重视也成为宋代场屋程文的共通要求，如欧阳修《归田录》记述：“真宗
好文，虽以文辞取士，然必视其器识。”于是“观学”的器识也自然变成衡量闱场赋的一条
重要的标准，北宋后期的“熙宁罢赋”“元祐复赋”与“绍圣再罢”，在对赋体创作的认识
上均与此有关。换言之，主张罢赋者批评闱场赋拘“声病”而事“巧靡”，相反，主张考赋
者又在强调赋见学问与器识。我们看看苏轼在元祐复赋期间感奋而作《复改科赋》的说法：
字应周天之日兮，运而无积；苟合一岁之月兮，终而复始。过之者成疣赘之患，不及者贻缺折
之毁。曲尽古人之意，乃全天下之美。遭逢日月，忻欢者诸子百家；抖擞历图，快活者九经三史。议
夫赋曷可已，义何足非？彼文辞泛滥也，无所统纪；此声律切当也，有所指归。巧拙由一字之可见，
美恶混千人而莫违。正方圆者必藉于绳墨，定括者心在于枢机。
此赞美赋兼才学以明进士赋之妙道，而作为元祐权知贡举者，苏轼以赋体赞美科场进士赋，
所述内涵及要求，自然也是对元祐复赋的期许与指导。为了强化闱场赋中的学问与器识，不
仅影响了宋代考官多以经史命题，而且决定了当朝举子引经据典的习惯，所以叶梦得说北宋
举子考赋前“无不遍读《五经》”
（《石林燕语》卷八）
，才能走笔从容。
赋重学理，而义理需要阐发始明，于是宋人闱场赋又形成好议论之风，这正与宋太宗怒
斥举子“浮薄”而提倡“求义理”桴鼓相应，李调元论宋代律赋说：“宋初人律赋最夥者，
田、王、文、范、欧阳五公。……论宋朝律赋，当以表圣、宽夫为正则，元之、希文次之，
永叔而降，皆横骛别趋，而偭唐人之规矩者矣。”
（《雨村赋话》卷五）
所言“偭唐人之规矩”，
勘究其义，当如方岳《深雪偶谈》所述“本朝诸公喜为议论，往往不深谕唐人主于性情，使
隽永有味，然后为胜”。这里不妨列举两则有关唐、宋试赋的记录：第一则是晚唐李玫《纂
异记》中题名《韦鲍生妓》的趣闻，文载酒徒鲍生，家畜乐妓，开成初行历阳道中，遇下第
东归的外弟韦生，韦有良马，鲍多畜妓，故酒间起“以妾换马”之兴，忽有两紫衣鬼乘月色
来此，并论试赋之事。如一长须鬼云：
数年来在长安，蒙乐游王引至南宫，入都堂，与刘公幹、鲍明远看试秀才，予窃入司文之室，
于烛下窥能者制作。见属对颇切，而赋有蜂腰、鹤膝之病，诗有重头、重尾之犯。若如足下“洞庭”
“木叶”之对，为纰谬矣。小子拙赋云“紫台稍远，燕山无极。凉风忽起，白日西匿”，则“稍远”
“忽起”之声，俱遭黜退矣。
此借谢庄《月赋》与江淹《恨赋》中对句为说，以严其声病。虽然另一鬼有“皇王帝霸之道，
兴亡理乱之体”的期待，然其中叙写的“诉皓月长歌”之才情与对“声病”的刻忌，无疑反
映了当时闱场的风习。另一则是周密《癸辛杂识·后集》“私取林竹溪”条所载：
林竹溪希逸……凡三试，皆第四。是岁真西山知举，莆田王迈实之亦预考校。西山欲出《尧仁如
天赋》立说，尧为五帝之盛，仁为四德之元，天出庶物之首，西山以此题为极大。实之云：“题目自
好，但矮些个。”西山默然。林居与王隔一岭，素相厚善，省试前，林衣弊衣邀王车，密叩题意。王
告以必用“圣人以天下为一家”，要以《西铭》主意，自第一韵以后皆与议定，首韵用三极一家，次
韵云“大圣人之立极，合天下为一家”，四韵尧宅禹宫，大铺叙《西铭》。至是，西山局于无题可拟，
乃谓实之曰：“日逼，无题奈何？”王以位下辞避，西山再四叩之不已，王久之若不得已，乃以前题
进，并题韵之意大略，西山击节。
虽述“私取”，然其中有关试赋题目及立说的思考与议论，却蕴涵了棘闱赋的题、韵及义理
趣味。也正因为宋人闱场赋重议论而求义理，推敲过多，加上以策论法入赋，反而伤害了赋
体，杨万里嘲弄闱场赋题“自‘日五色’之题一变而为‘天地为炉’，再变而为‘尧舜性仁’，
于是始无赋矣”
（《周子益训蒙省题诗序》）
，则是由宋而溯唐的反思。
由此再看宋太宗那闱场一“怒”，以及引起的赋风之“变”，是匡正赋旨，还是坏了赋体，
又耐人寻味。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