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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评诗:“诗,当然应以新诗为主体”

毛泽东:“诗,当然应以新诗为主体”

毛泽东热爱中国古典诗词,但他不仅只是自己阅读欣赏,更为关心中国古典诗词这一珍贵文学遗产的继承和发展‍‌‍‍‌‍‌‍‍‍‌‍‍‌‍‍‍‌‍‍‌‍‍‍‌‍‍‍‍‌‍‌‍‌‍‌‍‍‌‍‍‍‍‍‍‍‍‍‌‍‍‌‍‍‌‍‌‍‌‍。他说:“旧体诗词源远流长,不仅像我这样的老年人喜欢,而且……中年人也喜欢‍‌‍‍‌‍‌‍‍‍‌‍‍‌‍‍‍‌‍‍‌‍‍‍‌‍‍‍‍‌‍‌‍‌‍‌‍‍‌‍‍‍‍‍‍‍‍‍‌‍‍‌‍‍‌‍‌‍‌‍。我冒叫一声,旧体诗词要发展,要改革,一万年也打不倒‍‌‍‍‌‍‌‍‍‍‌‍‍‌‍‍‍‌‍‍‌‍‍‍‌‍‍‍‍‌‍‌‍‌‍‌‍‍‌‍‍‍‍‍‍‍‍‍‌‍‍‌‍‍‌‍‌‍‌‍。因为这种东西,最能反映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特性和风尚,可以兴观群怨嘛,怨而不伤,温柔敦厚嘛。……” (梅白:《要发展,要改革,打不倒》)在“四人帮”大搞文化专制的时期,当他得知大学文科不讲古典文学,书店里买不到古典诗词书籍时,十分不满,虽然重病在身,还想编一部书, “选它五百首诗,五百首词,三百首曲,二十篇赋”。 (杨建业: 《在毛主席身边读书》)特别是,他自己经常运用古典诗词的形式从事创作实践,他的诗词无论是思想高度和艺术成就,都为继承和发展中国古典诗词做出了自己独特的贡献,这是众所周知的。 但是,对于中国诗歌发展的方向,毛泽东却不是从个人爱好出发,而是从历史角度考虑,更关心并主张发展新诗,以新诗为主。他对自己写作的古典诗词,甚至不愿公开发表, “因为是旧体,怕谬种流传,贻误青年”。 (毛泽东: 《致臧克家》)他多次强调: “诗当然应以新诗为主体,旧诗可以写一些,但是不宜在青年中提倡,因为这种体裁束缚思想,又不易学。” (毛泽东:《致藏克家》)

但是对于新诗的现状,毛泽东很不满意。他曾不无幽默并夸张地对人说: “你知道我是不看新诗的,……给我一百块大洋我也不看,……这些诗并不能打动我。” (梅白:《在毛泽东身边的日子里》)1958年在成都会议上,他说: “现在的新诗不成型,不引人注意,谁去读那个新诗。”在一次他和臧克家、袁水拍等诗人探讨新诗问题的谈话中,他对新诗的散漫、太自由化流露出不满,而对民歌却大有好感。

关于新诗的出路,毛泽东寄很大希望于民歌和古典诗词。在成都会议上,他说: “中国诗的出路,第一是民歌,第二是古典,在这个基础上产生出新诗来。形式是民歌的,内容是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对立统一。太现实了就不能写诗了。”他要求各省市委书记回去后搜集民歌,在他的倡议和支持下,由郭沫若、周扬等搜集、编辑、出版了《红旗歌谣》,从而使社会主义建设中涌现出的民歌民谣得以广泛流传于世。

毛泽东说: “中国的诗歌,从《诗经》的四言,后来发展到五言、七言,到现在的民歌,大都是七个字,四拍子,这是时代的需要。新诗的发展要顺应时代的要求,一方面要继承优良诗歌的传统,包括古典诗歌和五四以来革命诗歌的传统;另一方面要重视民歌。新诗的形式应该是比较精练,句子大体整齐,押大致相同的韵。也就是说,具有民歌的风格。” (臧克家:《毛泽东同志与诗》)在给友人的一封信中,他又说:“律诗是一种少数人吟赏的艺术,难于普及,不宜提倡。唯用民间言语七字成句,有韵的非律的诗,即兄所指民间歌谣体裁,尚是很有用的。”(毛泽东:《致蒋竹如》)60年代,他在给陈毅的信中,进一步明确表示: “要作今诗,则要用形象思维方法,反映阶级斗争与生产斗争,古典绝不能要。但用白话写诗,几十年来,迄无成功。民歌中倒是有一些好的。将来趋势,很可能从民歌中吸收养料和形式,发展成为一套吸引广大读者的新体诗歌。”毛泽东说:“求新并非弃旧,要吸收旧事物中经过考验的积极的东西。”新诗要“让大家都能看懂,而不仅仅为了上层知识分子”。

综上所引,毛泽东对“新体诗歌”的设想,是否可以说大体是:继承中国古典诗词的精华,汲取民歌中生动丰富的营养,反映时代精神,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具有民族形式和民族风格的一种诗体。

1963年,毛泽东写了一首赞扬人民解放军的《八连颂》:

好八连,天下传。为什么?意志坚。

为人民,几十年。拒腐蚀,永不沾。

因此叫,好八连。

解放军,要学习。全军民,要自立。

不怕压,不怕迫。不怕刀,不怕戟。

不怕鬼,不怕魅。不怕帝,不怕贼。

奇儿女,如松柏。上参天,傲霜雪。

纪律好,如坚壁。军事好,如霹雳。

政治好,称第一。思想好,能分析。

分析好。大有益‍‌‍‍‌‍‌‍‍‍‌‍‍‌‍‍‍‌‍‍‌‍‍‍‌‍‍‍‍‌‍‌‍‌‍‌‍‍‌‍‍‍‍‍‍‍‍‍‌‍‍‌‍‍‌‍‌‍‌‍。益在哪?团结力。

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

这首诗在毛泽东诗词中别具一格。它用白话写成,具有民歌风格,句子比较整齐,押大致相同的韵。这是不是他对“新体诗歌”进行的一次探索性的创作实践呢?这首诗。毛泽东最初只同意在内部传阅,并未公开发表,直至他逝世后的1982年才在懈放军报》上刊载,但此前它早已不胫而走,流传很广,为广大群众所熟悉。当然,毛泽东的这种新诗的模式是一家之见,中国新诗的发展,需要广大有志者多方面来探索、来实践,在他所提倡的“百花齐放”的新诗园地里,是会出现群芳争艳的繁荣景象的。

毛泽东热情鼓励别人写新诗。他对陈毅说: “你还可以写新诗”, “你会写自由诗”。他对袁水拍说: “你的《摇头》 (注:这是一首政治讽刺诗)写得好(陈毅的六言诗也好),你应该多写些。”50年代,有一次他约臧克家、袁水拍等人到中南海长谈之后,亲自送出勤政殿,挥手道别时,殷切地说:“把你们的作品送给我一份啊!”他总是动员、规劝、诱导诗人们不要把自己关在屋子里闭门造车,要到火热的斗争生活中去反映时代的脉搏。1957年,他给诗人袁水拍写信说: “我感到你做编辑不如出外旅行。……出外跑几个月回来,做几个月编辑再出去。”他对每一个深入斗争实际写出来的诗作,总是给予热情鼓励。1947年,长期从事职工运动的吴创国,在参加土改时写了一首诗寄给毛泽东:

农民痛苦要诉清,分配土地自己耕。

发展生产足衣食,消灭封建正气兴。

土地改革无情,分配果实要公平。

大家都把地主斗,天下农民一家人。

拥护主席是真理,想念群众定成功。

毛泽东回信说: “你对农民土地斗争所表示的热情非常之好,你的诗也写得好,我就喜欢看这样的诗。”

毛泽东以中国诗歌发展的历史为例,预见到新诗的发展必然有一个艰苦的历程。他说: “新诗的改革最难,至少需要五十年。找到一条大家认为可行的主要形式,确是难事。一种形式经过试验、发展,直到定型,是长期的,有条件的。譬如律诗,从梁代沈约搞出四声,后又从四声化为平仄,经过初唐诗人们的试验,到盛唐才定型。形式的定型,并不意味着内容受到束缚,诗人丧失个性。同样的形式,千百年来,真是名诗代出,佳作如林。固定的形式并没有妨碍诗歌艺术的发展。” (臧克家: 《毛泽东同志与诗》)

为了扶植新诗的发展,毛泽东从政治上和物质上都对新诗给予无微不至的关怀和支持。1957年《诗刊》创刊时,他不仅把自己的十八首诗词送去发表,还写信祝贺说: “《诗刊》出版,很好,祝它成长发展。”当他得知由于纸张困难, 《诗刊》只能印行1万份,发行面受到限制时,亲自批准增加纸张供应,扩大印行5万份。毛泽东是充分估计到诗歌在人民群众中的影响和作用的。 “十年动乱”时, 《诗刊》被迫停刊,又是在毛泽东亲自批准下于1976年1月得以复刊。1975年,在党中央关于调整党的文艺政策的指示中,也特别提到了诗。他还建议编一本《新诗韵》,专为学习写新诗用韵较广的人使用,便于提高。

毛泽东就是这样提倡发展并支持着新诗,寄很大希望于新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