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唐诗学的特点及意义元代唐诗学上承宋、金传统，下开明代风气，是唐诗学发展中的一个重要阶段。元代唐诗学虽历时仅百余年，但其成就与价值不容忽视，其主要之点有：第一，在元代形成了一个举世宗唐的局面，这是此前未曾有过的。第二，形成了宗唐的诸多流派，各流派起伏分合，姿态万千、异彩纷呈。第三，出现了一批在唐诗学史上有相当影响的诗论家和诗论著作，前者如郝经、吴澄、刘因、杨维桢等，后者如《瀛奎律髓》、《唐才子传》、《唐音》等。第四，元人的宗唐，不仅在理论上，也在实际的创作中表现出来，整个元代重要的诗人无不取法唐诗、深受唐诗影响，从元初刘因、赵孟頫，到中期的“元诗四大家”、元末杨维桢、倪瓒、戴良等皆然。这些说明，元代唐诗学实已拉开了唐诗学繁荣的序幕。
元人对若干唐诗问题提出了许多独到的见解，为后来唐诗学的发展提供了不少可资借鉴的东西。兹总束几个问题，以进一步了解和把握元代唐诗学的特点及其意义。
一、唐诗史观
1唐诗分期
最早为唐代文学作分期的是《新唐书·文艺传》：“唐有天下三百年，文章无虑三变。”它初步勾勒出了初唐、盛唐、中唐的界线《新唐书·文艺传》云：“高祖、太宗，大难始夷……故王、杨为之伯”，“玄宗好经术……则燕、许擅其宗”，“大历、贞元间，美才辈出……此其极也”，大致对应着初、盛、中唐。其次则为宋人杨时，他在《龟山语录》中称：“诗有盛唐、中唐、晚唐。”但未明确时间的断限。宋末严羽对此有更为深入的研究，虽称之为唐五体即唐初体、盛唐体、大历体、元和体、晚唐体（《沧浪诗话·诗体》）。，但实已具有分期的含义，即隐含着“五唐”说的观念。这一观念对元、明人影响甚大。元人从总体上说对于分期并不重视，初、盛、中、晚唐的分别还远不如明人强烈。元人诗学的主导倾向既是“宗唐抑宋”、“一以唐为归”，则唐诗作为与宋诗相对立的诗歌范式，更多的时候是作为一个整体而被论及的。但是元人对于唐诗分期仍发表了一些有价值的见解，完成了从严羽的“五唐说”向高棅“四唐说”的过渡，这之中，方回、辛文房，尤其是杨士弘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方回的唐诗史观前文已有言及，值得关注的是，他将大历、元和整合为中唐，首次明确了中唐的时间内涵方回称：“中唐则大历以后，元和以前。”（《瀛奎律髓》卷一），其诗学体系中已潜含了“四唐”的观念，对于唐诗史观的发展有着积极的作用。另外，他以杜甫为盛、中唐的分野，并明确地以杜甫为盛唐诗歌的准则，这与元中、后期、尤其是明人的盛唐概念有所不同。辛文房《唐才子传》则传承了《新唐书》的唐诗史观，持唐诗“三变观”。但是，此“三变”并非对应着初、盛、中，或盛、中、晚唐，其一、二变分别是从声律和风骨两个方面来论盛唐诗歌之范型完成关于此观点，详见本书第六章第二节。同时，他以陈子昂为盛唐之音确立的标志，更多地是从盛唐精神，即“风骨”与“雅正”的角度来树立陈子昂作为盛唐第一人的地位。这与高棅《唐诗品汇》中列陈子昂为五古之正宗有某种近似之处，但高棅又将陈子昂七古、五绝、五排归入正始，基本上仍将陈子昂归属于初唐。
杨士弘《唐音》对唐诗分期的贡献尤为显著，明人多有言及。《唐音》中，“四唐”说实已初步形成。《唐音》基本明确了初、盛、中、晚唐的时间界线，并归纳了它们的美学特征，特别是从源流正变的角度，树立起“盛唐之音”，这些都对《唐诗品汇》有着直接的影响。从严羽《沧浪诗话》、方回《瀛奎律髓》、杨士弘《唐音》，到高棅《唐诗品汇》，是“四唐”说体系完成的几个重要步骤，其中元人的作用实不容忽视。
2各期评价
元人对于四期的评价，虽从“治世之音”的角度出发，特重盛唐，但总的来看，于前三期并不作过多地分别，惟对晚唐诋斥较多。郝经以李白、杜甫、韩愈、柳宗元、白居易为唐诗之冠见郝经《一王雅序》，详见第三章。，刘因以李、杜、韩三人为唐诗之至见刘因《叙学》，详见第三章。，虞集以李、杜与韦、柳为诗之极见虞集《杨叔能诗序》，详见第四章。，均是盛唐与中唐同科。吴澄以陈、李、杜、韦并为诗之美见吴澄《诗府骊珠序》、《张仲默诗序》、《蔡思敬诗序》诸文，详见第四章。，又是初、盛、中唐诗人杂然并称。王恽称“纂李唐之英华，续中州之元气”，戴表元则倡言“釀蜜之法”，采百花成一味，其“宗唐”、“法唐”，皆以唐诗为整体的审美对象。总之，元人论唐诗，不像宋人、明人存有较深的门户之见，眼光更显融通。
元人对于晚唐大多深加诋斥，其出发点则不尽相同。郝经对李贺、卢仝、杜牧、温庭筠、李义山、许浑、王建等诗人，以奇、怪、乱、警、艳相斥，较能代表元初北人对晚唐诗的态度，刘因、胡祗遹、王恽、程钜夫、姚燧均与之同调。其出发点在“教化”二字，反映了北方“宗唐教化派”的观点。元初江浙、江西诗坛也对晚唐多有排诋。江浙的“宗唐格调派”态度较为温和，他们首要的目标是扫除整个宋诗风气，对于唐诗取径较宽，对晚唐的反感，在于“世之为晚唐者，不锻炼以为工，则糟粕以为淡，刻鹄不成，诗道日替”（牟巘《潘善甫诗序》，《陵阳集》卷一四），其靶子仍是指向宋诗，牟巘、戴表元、仇远、赵孟頫诸人是其代表。江西的“折衷唐宋派”，不欲从整体上推倒宋诗，但对宋末诗弊仍多诋斥，他们将宋末与晚唐视为一体，力惩江湖、四灵学晚唐之习。元中期，“宗唐雅正”之风如日中天，“平和、渊雅”蔚为风尚，因而，视晚唐为颓疲、末世之风，愈加不屑。元末，性灵派大行于世，嗜奇好新，出现了尊尚李贺体的风气，同时，出入二李，濡染义山，衣钵飞卿，步武王建，一时间风靡诗坛。元末诗人创作上实有取法晚唐的倾向，但理论上仍对晚唐多有排斥，杨维桢称：“晚唐、季宋，面目日鄙，骨骼日庳，其情性神气可知已。”（《赵氏诗录序》，《东维子文集》卷七）他们观念中的晚唐，实已不包括李贺、李商隐、杜牧在内。所以元人的晚唐概念较为复杂，元初人视李贺、杜牧、李商隐、许浑、王建、贾岛、姚合等皆为晚唐，范围最大。元中期袁桷等人，将李商隐归入中唐，并标举其性情与法度之美，代表其倡言的唐诗之理想范型。元末对李贺、李商隐等颇为青睐，故而未将诸人视作一般意义的晚唐诗人。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唐音》旨在树立盛唐为一代“正音”，但是又将晚唐三家诗人李商隐、杜牧、许浑同列为唐之“正音”。这里，不仅显示了一种较为融通的唐诗眼光，更能见出其识见的高明。明人有见于此，或谓其论诗未纯，世次不分明人苏伯衡、清人钱谦益等对《唐音》的这种以世次、体制双重线索来建构唐诗史观不以为然。钱鍾书在《谈艺录》中特为杨士弘辩护，且称“士弘手眼，未可厚非”。事实上正说明元人宗唐虽含有格调的成分，也强化了盛唐的概念，但远不及明人之壁垒森严。
二、正变观
“正变论”是元代唐诗学的重要内容。从“正变论”的角度正本清源、守源立宗，成为元代唐诗学的一大特色。
“正变”本为古代诗学概念，探讨的是诗歌发展与时代变迁之关系。汉初《诗大序》最早提出“变风”、“变雅”之说，汉末郑玄《诗谱序》发挥此意，称风雅之正，乃“治世之音”，风雅之变，即“衰世之音”。世有盛衰，诗有正变，世道与诗道相关。此即为对后世影响极大的“正变”论。
元人的“宗唐”观念正是建立在“正变”观的基础之上，即通过确立唐音为诗道之正，以构建其“宗唐”的诗学思想。但元人的“正变”观，涵义颇丰，不同时期、不同流派，其侧重也不尽相同，宜作细致地考察。
（一）以《风雅》为本源、唐诗为正脉
元初北人辨析“正变”，更多地是来自于统绪意识，即要建立与道统、文统相一致的诗道之“正宗”。作为开国文臣的诸理学家，皆以传承道统、文统，保有诗道之正脉，实现文治之理想为己任。如何建立诗道之正统，郝经编《一王雅》诗集、《原古录》诗文集其用意即在于此。诗歌自上古《诗》、《骚》流变至今，诗体数变，各尽其极，确立一种怎样的评价标准，一种怎样的取法范式，成为元初文人关心的重点。他们从源流正变出发，确立了一条基本的法则，即：1以“风雅”为诗道本源，为万世所宗。2后世之诗，能述政事、补王道，得“风雅”之旨者，即为诗道之“正”。以此为标准，唐诗作为后世诗道之“正”的地位得以确立。郝经《一王雅序》历数各代诗体之变，认为皆不能续风雅之旨，惟唐诗“有风人之托物、‘二雅’之正言”，“直与《三百五篇》相上下”。他们以唐诗为正脉，上追风雅之遗。此或可称为“二正多变”观。与此稍异，刘因视《诗经》为诗体中惟一之正，视后世皆为变，唐诗亦为变，但为变中之正，此可称“一正多变”观，与“二正多变”观并无实质的不同。但刘因的主张，已含有更多关注诗歌体制的意味。
元初南方江浙诗坛，也颇为注重正变之辨，但树立“诗道正统”的意味相对较淡，他们更多地是从艺术风格上辨析诗歌的体制、格调，重在确立“诗体”之正宗。他们仍以《诗三百》为本源，但不仅仅从风雅之旨、教化之用上追溯其义，更偏重在两个角度：1《诗》以吟咏情性为本；2复兴《诗》之“六义”，既重“风雅”之旨、更重“比兴”之法。以此为标准，进而审定唐、宋两种诗歌范式之“正变”。重情韵、重比兴的唐诗无疑成为上薄“风骚”的诗体正宗，而好议论、主于“意”的宋诗无疑成为远离“风骚”的诗体之变。辨析“诗体正变”作为江浙诗坛“宗唐抑宋”、“复兴风雅”的基点，他们更多地是从回归诗歌抒情本质，注重诗歌之比兴、寄托上取法唐音，以期复归诗体之正。这种主张影响颇大，事实上，明清宗唐派诗学大体皆沿此方向发展。同时，它也使元、明两代诗歌摆脱宋诗之主理诗型而返归于唐及唐前之主情诗型。
元代辨析诗体正变颇细，如诗之“六义”就不止作为一个整体的概念，不时还析而论之，如刘壎《隐居通议》卷一○云：“楚骚，诗变也，而六义备；乐府，骚变也，而兴、颂兼；后世之为骚者，比而已，他义无也；为乐府者，风而已，兴颂无也”，即分言“六义”。袁桷论诗，亦云：“黄初而降，能知风之为风，若雅、颂，则杂然不知其要领。至于唐，犹守其遗法而不变，而雅、颂之作，得之者十无二三焉。”（《跋吴子高诗》，《清容居士集》卷四九）与元初人之统言正变显有不同，就“风”而言，唐诗为正体，就“雅”、“颂”言，唐诗中多变少正。其正变论更复杂、细致，辨体也更精微了。
（二）以盛唐为正、中唐为变
把唐诗作为一种整体范式来考察，以唐诗为正，或以唐诗为“变中之正”的观念成为元代唐诗学前期的主流思想，随着对唐诗考察的深入，元人的正变观也更趋细密。
元中叶，“宗唐雅正”观念深入人心，气象舒徐，元气充硕，性情醇正、平和，成为一时风气。由此出发，不再停留在唐正、宋变之辨，而开始了盛唐为正、中唐为变的关于唐诗内部更深入的考察。对于盛唐体的推崇早在严羽即已开始，但是元人的理解与严羽实有不同，他们是以“雅正”、“和平”为其基本特质而取法之。与此同时，他们也关注到了中唐所含之变机，“诗至于中唐，变之始也”（袁桷《书汤西楼诗后》，《清容居士集》卷四八），“以文为诗者，韩吏部始然”（袁桷《书苍括周衡之诗编》，《清容居士集》卷四九），“元和盖诗之极盛，其体制自此始散。僻事险韵以为富，率意放辞以为通，皆有其渐”（吴澄《唐诗三体家法序》，《吴文正公集》卷一一）。这是较早将宋诗的源头追溯到唐之元和，从唐诗中寻找宋诗的因子，从唐诗探寻其蕴含的变机。以盛唐为正、中唐为变的观念逐渐盛行于元中后期，至明代演为极盛，发展成为“诗必盛唐”的诗学大潮。
《唐音》代表了元代唐诗学正变论的最高成就。作者通过“审其音律之正变”，树立了一代唐诗正音。全书以始音、正音、遗响三部分建构而成，始音、遗响为唐诗变体，顾名思义，“正音”为唐音之正、纯，最能体现唐诗之审美风范。正音以盛唐为主，同时附有少量“体制、音律与盛唐相近”的中、晚唐诗。但与明代格调论有所不同的是，《唐音》的盛唐概念更为融通，即初、盛、中、晚唐诗中都含有盛唐正音的特质，而盛唐也同样有蕴含变机、变数的诗体。把盛唐正音与盛唐时期的诗歌分别开来，正是以世次、体制双重角度论诗的结果。这正是元代唐诗学开启明代格调派，同时又有别于明代格调派的地方。
（三）以李为正、以杜为变
自严羽《沧浪诗话·诗评》中提出：“五言绝句，众唐人是一样，少陵是一样”，已隐含着将杜甫视为唐诗之变的意味，但说得较含浑、疏略。元人对这一观点进一步细化、深入，已经出现了以李为正、杜为变的主张。吴澄在《皮昭德诗序》中论此较详，他将唐诗人归入两类，一类为“因而因”，一类为“因而革”。前者为正，后者为变，“因而因”者如李、韦、柳，“因而革”者如杜与韩吴澄《诗府骊珠序》：“李、韦、柳因而因，杜、韩因而革。”。将李、杜分为二途，李、杜之辨因而含有正变之辨、唐宋之辨的意味了。杜诗“以意为主”，正是元和诗人与宋人之滥觞。以杜、韩为变，从唐诗中找到了宋诗之根源，吴澄云：“宋氏王、苏、黄三家，各得杜之一体。”（《皮昭德诗序》，《吴文正公集》卷九）。基于此种判断，元人已将宋诗的根源由元和之变，上溯到杜甫之体，由此发现了杜诗、元和诗、宋诗之间的内在联系。明人发挥此意甚多，如高棅《唐诗品汇》把李白列为各体之“正宗”，评杜甫“律法独异诸家”，此后明人对于杜体之“独异诸家”深入研究，颇有建树。王世贞《艺苑卮言》卷四云：“子瞻多用事实，从老杜五言古排中来。鲁直用生拗句法，或拙或巧，从老杜歌行中来。介甫用生重字力于七言绝句及颔联内，亦从老杜律中来。”许学夷《诗源辨体》卷一九称“《茅屋为秋风所破》亦为宋人滥觞，皆变体”，又云：“（韩愈）始渐涉议论……亦宛似宋人口语。予尝与方翁恬论诗，予曰：元和诸公始开宋人门户。翁恬曰：杜子美已开宋人之门户矣。”可见至明代，“以杜为变”已成通识。
元人虽普遍注重“正变”之论，大都主张“伸正黜变”，但也有例外，“折衷唐宋”派对于“伸正黜变”的诗学观念颇不以为然，他们努力探寻和把握诗歌发展的深层因革变化，不欲把唐、宋诗歌简单地作为两种完全对立的模式一伸一黜，此派充分肯定“诗歌之变”。如吴澄在《皮昭德诗序》中，论述自虞廷之歌以来，诗体“因代而变”，阐明体因代变、后前相继，并肯定其合理性：“各以其体，各以其才，其成一家言，如造化生物。”“均为大巧之一巧”，“自《三百五篇》已不可一概齐”。他还从“气”这一角度，证明诗变之必然，其云：“盈天地之间，一气耳……人与天地之气通为一气，有升降，而文随之……宋不唐，唐不汉，汉不春秋、战国，春秋、战国不唐虞三代，如老者不可复少，天地之气固然。”（《别赵子昂序》，《吴文正公集》卷一四）这些都代表了“折衷唐宋”派肯定“诗之变”，以回护宋诗的立场。
元人从以唐为正、宋为变，到以盛唐为正、中唐为变，以至以李为正、杜为变，其正变观日趋细密，对唐、宋诗的研究也更为辩证、深入。由唐、宋对立，到唐中有宋、宋中有唐，表明元人对于诗歌体制的认识有了一种飞跃。另一方面，元人既有“伸正黜变”的主张，也有肯定诗歌之变的“体有代变”之论，还有以性情为主，不以体制、世次论诗，超越正变的宗唐性灵一派。可见，元人重视辨析源流正变，并能不拘一格，各有建树。
三、性情观
《毛诗序》称诗“吟咏情性”，道出了诗歌的抒情本质。后世对此一命题有不同理解和发挥，如刘勰云：“诗者，持也，持人情性。”（《文心雕龙·明诗》）钟嵘称：“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诗品序》）但是至宋代，诗学风气偏于“主理”、“主意”，而非主情。宋人即或言及性情，也多强调“诗以道性情之正”、“发中和之性情”宋人论及“性情”，如徐铉《萧庶子诗序》称：“人之所灵者，情也，情之所以通者，言也。”方岳《深雪偶谈》云：“诗无不本于性情，自诗之体随代变更，由是性情或隐或见，或存或亡；深者过之，浅者不及也。”有离“理”言“情”的倾向，然实非宋代诗学主流。。宋末严羽就是从“诗者，吟咏情性”（《沧浪诗话·诗辨》）的立场来划分唐、宋诗之分界的。元人“宗唐黜宋”也多以复归“吟咏情性”这一命题相号召，以反对宋人的“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因而，“吟咏情性”就成为元代唐诗学中一个颇为重要的观念。元人的性情观，对于明人的尊情诗学思潮也有不小的影响。
元代宗唐诸派中，对于性情主要有两种不同的态度。一种受宋代理学家影响，强调诗歌“吟咏性情之正”。元代许多理学家如王义山、虞集、吴澄、欧阳玄等，均持此种观念。另一种倡言诗歌“吟咏性情之真”，如赵文、刘壎、杨维桢等，他们大力倡扬天地间的至情至性，从而形成了一股尚真尚情的诗学思潮。这两种观念，前者承宋，后者启明。
元代理学空气颇为浓厚，理学家所倡扬的诗歌性情，颇受宋儒性情观的影响。程颐云：“‘兴于诗’者，吟咏性情，涵畅道德之中而歆动之，有‘吾与点’之气象。”（《二程外书》卷三）其性情须“涵畅道德之中”，为“理”所统摄。邵雍称：“以物观物，性也；以我观物，情也。性公而明，情偏而暗。”（《观物外篇衍义》，《皇极经世书》卷八）“心”、“性”、“理”，具同一性，诗歌应咏天理、人性之和谐，其“性情”无疑疏离了个体之精神、情绪。朱子则沿用《中庸》之义，其云：“情之未发者，性也，是乃所谓中也……性之已发者，情也，其皆中节则所谓和也。”（《太极说》，《朱文公文集》卷六七）注重的是“中和”、“中节”之性情，是合于“理”、体现“理”之性情。
元代理学家，继承上述性情观，强调“性情”醇正、和谐，“性发乎情，则言言出乎天真；情止乎礼义，则事事有关世教”（吴澄《萧养蒙诗序》，《吴文正公集》卷一一）。本乎此，盛誉《诗三百》与唐诗：“《黍离》之诗曰：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此情之至也。”（吴澄《陈景和诗序》，《吴文正公集》卷一三）“《诗三百》皆情也。情者，喜怒哀乐发而皆中节之谓也。未发之时，诗之性也。既发，则情矣。”（王义山《赵文溪诗序性情说》，《稼村类稿》卷一一）皆以“情”来评定《诗三百》，诗中所咏，忠臣孝子，义夫节妇，无不为世间情重之人。而唐诗和平蕴藉，云闲霭润，雅人深致，得“六义”正传，“事达其情，不托蹇滞以为奇古也，情归乎正，不肆流荡以失本原也”（虞集《贞一稿序》，《道园学古录》卷四六），成为性情之正之典范。
元代理学家强调“情正”的同时，实也提倡“诗以道情性之真”（吴澄《谭晋明诗序》，《吴文正公集》卷一○），“性情之真近于古”（吴澄《谭晋明诗序》，《吴文正公集》卷一○），“本乎情之真，潇洒不尘……可入陶、韦家数”（吴澄《谭晋明诗序》，《吴文正公集》卷一○）。但是这里的“真”，与性灵之“真”，无拘无束、随心驰骋的情之真不同，理学家之“真”的境界，强调人心、自然、天理的和谐交融，是真即善的境界，“兴寄闲婉，得诗天趣”（吴澄《王实翁诗序》，《吴文正公集》卷一一），以悠然之道心悟天机、得天趣，近于道法自然之境界。“性情流露，自然而然”，“神情旷夷，光霁被面”（吴澄《谭晋明诗序》，《吴文正公集》卷一○），以这种襟怀吟唱自然、真我，“心与景融，物我俱泯，是为真诗境界”（吴澄《一笑集序》，《吴文正公集》卷一○）。此时之真，即正，如李、杜，如韦、柳，亦真亦正，“纯乎自然”，且“合乎天理”，这正是理学家所倡导的理想之性情境界。
理学家的“吟咏性情之正”外，另有一股来自元代遗民、隐士、“畸人”的“吟咏性情之真”，他们强调抒发个体之真性情，表现出对于“情”、“真”、“我”的高扬，具有一定的性灵意味。
他们所标举的“性情”，成为了与天地相并的永恒存在，赵文《黄南卿齐州集序》称：“惟性情越宇宙如一。”又云：“人之生也，与天地为无穷，其性情亦与天地为无穷。”（《高敏则采诗序》，《青山集》卷一）刘壎《雪崖吟了稿序》倡言：“天地根原，生人性情。”皆是对性情之高扬。性情成为了诗歌之根本，赵文称“人人有情性，则人人有诗”（《萧汉杰青原樵唱序》，《青山集》卷一）；杨维桢《剡韶诗序》称：“诗本情性，有性此有情，有情此有诗也”，这里的性情，乃个体之本真性情，“哀乐俯仰，各尽其兴”（刘将孙《本此诗序》，《养吾斋集》卷九）。诗歌惟有展露了真我、真情、真性，方能长存世间，“惟发之真者不泯”（刘将孙《彭宏济诗序》，《养吾斋集》卷一一）。
对于深于情者、情之至者，深为赞赏。对“思深情浓”的李贺之称赏，对深情、唯美的李商隐的关注，都体现了对于“情”的因素的重视。或“沛然发于情性”（刘将孙《彭宏济诗序》，《养吾斋集》卷一一），或“悠然出于情愫”（刘将孙《胡以实诗词序》，《养吾斋集》卷一一），“情”乃诗之源。杨维桢《剡韶诗序》称“屈诗情骚，陶诗情靖，李诗情逸，杜诗情厚。诗之状未有不依情而出也”，从“情”之角度立论历代大家。刘将孙历数唐人“情语”，以为“惊风雨、泣鬼神”者，惟“情”而已见刘将孙《魏槐庭诗序》，详见第四章。“情”成为一种极重要的因素，得到充分的肯定。
这种尚真、重情的性情观，从元初赵文、元中叶刘将孙，到元末杨维桢、倪瓒等，可谓一脉相传，成为元代唐诗学中颇有新见的成分。这种对性情之真的标举，对“情”、“真”、“我”的追求，对一己之真情真性的张扬，使他们从诗歌本质上走近了唐诗，疏离了宋调，也成为了元人传递给明人的一种新的气息、新的气象，“求真”、“尊情”、“惟情”在明代成为了强劲的诗学大潮。这种性情观也使得元人宗唐复古的思潮中，多了一种对自我精神的肯定，对自我情怀的关注，这虽不是元代唐诗学的主流，但表现出了它独特的风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