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评诗：“诗，当然应以新诗为主体”
毛泽东热爱中国古典诗词，但他不仅只是自己阅读欣赏，更为关心中国古典诗词这一珍贵文学遗产的继承和发展。他说：“旧体诗词源远流长，不仅像我这样的老年人喜欢，而且……中年人也喜欢。我冒叫一声，旧体诗词要发展，要改革，一万年也打不倒。因为这种东西，最能反映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特性和风尚，可以兴观群怨嘛，怨而不伤，温柔敦厚嘛。……” （梅白：《要发展，要改革，打不倒》）在“四人帮”大搞文化专制的时期，当他得知大学文科不讲古典文学，书店里买不到古典诗词书籍时，十分不满，虽然重病在身，还想编一部书， “选它五百首诗，五百首词，三百首曲，二十篇赋”。 （杨建业： 《在毛主席身边读书》）特别是，他自己经常运用古典诗词的形式从事创作实践，他的诗词无论是思想高度和艺术成就，都为继承和发展中国古典诗词做出了自己独特的贡献，这是众所周知的。 但是，对于中国诗歌发展的方向，毛泽东却不是从个人爱好出发，而是从历史角度考虑，更关心并主张发展新诗，以新诗为主。他对自己写作的古典诗词，甚至不愿公开发表， “因为是旧体，怕谬种流传，贻误青年”。 （毛泽东： 《致臧克家》）他多次强调： “诗当然应以新诗为主体，旧诗可以写一些，但是不宜在青年中提倡，因为这种体裁束缚思想，又不易学。” （毛泽东：《致藏克家》）
但是对于新诗的现状，毛泽东很不满意。他曾不无幽默并夸张地对人说： “你知道我是不看新诗的，……给我一百块大洋我也不看，……这些诗并不能打动我。” （梅白：《在毛泽东身边的日子里》）1958年在成都会议上，他说： “现在的新诗不成型，不引人注意，谁去读那个新诗。”在一次他和臧克家、袁水拍等诗人探讨新诗问题的谈话中，他对新诗的散漫、太自由化流露出不满，而对民歌却大有好感。
关于新诗的出路，毛泽东寄很大希望于民歌和古典诗词。在成都会议上，他说： “中国诗的出路，第一是民歌，第二是古典，在这个基础上产生出新诗来。形式是民歌的，内容是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对立统一。太现实了就不能写诗了。”他要求各省市委书记回去后搜集民歌，在他的倡议和支持下，由郭沫若、周扬等搜集、编辑、出版了《红旗歌谣》，从而使社会主义建设中涌现出的民歌民谣得以广泛流传于世。
毛泽东说： “中国的诗歌，从《诗经》的四言，后来发展到五言、七言，到现在的民歌，大都是七个字，四拍子，这是时代的需要。新诗的发展要顺应时代的要求，一方面要继承优良诗歌的传统，包括古典诗歌和五四以来革命诗歌的传统；另一方面要重视民歌。新诗的形式应该是比较精练，句子大体整齐，押大致相同的韵。也就是说，具有民歌的风格。” （臧克家：《毛泽东同志与诗》）在给友人的一封信中，他又说：“律诗是一种少数人吟赏的艺术，难于普及，不宜提倡。唯用民间言语七字成句，有韵的非律的诗，即兄所指民间歌谣体裁，尚是很有用的。”（毛泽东：《致蒋竹如》）60年代，他在给陈毅的信中，进一步明确表示： “要作今诗，则要用形象思维方法，反映阶级斗争与生产斗争，古典绝不能要。但用白话写诗，几十年来，迄无成功。民歌中倒是有一些好的。将来趋势，很可能从民歌中吸收养料和形式，发展成为一套吸引广大读者的新体诗歌。”毛泽东说：“求新并非弃旧，要吸收旧事物中经过考验的积极的东西。”新诗要“让大家都能看懂，而不仅仅为了上层知识分子”。
综上所引，毛泽东对“新体诗歌”的设想，是否可以说大体是：继承中国古典诗词的精华，汲取民歌中生动丰富的营养，反映时代精神，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具有民族形式和民族风格的一种诗体。
1963年，毛泽东写了一首赞扬人民解放军的《八连颂》：
好八连，天下传。为什么？意志坚。
为人民，几十年。拒腐蚀，永不沾。
因此叫，好八连。
解放军，要学习。全军民，要自立。
不怕压，不怕迫。不怕刀，不怕戟。
不怕鬼，不怕魅。不怕帝，不怕贼。
奇儿女，如松柏。上参天，傲霜雪。
纪律好，如坚壁。军事好，如霹雳。
政治好，称第一。思想好，能分析。
分析好。大有益。益在哪？团结力。
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
这首诗在毛泽东诗词中别具一格。它用白话写成，具有民歌风格，句子比较整齐，押大致相同的韵。这是不是他对“新体诗歌”进行的一次探索性的创作实践呢？这首诗。毛泽东最初只同意在内部传阅，并未公开发表，直至他逝世后的1982年才在懈放军报》上刊载，但此前它早已不胫而走，流传很广，为广大群众所熟悉。当然，毛泽东的这种新诗的模式是一家之见，中国新诗的发展，需要广大有志者多方面来探索、来实践，在他所提倡的“百花齐放”的新诗园地里，是会出现群芳争艳的繁荣景象的。
毛泽东热情鼓励别人写新诗。他对陈毅说： “你还可以写新诗”， “你会写自由诗”。他对袁水拍说： “你的《摇头》 （注：这是一首政治讽刺诗）写得好（陈毅的六言诗也好），你应该多写些。”50年代，有一次他约臧克家、袁水拍等人到中南海长谈之后，亲自送出勤政殿，挥手道别时，殷切地说：“把你们的作品送给我一份啊！”他总是动员、规劝、诱导诗人们不要把自己关在屋子里闭门造车，要到火热的斗争生活中去反映时代的脉搏。1957年，他给诗人袁水拍写信说： “我感到你做编辑不如出外旅行。……出外跑几个月回来，做几个月编辑再出去。”他对每一个深入斗争实际写出来的诗作，总是给予热情鼓励。1947年，长期从事职工运动的吴创国，在参加土改时写了一首诗寄给毛泽东：
农民痛苦要诉清，分配土地自己耕。
发展生产足衣食，消灭封建正气兴。
土地改革无私情，分配果实要公平。
大家都把地主斗，天下农民一家人。
拥护主席是真理，想念群众定成功。
毛泽东回信说： “你对农民土地斗争所表示的热情非常之好，你的诗也写得好，我就喜欢看这样的诗。”
毛泽东以中国诗歌发展的历史为例，预见到新诗的发展必然有一个艰苦的历程。他说： “新诗的改革最难，至少需要五十年。找到一条大家认为可行的主要形式，确是难事。一种形式经过试验、发展，直到定型，是长期的，有条件的。譬如律诗，从梁代沈约搞出四声，后又从四声化为平仄，经过初唐诗人们的试验，到盛唐才定型。形式的定型，并不意味着内容受到束缚，诗人丧失个性。同样的形式，千百年来，真是名诗代出，佳作如林。固定的形式并没有妨碍诗歌艺术的发展。” （臧克家： 《毛泽东同志与诗》）
为了扶植新诗的发展，毛泽东从政治上和物质上都对新诗给予无微不至的关怀和支持。1957年《诗刊》创刊时，他不仅把自己的十八首诗词送去发表，还写信祝贺说： “《诗刊》出版，很好，祝它成长发展。”当他得知由于纸张困难， 《诗刊》只能印行1万份，发行面受到限制时，亲自批准增加纸张供应，扩大印行5万份。毛泽东是充分估计到诗歌在人民群众中的影响和作用的。 “十年动乱”时， 《诗刊》被迫停刊，又是在毛泽东亲自批准下于1976年1月得以复刊。1975年，在党中央关于调整党的文艺政策的指示中，也特别提到了诗。他还建议编一本《新诗韵》，专为学习写新诗用韵较广的人使用，便于提高。
毛泽东就是这样提倡发展并支持着新诗，寄很大希望于新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