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州：不辞长作岭南人
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橘杨梅次第新。
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
——《惠州一绝》
元祐八年（1093年），高太后薨逝。宋哲宗这个被压抑很久的少年天子，终于能亲政了。他准备复辟新政，贬斥元祐大臣。如果宋哲宗能用辩证的眼光看问题，或许党争也不至于日趋白热化。在绍圣元年（1094年）三月科考时，凡是主张新法的人就被录取，凡是反对新法的人都被淘汰掉。苏辙看了，知道形势不妙，就上书宋哲宗，劝他三思。宋哲宗看了奏折后大怒，贬苏辙到汝州。于是又有人将矛头指向苏轼，说他攻击神宗朝政，“语涉讥讪”。因此，苏轼在定州任上就被削去端明殿学士、翰林侍读学士职位，免去定州太守之职，贬谪英州。苏轼人还没有到英州，就有人觉得惩罚苏轼力度不够，随即将他再贬到惠州，任副节度使，不得签书公事。
世事真是一场大梦，苏轼经历了人生的奋斗和磨难，转来转去，竟然又回到了当年黄州时的境况。然而，眼前的境遇还不如黄州。“四十七年真一梦，天涯流落泪横斜。”这就是当时苏轼内心的真实写照。
惠州地处岭南，当时是蛮荒之邦、瘴疠之地。一般人到此地后，往往不易生还。苏轼当时已年近花甲，本来就体弱多病，又遭受这样的不公待遇和沉重打击，不禁忧悸成疾。惠州离定州七千余里，在三伏酷暑里，要苏轼这样一个年老体弱的病人沿陆路到惠州，很有可能死于途中。苏轼没有办法，只好请求宋哲宗准许他乘船到惠州。
苏轼知道此去惠州，很可能有去无回，所以他将家人做了妥善安排，让他们定居在常州。但是家人都不忍心这样一个垂老之人，离家万里独奔贬谪之所，后来苏轼带着小儿子苏过和侍妾王朝云一同南下。
苏轼从绍圣元年（1094年）闰四月离开定州，经过六个月的长途跋涉才抵达惠州。其中的艰苦和劳顿，自是不用说。正如他在诗中所描述的那样：
七千里外二毛人，十八滩头一叶生。
山忆喜欢劳远梦，地名惶恐泣孤臣。
苏轼到了惠州以后，感受到这里的风土人情都不错，虽然是初来乍到，但一切好像是旧地重游一般。当地百姓对苏轼的到来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就连鸡犬都好像是老相识。
惠州人极其关心苏轼的生活，使苏轼离家万里却感受到了故乡般的温暖。苏轼对惠州人民也十分关怀，他平时收集药材救治当地的病人，并派人收埋僵卧路边的暴骨。他设计了利用山泉灌溉农田的堤塘，大力推广中原地区的新式农具“秧马”，这一举措不仅减轻了农民的负担，还极大地提高了生产力。
苏轼每走一处都不忘学习，即便是在流放之中，苏轼依旧难忘读书作诗，他像在黄州一样，随时写下文情并茂的散文、随笔、游记。弟弟苏辙以及他的挚友们都劝他“痛戒作诗”，因为他每一次都是因文字而获罪。但苏轼即便身陷困顿，也难忘国事，他早已把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他在《荔枝叹》中写道：
十里一置飞尘灰，五里一堠兵火催。
颠坑仆谷相枕藉，知是荔枝龙眼来。
飞车跨山鹘棋海，风枝露业如新采。
宫中美人一破颜，惊尘溅血流千载。
永元荔枝来交州，天宝岁贡取之涪。
至今欲食林甫肉，无人举觞酹伯游。
我愿天公怜赤子，莫生尤物为疮痏。
雨顺风调百谷登，民不饥寒为上瑞。
君不见，武夷溪边粟粒芽，前丁后蔡相宠加。争新买宠出新意，今年斗品充官茶。
吾君所乏岂此物？致养口体何陋耶！
洛阳相君忠孝家，可怜亦进姚黄花。
苏轼在诗中揭露了汉唐官僚们争献荔枝、龙眼的丑态。他引古讽今，对当朝的小人进行无情的鞭挞。
苏轼的讽刺只是对人事，他对荔枝的美味却是十分钟爱，他在《惠州一绝》中对荔枝做了称赞：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橘杨梅次第新。
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
苏轼在这首诗中并没有表现出一般迁客逐臣的哀怨，而是表现出了他素有的乐观旷达、随遇而安的精神风貌，同时还表达了他对岭南风物的热爱之情。他不仅在《惠州一绝》中表现对荔枝的喜爱，在其他多处诗文中都有所体现。例如《新年五首》：“荔子几时熟，花头今已繁。”《赠昙秀》：“留师笋蕨不足道，怅望荔枝何时丹。”《和陶归园田居》其五：“愿同荔枝社，长作鸡黍局。”
其中“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最为脍炙人口，令人读之不禁对岭南荔枝心生向往。从“一骑红尘妃子笑”开始，荔枝就成了皇家贡品。在中原，一般人很难吃到新鲜可口的荔枝，但到了岭南后，随处都可以吃到新鲜甘美的荔枝。从这个角度来劝慰自己，苏轼感觉是幸福的，所以他说：“不辞长作岭南人。”其实，面对恶劣的现实，苏轼不这样劝慰自己，他还能怎样呢？
在惠州，苏轼除了关心自然风光和民情风俗以外，还与出家人频繁交往，他与王朝云一起参禅学佛，诗文中留有很多与僧人唱和的作品。在惠州期间，苏轼唱和陶渊明的诗歌最多，并把和陶渊明的诗专门编为一集。这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他有避世之心。他自述诗和陶渊明的用意：“平生出仕以犯世患，此所以深愧渊明，欲以晚节师范其万一也。”这似乎在公告世人自己绝意仕途，将效仿陶渊明归隐田园，从此长作岭南人了。
苏轼自觉回归中原无望，就在惠州买了几亩地，准备盖一处房子，以为终老之计。但是新居还没有落成，惠州就瘴疫流行，因为缺医少药，染病死亡的人不计其数。在这场灾疫中，王朝云也染病身亡，年仅三十四岁。王朝云从十二岁起就跟着苏轼一起颠沛流离，不离不弃，她的意外死亡对苏轼是个沉重的打击。
王朝云不仅是苏轼的生活伴侣，还是他的灵魂知己。她在世时，苏轼最爱听她唱那首《蝶恋花》，每当王朝云从“花褪残红青杏小，燕子飞时绿水人家绕”，唱到“枝上柳绵吹又少”时，便会泣不成声，以致不能唱下去。因为她懂得苏轼的不容易，正是苏轼的旷达，让她更加心疼苏轼所遭遇的苦楚。
外人看到的是苏轼的旷达豪放，只有王朝云读得懂这旷达豪放的背后，是怎样的无奈和辛酸。所谓知己，就是别人看到的是你的辉煌，而知己看到的却是辉煌背后付出的艰辛；别人羡慕你的成就，知己心疼你的不容易；别人关心你飞得高不高，只有知己才关心你飞得累不累。因此在王朝云死后，苏轼不复再听那首《蝶恋花》。
王朝云死在了惠州，惠州因此成为苏轼心中永远的痛。王朝云死后，苏轼与幼子苏过相依为命，过着孤独寂寞的生活。虽然苏轼性情开朗，能和当地山野村夫打成一片，但是灵魂的寂寞才是最深的寂寞。只要懂你的知己在，即便生活困顿也不会觉得辛苦，因为你的心中亮着一盏灯。如今王朝云死了，苏轼心中的那盏灯也灭了。为了倾诉心中的孤寂，他写了一首《纵笔》诗：
白发萧散满霜风，小阁藤床寄病容。
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
这首诗传到到了京师，想整死苏轼的小人张惇以为他生活得还很快活，就又把苏轼贬到海南岛的儋州，他希望海南岛恶劣的自然环境能迅速了结苏轼的生命。
树欲静而风不止，坎坷的仕途已经让苏轼起了避世遁俗之心，然而朝廷的这帮小人却不让他清静，欲置之死地而后快。苏轼是不是就此放下忧国忧民的心了呢？答案是他做不到。“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这句诗告诉我们，他无法做到真正归隐山林，他无法不牵挂着他的国运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