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左传》叙战言事相兼，属辞有序

《汉书·艺文志》称“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夷考其实，不必皆然：“古人事见于言，言以为事，未尝分事言为二物也。”章学诚《文史通义·书教上》论辨之，极明。唐刘知幾《史通·载言》，早已发现《左传》之为书，“言之与事，同在《传》中”。而且推崇此种表述方式，“言事相兼，烦省合理。故使读者寻绎不倦，览讽忘疲”。叙事，为古《春秋》之成法。然单一直书史事，不免直率乏味，故《尚书》虽号称记言，然典谟诸篇记事，而言亦具焉；训诰诸什记言，而事亦杂见。《左传》以叙事为主，又杂以记言，言事相互辉映，其引人入胜或在于此。

自《春秋》载记，纯粹记事；《左氏》以史传经，兼用记言，故刘知幾《史通》称：“《左氏》为书，不遵古法。”由单一记事，衍变为兼采记言，于是发展为历史叙事，盖从内史掌理叙事之法而来（《周礼·春官宗伯·内史》）。《史通》立有“叙事”专篇，中言：“叙事之体，其别有四：有直纪其才行者，有唯书其事迹者，有因言语而可知者，有假赞论而自见者。”换言之，凡叙才行、书事迹；记言语、假赞论者，皆可统名为叙事。今就言事相兼之视角，论《左传》叙晋楚城濮之战，分二方面述说之：一曰借言记事，寓论断于叙事；二曰拟言代言，妙传人情事势。左氏临文之际，或叙事，或记言，或言事相兼，依违之际，自以取义为依归，而有或取或舍，或笔或削之书法。于是《左传》叙战之属辞有序，亦由此可见。

（一） 借言记事，寓论断于叙事

对话，作为一种表意方式，或刻划人物才情，或推动情节发展，可以替代说明解释，统理枝节琐碎。《左传》以历史叙事解释《春秋》，其“言事相兼，烦省合理”，深得《史通》所推崇。《左传》对话美妙处，在以记言为叙事。其中最大宗、最美妙者，莫如借言记事。《左传》固以记事为主，然又不时参伍记言、穿插对话，于是姿态横生，文情活活泼泼。如战前，叙晋国“作三军，谋元帅”，于是接续赵衰推荐郤縠“说礼乐而敦诗书”一番言论，见郤縠之堪将中军，此《史通》所谓因言语而可知者。晋文公急于求战，始入而教其民，因“欲用之”“将用之”“可矣乎”，而引发与子犯之三次答问。以有血有肉之对话，替代沉闷单调之记事，且有助于推动史事情节之发展。《左传》叙楚成王“使子玉去宋”，下接“无从晋师”云云，为后文叙“王怒，少与之师”作张本。如此叙事，不但书其事迹，又纪其才性，借言记事，堪称曲折有味。“楚师背酅而舍，晋侯患之”，于是缀以舆人之诵、子犯与栾贞子之安慰语、激励语，亦言事相兼，烦省合理。子玉不予河神琼弁玉缨，荣黄二谏，二“弗听”下，各接續一段对话，不惟纪其才行，书其事迹，亦皆因言语而可知。传神阿堵，尽在记言之妙。

清顾炎武《日知录》卷二十六曾言：“古人作史，有不待论断，而于序事之中即见其指者，惟太史公能之。”于是举《史记》《汉书》七则文例，以见“史家于序事中寓论断”之法。《史》《汉》二书固然妙用此能，笔者以为，《左传》之叙事传人之讲究此法，亦略无逊色。如《左传》叙晋楚城濮之战，凸显晋军之兵法韬略，林纾《左传撷华》所谓“上下成谋”者，多在借言记事。顾炎武所谓“于序事中寓论断”，即此是也。如先轸说为何而战：“报施、救患、取威、定霸，于是乎在！”狐偃论如何而战，在攻其必救。晋文公问：“我欲战矣，齐秦未可，若之何？”先轸答以赂诱齐秦，借之告楚；出谋划策，可谓能多算而多胜矣。不但叙才情，亦书事迹，不止于记言语而已。楚子玉提出复卫封曹条件，堪称犀利，子犯、先轸一番辩难后，先轸反客为主，“私许复曹卫”；翻转三怨为三施，于是曹卫告绝于楚。“上兵伐谋，其次伐交”，种种韬略论断，亦多经由借言记事表出。晋军作出退避三舍之军事冒险，其中有谋有计，多借子犯回应军吏之问，曲折巧妙道出，不止为报楚惠、完承诺而已。凡此，多可于叙事之中，即见其论断之指义。《左传》叙战，虽出谋划策之玄妙，读者犹能“寻绎不倦，览讽忘疲”者，言事相兼，能于叙事中带出论断，自有关系。清沈德潜论诗，以为贵有理趣，忌讳理障。若移以论文，又何尝不然？

（二） 拟言代言，妙传人情事势

司马迁《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称孔子编次《春秋》：“去其烦重，约其辞文，以制义法。”史料文献之或取或舍，或笔或削既已初定，促成骨骼生血生肉，进而气运神行者，莫过于约文属辞。气与骨潜藏于内，辞与文表露于外。故孔子纂作《春秋》，主要在修其辞，晋徐邈所谓“事仍本史，而辞有损益”；钱穆《中国史学名著·春秋》所谓“由事来定辞，由辞来见事”，辞文实为表义之关键媒介。宋胡安国《春秋传·进表·纲领》称：仲尼因事而属辞，学者即词以观义。钱钟书谓：“《春秋》之书法，实即文章之修词”（《管锥编·全后汉文卷一》），言语、文辞，为事与义之所托，良有以也。

《春秋》之书法，无异于文章之修辞学，此就属辞约文之表层言之（张高评《文章修辞与〈春秋〉书法》，《中国经学》第十九辑）。若更深层论，约文属辞又多绮交于其事之比次，脉注于一篇之取义。因此，对于《左传》之记言，钱钟书《管锥编》以为：“实乃拟言代言，谓是后世小说、院本中对话、宾白之椎轮草创，未遽过也。”史传叙事传人所以传神美妙，钱钟书以为：

史家追叙真人实事，每须遥体人情，悬想事势，设身局中，潜心腔内，忖之度之，以揣以摩，庶几入情合理。盖与小说、院本之臆造人物，虚构境地，不尽同而可相通；记言特其一端。（《管锥编·左传正义·杜预序》）

《左传》以历史叙事方式，解说孔子《春秋》经，叙事传人之际，既要“遥体人情，悬想事势”，以求客观论世；又得“设身局中，潜心腔内”，以便如实知人。故《左传》叙事传人，不得不发挥历史想象，甚至于近乎文学想象，“忖之度之，以揣以摩”，惨淡经营之心路历程自不可少。代远年荒，事非身经目历，欲追述示现历史场景，真是谈何容易。《左传》叙事传人，出于拟言代言者，每多能妙传人情，再现事势。晋文公志在求霸，“出谷戍，释宋围”二事，只是“得志于诸侯”之必要步骤与手段。其壮志企图，《左传》借先轸曰“报施、救患、取威、定霸”八字代言，如实传真。《左传》叙晋文公为君，乃“天之所启”，“天之所置”，“天将兴之，谁能废之”；天命不可违，“违天必有大咎”。为传达此一天道史观，《左传》于《晋公子重耳出亡》篇，既已借僖负羁之妻、郑叔詹、楚成王代言之，城濮之战再请出楚成王作第二次代言。楚成王真知晋文公，亦极明大势，故左氏借楚成王之口，以体现《左传》天命有归之象征式叙事。推而广之，《左传》叙战，有极明确之资鉴史观，多假城濮之战诸历史人物之口曲曲传出，要皆代言之妙者。

代言，为替代史家发言抒论。拟言，则模拟历史人物之声情謦欬。晋文公既然志在求霸，故处心积虑促成一战，《左传》城濮之战，传写其声情，一则曰：“可矣乎？”再则曰：“我欲战矣，齐秦未可，若之何？”三则曰：“若楚惠何？”四则曰：“少长有礼，其可用也！”其企图、激进、焦虑、矛盾、患得患失，由此可见。迨子玉兵败自杀，晋侯然后喜形于色，曰：“莫余毒也已！”城濮虽胜，子玉虽败，晋文之忐忑忧虑犹在；待确认子玉已亡，晋文心中块垒方才放下。《左传》揣摩晋文当下喜悦心情，拟言“莫余毒也已！”从此天下无敌，有喜声传出。

左氏揣摩忖度楚令尹子玉之才德性情，堪称传神妙肖。如子玉使伯棼请战，曰：“非敢必有功也，愿以间执谗慝之口！”轻佻躁进，刚而无礼可见。子玉使宛春告于晋师曰：“请复卫而封曹，臣亦释宋之围！”子玉一言而定三国之策，先发制人，而不制于人。其于兵谋之雄杰圆融如此，良非无才寡识者可比。子玉使斗勃请战，曰：“请与君之士戏，君凭轼而观之，得臣与寓目焉！”挑衅戏弄，草菅民命，出以《左氏》拟言，主帅骄兵轻敌如此，安能不败？《左传》叙写楚令尹子玉“以若教之六卒将中军，曰今日必无晋矣！”轻敌骄兵，为兵家之大忌，《老子》不云乎：“祸莫大于轻敌！”子玉之轻敌躁进，《左氏》拟写其心曲，模拟其口吻，放言：“今日必无晋矣！”目无余子，师心自用之形象，如在目前。晋齐鞌之战，《左传》叙齐顷公称：“余姑翦灭此而后朝食！”与此有异曲同工之妙。

四、 《左传》叙战原始要终，比事有法

古者，凡载事之史，皆名《春秋》。古《春秋》有其记事之成法，所谓“爰始要终，本末悉昭”者是（刘师培《古春秋记事成法考》）。载事既有书法，故即事可以考义。南宋赵鹏飞《春秋经筌》卷三称：“《春秋》虽因文以见义，然不稽之以事，则文不显；苟徒训其文，而不考其事，吾未见其得《经》意也。”唯有稽事、考事，方能求得经义。故元赵汸《春秋师说》谓：“《春秋》本是记载之书，学者当考据事实，以求圣人笔削之旨。”明湛若水《春秋正传·自序》：“圣人之心存乎义，圣人之义存乎事。”故学者比次史事，探究终始，可以推求《春秋》之微旨隐义。

《春秋》因笔削，而微旨隐义难知。《左氏》以史传经，“或《经》著其略，《传》纪其详；《经》举其初，《传》述其终。”（宋·家铉翁《春秋集传详说》）《左传》补阙增益之功独大。故晋杜预《春秋序》称《左氏》解经：“或先经以始事，或后经以终义，或依经以辩理，或错经以合异，随义而发。”叙事，必先有主意，如《传》之有《经》。主意既定，则先此者为先经，后此者為后经，依此者为依经，错此者为错经（清·刘熙载《艺概·文概》）。就史事之比次而言，亦有先之、后之、依之、错之之别。比事之法，有对叙、类叙、侧叙诸法，已论述举例于前。今再说提叙、预叙；补叙、结叙；并顺带略及原叙、追叙；带叙、插叙、琐叙。

提叙、预叙者，先为文以引发后续之事，犹先经以始事。亦有补叙、结叙，乃后为文以终结前昔之事，犹后经以终义。比事之位次措置虽有先后之别，其于指义之显微阐幽，则无二致。唯提叙于纲举目张、预叙于引人入胜，成效颇佳。补叙，以著其是非；结叙，以传其远韵。要皆可以令学者原始要终，究其所穷。至于原始要终，寻其枝叶，究其所穷，就比次历史以叙事而言，尚有原叙、追叙、带叙、插叙、琐叙诸法，皆是依经错经之演变。至于语叙，则是救济直书之直纪才行、唯书事迹，令读者经由言语而知人情事势，传神姿致要在于此。已于前文“拟言代言”中举例阐说，此不再赘。

孔子作《春秋》，于字句之位次措置，颇费斟酌考量；位次之调配，往往可见微旨隐义。如书侵、书战，主兵首恶例多先书，以示惩戒。《春秋》虽编年叙事，然有后发之事先书，先发之事反而后书者。位次若颠倒而书，则其中必有重轻、予夺之微旨隐义褒贬书法在（张高评《属辞见义与中国叙事传统》，《中国古籍文化研究·稻畑耕一郎教授退休纪念论集》）《左传》踵事增华，以叙事解经，于是有先经、后经、依经、错经之叙事诸法。刘知幾《史通·浮词》云：“古之记事也，或先经张本，或后传终言。分布虽疏，错综逾密。”《左传》比事以见义之法多元，或先之、后之，或依之、错之，不一而足，是《史通》所谓“分布虽疏，错综逾密”，传承发明之功可以想见。

（一） 提叙、预叙之先发先导，犹先经以始事

《春秋》之开章，君之始年必书曰“元年春王正月”，此孔子《春秋》之书法。《左传》以史传经，原始要终，张本继末，发展为先经以始事。于叙事义法，则衍变为提叙、预叙诸法。

提叙，指提纲挈领之叙事方式。语云：“万山磅礴，必有主峰；龙衮九章，但挈一领。”史家取舍史料，编比史事，下笔属辞之际，若能理清头绪，揭示纲领，自有助于史传原始要终之理解。何况，画龙点睛有助于引发阅读兴趣。

晋楚城濮之战，晋文公一心一意企图称霸。因此，《左传》叙诸侯围宋，宋公孙固如晋告急。晋国君臣讨论要不要参战？为何而战？先轸拈出“报施、救患、取威、定霸”八字四事，作为晋国出兵之最高指导方针，可谓画龙点睛，警策动人。试想，此项军事行动，可以一举四得，振奋民心士气，莫过于此。此八字，精简醒豁，高瞻远瞩，从宏观视野，为晋国未来指出向上一路，何乐而不为？于是，此八字之提叙，因作为僖公二十八年《左传》城濮之战叙事之纲领。晋国如何经由参战，完成报施？达成救患？获得取威？遂行定霸？种种举措，看似率性随意，其实早经设计规划，方可循序渐进，终底于成。《孙子兵法·始计》所谓“多算胜，少算不胜”其此之谓。大凡叙事之法，先将大意大局提明，则理之是非，人之贤否，势之成败，事之祸福，国之兴亡，不待词费，而昭然若揭。此乃提叙之要领。

城濮之战，晋胜楚败乃其结局。《左传》以史传经，其历史叙事先后四提“晋胜楚败”微指。于叙事，为提叙；于文章，为逆摄后事，真有神施鬼设之效。如贾称子玉败国，一提。左氏于战前，提点“一战而霸”，是二提。楚成王说子玉，引《军志》云“有德不可敌”，是三提。晋侯观师，曰“少长有礼，其可用也”，四提。或醒提于前，又复诵于中，更微示于后。提叙再三如此，可免散漫无归，兼收提醒之效。贾不贺子玉，称其“刚而无礼，不可以治民”，拈出“刚而无礼”四字，写尽子玉性情，与将帅忌讳。下叙子玉违抗君命，使伯棼请战；使宛春告于晋师，请复卫侯而封曹；使斗勃请战，欲偕观士戏；临战而曰：“今日必无晋矣！”以及惜爱琼弁玉缨，而弗致河神，诸臣屡谏弗听。凡此叙事，多未尝偏离开篇“刚而无礼”之提叙点醒。

预叙者，先叙一事，以为后文照眼作地，兼以蓄积文势。妙用预叙法者，犹如东海霞起，总射天台，预占地步，便于张本继末（张高评《左传之文学价值·叙事文字》）。预叙与提叙，相似而实不同。提叙，侧重在纲领之提示。预叙，则注重结局之预告。提叙所提点，有可能同时为预告。然预叙人与事之结局，却不必然以提纲方式呈现。

以城濮之战而言，贾不贺子玉，铁口直断“子玉之败”，“不能以入”；预言成败，在楚治兵之后，交战之前。晋国大搜示礼之后，侵曹伐卫之前，《左传》大书“一战而霸，文之教也”，亦预示争霸之结局为晋国称霸中原。子玉弗纳谏，荣黄预告令尹“实自败也”亦在先战之时。凡此，皆所谓“吉凶未至，辄先见败征”；吴闿生《与李又周进士论左传书》所谓“逆摄”（《左传微》）。凭空特起，亿则屡中。要皆祸福未至，而征兆先显，犹奇葩未放，早见满庭绿影；明月未来，先见一天星斗。提醒暗示结局，富于悬念指引之阅读效果。由此可见，预叙之法，实即《左传》以史传经，先经以始事之法。

（二） 结叙、补叙之收束添缀，犹后经以终义

结叙，为历史叙事之收笔、结穴。犹《左传》释《春秋》之后经以终义。《左传》叙城濮之战，从战前到战后，各有巧妙之结叙。“楚子将围宋”章，终以“文之教也”，既是晋文公教义、教信、教礼之收束，亦是文教发用之结叙。至于城濮之战全篇之结叙，在“君子谓是盟也信”，牵上搭下，收结践土之盟誓言。再以“谓晋于是役也，能以德攻”二语，作为通篇大块文章之结束。上章结以“文之教也”，此章称“能以德攻”，彼此映衬，相互辉映。吴曾祺《涵芬楼文谈》谓：“两两相照，以示与穷兵黩武者有别。”晋文公称霸，诸家评为假仁假义者多：孔子曾评价晋文公“谲而不正”，《孟子》亦称以力假仁者霸。不过，晋文公称霸，主盟华夷，毕竟与穷兵黩武者不可同日而语。观《左传》之结叙，可悟其分野。

于事，为细节描写，看似可有可无；于文，为声气潜通，传神处正在阿堵，此之谓补叙。凡一事一意于正文阙略未叙，则留心闲处，补缀于文尾者，即是补叙。凡叙事端绪多者，不能于一处并写，《左传》每于闲处出以补缀。如楚令尹子玉致命之个性特质，除贾提出“刚而无礼”四字，可作定评外，《左传》叙战之正文，未再多作着墨。如是空言无事实，形象未免空洞。作为楚国最高统帅，性情才能足以决定战争成败。故《左传》叙事，结叙“能以德攻”之下，接写子玉梦河神一段，作为城濮之战全篇之补叙。河神求送琼弁玉缨，子玉梦中弗致；大心与子西使荣黄谏，弗听；荣黄再谏以琼玉可以济师，亦弗听。梦中弗致琼玉，不畏河神；梦觉弗听劝谏。不媚神，不听人，则其刚愎桀骜，私心自用可知。持此形象以覆核子玉之性情，不但目无神明，目无君王，亦目无余子，堪称目空一切。前幅所谓“刚而无礼”云云，正可作为《河神》篇之注脚。《河神》篇出于补叙，以形写神，因象传意。于子玉形象之凸显，楚败于城濮之缘由，多有绝妙之呼应，以及关键性之补充。而且，又提供资鉴史观之佐证。

孔子《春秋》极用心于字句之序列位次，以及时措从宜。于是《三传》释《经》，亦因而关注先书、后书之叙事。程颐《春秋传》曾感叹“微辞隐义，时措从宜为难知”；《左传》出以历史叙事，故有“先经以始事，后经以终义，依经以辨理，错经以合异”之阐发与光大。循是，逐渐发展为历史叙事学如《左传》《史记》之序列见义，继而演变为传统叙事学之关注先后位次（张高评《〈春秋〉〈左传〉〈史记〉与叙事传统》，《国文天地》33卷5期）。就叙事而言，大抵注重如何“叙”，于是致力于“属辞”之法，似乎更胜于尽心“比事”之方。以《左传》城濮之战之叙事言，提叙、预叙之先发先导，结叙、补叙之收束添缀，犹杜预《春秋序》所云“先经以始事，后经以终义”，此其彰明较著者。其他，见于《左传》以史传经之叙事，尚有原叙、追叙、带叙、插叙诸叙事法，则与“依经以辨理，错经以合异”之解经策略，一致百虑，殊途同归。受限于篇幅，不赘。

五、 结语

“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孟子·公孙丑》对战争成败之领会，有其独到之处。就城濮之战而言，楚军“背酅而陈”，占了地利之便；晋国“君臣辑睦，上下成谋”，获得了人和。最终，晋胜楚败，印证了地利果然不如人和。城濮之战，晋军之人和，犹麻隧之战孟献子所云“晋帅乘和”，要皆能克敌致果，赢得战争之胜利。《左传》叙战，以成败之资鉴为首务，故晋军所以胜，叙记较重较详。而楚子玉之所以败，叙写颇略颇轻。《春秋》笔削书法之发用，化为详略、重轻、异同、忽谨之历史叙事，有如此者。

史义、史观、历史哲学，即是章学诚《文史通义》所谓“笔削之义”。夷考其实，在“事具始末”之初，“文成規矩”之前，作为发想与领航之史义，已隐然存有；方能以其义为经，以其事、其文为纬，而裁成一部史著。“君臣辑睦，上下成谋”，既为城濮之战晋胜楚败之基调，故《左传》提供后世资鉴，多侧叙晋国兵法谋略之殊胜。叙写战争，晋国亦特详特重，叙楚事则较略较轻，此之谓笔削显义。借其事之排比纂次，则或笔或削、或详或略、或重或轻之书法可见；比事可以显义，亦由此知之。

《左传》叙战，事每见于言，言以为事。其中，借言记事，寓论断于叙事，融历史解释于历史叙事之中，一笔两意，最为巧妙。孔子作《春秋》，盖因事而属文；《左传》叙事传人，则工于拟言代言，弥缝史之阙，妙传人与事。所谓由事来定辞，即辞可以观义。可见史义因属辞而逾明。“原始要终，本末悉昭”，为古《春秋》记事之成法。一变为《左传》之以史传经，遂有先经、后经、依经、错经之叙事。再变为《左传》之历史叙事，而有提叙、预叙；结叙、补叙；原叙、追叙、带叙、插叙之属。一本而万殊，万派而同源，故《春秋》《左传》为中国传统叙事学之祖始。

清章学诚云：“史之大原，本乎《春秋》；《春秋》之义，昭乎笔削。”方苞说义法，以“言有物”为“义”，“言有序”为“法”；且谓：“义以为经，而法纬之！”掌握章、方二氏之说，对于诠释《春秋》，解读《左传》，梳理历史叙事，以及阐发传统叙事学，多有触发启示之功。

（作者单位：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大禹与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