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调赏词的几点卮见

词调群落之厐大驳杂出人意料。各种不同的词调计有千余，同调不同体者又有千余；词调还有刚、柔之分，如《满江红》《水调歌头》，以及连用三字句的《六州歌头》，多四字句的《沁园春》等，音节都极为沉雄高亢，最宜于怀古感事。而《临红仙》《蝶恋花》等宛转清脆，宜于写景抒情；多以《忆旧游》咏春思，以《齐天乐》《霜天晓角》咏秋景。词调更有雅、俗；尊、卑之别，词在发展过程中，有些一度曾沦为花前月下、佐酒侑觞、浅斟低唱、惜香怜玉，甚至是眠花卧柳、狎妓嫖娼的产物。从晚唐五代到宋初，词所描绘的少有例外的是那种“绮罗香泽之态”“绸缪宛转之度”。这类作品中，比较典型的代表人物和作品分别是五代后唐庄宗（李存勖）和王衍的“者（这）边走，那边走。只是寻花柳。那边走，者边走。莫厌金杯酒。”（《醉妆词》）以及长于“短歌艳曲”的和凝所作《天仙子》等等以咏仙为名的艳情词。

当然，即使在主流词坛“雌了男儿”的背景下，却也有像王安石的怀古感今，寄意深沉，“一洗五代旧习”，在三十多家同调词中，被赞为“绝唱”的《桂枝香》和“自是一家”“指出向上一路”的苏轼词中的“密州三曲”和赤壁绝唱。稍后则有致力于词的独立和纯洁的“别是一家”“压倒须眉”的《漱玉词》。“南渡”后的岳飞、陆游、辛弃疾、陈亮等人的真正意义上的蒿目时艰、忠荩报国的辞章，更是远离了“花间”“草堂”等的阴柔情调而充溢着阳刚之气。

词的家族的博大参差和良莠不齐，还表现在以下两方面：一则词调分雅、俗，比如李存勖所作调寄《忆仙姿》，苏轼嫌其名不雅，据李词卒章所云“如梦，如梦，和泪出门相送”，改为《如梦令》；二则词调有尊、卑之分，比如陆游《钗头凤·红酥手》之词调本名《撷芳词》，其与相关调名，如《折红英》《清商怨》等系蜀中新词体，有浓重的艳情色彩，甚至是章台冶游的产物。窃以为，基于《钗头凤》词调的卑俗性，所以它不可能是陆游题赠前妻唐琬，而是写给小妾杨氏的。

鉴于词调既有雅、俗，尊、卑之分，而又极为驳杂。不同词调和词体竟有两千余个。一一掌握既无可能，亦无必要。不才经过长时间反复思考，于近几年提出了选调赏词（包括解词和填词），率先提出了以下两点具体主张：

首选熟调。所谓熟词是指那些常用习见的词调，使用频率很高，相对较易掌握。比如《浣溪沙》，此系《全宋词》中使用最多的词调（约775次）。晏殊和苏轼用此调所作“一曲新词酒一杯”和“山下兰芽短浸溪”等均为传世名作。当代著名女词人沈祖棻所作约上百首《浣溪沙》大都堪称上乘之作，其中“芳草年年记胜游，江山依旧豁吟眸。鼔鼙声里思悠悠。三月莺花谁作赋？一天风絮独登楼。有斜阳处有春愁。”对于这首词，汪东先生评曰：“后半佳绝，遂近少游。”闲堂老人程千帆笺曰：“此篇1932年春作，末句喻日寇进迫，国难日深。世人服其工妙，或遂戏称为沈斜阳。”《水调歌头》的使用频率仅次于《浣溪沙》，在《全宋词》中约使用743次。苏轼选用此调所作“明月几时有”，在宋词中名列前茅。而那种仅存一词的孤调和僻调，则鲜有可取者，可不予关注。

精选压调。压调与压卷之概念大同小异。压卷是对能压倒别的同类作品的、最好的诗文或书画的美称；压调则是同一词调中的一枝独秀者，或与其他一篇或数篇并列为同一词调中的最佳篇目。比如苏轼的《念奴娇·大江东去》、岳飞的《满江红·怒发冲冠》、李清照的《声声慢·寻寻觅觅》、柳永的《雨霖铃·寒蝉凄切》、姜夔的《扬州慢·淮左名都》、辛弃疾的《摸鱼儿·更能消几番风雨》及其《菩萨蛮·郁孤台下清江水》、范仲淹的《渔家傲·塞下秋来风景异》、秦观的《踏莎行·雾失楼台》及其《鹊桥仙·纤云弄巧》、王安石的《桂枝香·登临送目》、陈与义的《临江仙·忆昔午桥桥上饮》、贺铸和辛度疾的《青玉案》（“凌波不过横塘路”“东风夜放花千树”）、苏轼的两首《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老夫聊发少年狂”）、辛弃疾的《水龙吟·楚天千里清秋》《太常引·一轮秋影转金波》《水调歌头·落日塞尘起》《破阵子·醉里挑灯看剑》《西江月·明月别枝惊鹊》《贺新郎·甚矣吾衰矣》《鹧鸪天·壮岁旌旗拥万夫》《永遇乐·千古江山》《南乡子·何处望神州》、柳永的《望海潮·东南形胜》《八声甘州·对潇潇暮雨洒江天》、张孝祥的《念奴娇·洞庭青草》、张元干的《贺新郎·梦绕神州路》、晏几道的《鹧鸪天·彩袖殷勤捧玉钟》《临江仙·梦后楼台高锁》、晁补之的《摸鱼儿·买陂塘》、蒋捷的《一剪梅·一片春愁待酒浇》《虞美人·少年听雨歌楼上》；还有不太为人关注的吴潜的两首《满江红》（“万里西风”“红玉阶前”）。以上三十余首词，不仅在宋词中，就是在汗牛充栋的古今全部词作中，亦均堪称无出其右者。

当心误读。与历代诗文相比，唐宋词被误读的情况极为严重，且愈是名篇愈加严重，这里仅举数例：

李煜《乌夜啼》

无言独上西楼，月如钩。寂寞梧桐深院销清秋。

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别是一般滋味在心头。

后主词，由于在其被俘前所写多是宫廷享乐生活，被俘后则主要抒写故国之思，所以前后期还是容易区分的，但是这两首《乌夜啼》有所例外。首句作“林花谢了春红”一首的编年，笔者至今有所举棋不定。而“无言”云云这一首，历代，哪怕有的还是名家，在肯定其写离愁的同时，多数定为后期所作，这是一种莫大的误解。窃以为，问题主要是出在对黄升一句话的错解上。黄曰：“此词最凄婉，所谓‘亡国之音哀以思’。”（《唐宋诸贤绝妙词选》卷一）这里所谓的“亡国之音”，并不是指已经灭亡了的国家的音乐，而是特指“将欲灭亡之国”（见《史记·乐书·张守节正义》）的哀乐。一个极具说服力的例子是，李璟的《摊破浣溪沙》和冯延巳的《谒金门》，也被称为“亡国之音哀以思”（李清照《词论》），无疑此二词绝不是亡国之后所作。同样，李煜的这首《乌夜啼》并不是作于亡国之后，而是属于“泉路”相隔的悼亡词。

此词调曰《乌夜啼》，除又名《相见欢》外，还有一别名曰《忆真妃》，所以这当是一首本意词，其中寄托着作者对其妻、子的悼念之情。李煜十八岁纳周宪（后谓大周后），二十三岁被封为吴王，周宪被聘为吴王妃。她多才多艺，尤擅琵琶，曾将《霓裳羽衣曲》的残谱填补成完整的乐曲，自己用琵琶演奏。她与后主共同生活了十年，于干德二年十一月二日病卒。在此之前一个月，后主幼子仲宣四岁夭折。仲宣是周宪所生最小的儿子，他聪明早慧，深受父母钟爱。在短短一个月之内，接连夭子丧妻，这对多情善感的李煜来说，实在是一种难以承受的打击。他痛不欲生，甚至想投井自尽。此词当是在这种心情下写成的，词中所表现的极度孤寂和悲哀，不是破国之恨，而是亡家之痛。

妻死子殇固然很不幸，对李煜来说更难以承受的是巨大的感情落差。因为失去的不是别的什么人，而是他极为宠幸的娇妻爱子。周宪病中，相传李煜与周宪之妹（后谓小周后），有过某种荒唐的举动，但总的说他不同那些把女人完全当玩物的帝王，他是一个颇富人情味的丈夫和父亲。妻子死后他曾自称鳏夫。这一切正是首句“无言独上西楼”的心理背景。“月如钩”，又契合于周宪病卒于十一月之初的弯曲的缺月之形，也是一种具有象征意义的悼亡语。上片结句的“寂寞梧桐深院”，则可能与周宪生前的住处有关。《全唐诗》卷八收有李煜为周宪母子写的悼诗数首，其中《感怀》一首有“又见桐花发旧枝”云云，诗中的“月楼”“桐枝”等均系似曾相识之物。不同的是，悼亡诗可能写于周宪谢世的第二年春天，而此词则可能写于她逝世一周年的“清秋”时节，痛定思痛，虽然已看不到作者在悼诗中的“潸然泪眼”，但浓缩之后的情思，却更为深沉感人。

秦观《满庭芳》

山抹微云，天粘衰草，画角声断谯门。暂停征棹，聊共引离尊。多少蓬莱旧事，空回首，烟霭纷纷。斜阳外，寒鸦万点，流水绕孤村。

销魂，当此际，香囊暗解，罗带轻分。谩嬴得青楼、薄幸名存。此去何时见也，襟袖上、空惹啼痕。伤情处，高城望断，灯火已黄昏。

《淮海词》中，调寄《满庭芳》者有数阕之多，而最为出色的就是上述这一首。此词不仅堪称《淮海词》的压卷之作，说它是整个词史上的“压调”之作恐亦不为过。在笔者看来，此阕比之周邦彦同调词中的名篇“风老莺雏”更胜一筹。少游此词问世不久，即产生了轰动效应，仅与其同时和稍后的两宋人物便有多位对之称赏不绝。岂料，称赏归称赏，而对其写作背景、思想题旨等等，不仅罕有准确到位或恰如其分的导读，甚至出现了不少错注、错解，以下拟就仍旧混淆视听的几个问题试加辩驳。

乍读此词，文字、意蕴等方面均可能有些障碍，从而影响到对词旨的理解。逐一注释的话，不仅要占去不少宝贵的版面，还可能给人以将原词支离之感。所以，不妨试着将全词译成通俗易懂的文、白结合之辞以供参考：“微云缀山像涂抹上一般，枯草衔天如胶膝紧相粘，城门号角声已断。暂停征帆，共把离酒饮干。蓬莱席间情缱绻，今日回首似云烟。夕阳西下，寒鸦万点，流水环绕孤村转。魂去魄散，临别之时人何堪。我暗解香袋送给她，她以罗带作交换。二人情深意缠绵，空落得薄情名声在妓院。此一去无缘再相见，襟袖上白白泪痕斑斑。此处最伤感，回转身高城望不见，只有灯火昏黄又暗淡。”

只读文本的话，一眼难以看出它写于何时，再加陈廷焯在《白雨斋词话》中说过：“少游《满庭芳》诸阕，大半被放后作。”陈氏之言并不错，问题是解析者没有分清每一首的具体写作时间，便贸然为之编年，曾导致了对于词旨理解的大错；在影响颇大的注释本中，则有将“多少蓬莱旧事”中的“蓬莱”注释为“传说中的海上仙山”等等。这一切虽然是不应有的硬伤，但尚属情有可原，而不可原谅的是黄升有关此词的一段谰言：

后秦少游自会稽入京，见东坡。坡云：“久别当作文甚胜，都下盛唱公‘山抹微云’之词。”秦逊谢。坡遽云：“不意别后，公却学柳七作词。”秦答曰：“某虽无识，亦不至是。先生之言，无乃过乎？”坡云：“‘销魂当此际’，非柳词句法乎？”秦惭服。然已流传，不复可改矣。又问别作何词，秦举“小楼连苑横空，下窥绣毂雕鞍骤。”坡云：“十三个字，只说得一个人骑马楼前过。”秦问先生近著，坡云：“亦有一词，说楼上事。”乃举“燕子楼空，佳人何在？空锁楼中燕。”晁无咎在座，云：“三句说尽张建封燕子楼一段事。奇哉！”

至此编者可能要责问笔者：为何引文不写出处？答曰：此出处一言难尽——原来，南宋人黄升，又号花庵词客。其所编《花庵词选》全书二十卷，收词千余首。前十卷为《唐宋诸贤绝妙词选》（后十卷为《中兴以来绝妙词选》），卷一收唐五代词人26家；其余九卷是宋词，收词人108家。在卷二苏子瞻《永遇乐·夜登燕子楼，梦盼盼，因作此词》之后，即是上述引文之出处，这显然是黄升所作的一段评语。对于其他词作黄升亦偶有所评。这些评语中，有的颇被后世所称重，比如评温庭筠曰：“词极流丽，宜为《花间集》之冠”等等。而关于秦少游的上述评语，笔者也曾一度信以为真。日后越想越觉得不对味儿，整个口吻都像是东坡在作弄少游，岂有此理！因为苏轼不会不知道，这首词是少游煞费苦心，将对他的极度牵挂“打并人艳情”（下详），他反倒把个晚辈弄得无地自容。再说当时凡有井水饮处，都能歌柳词，学柳词有何不可！

关于这首词的“本事”和编年，胡仔征引《艺苑雌黄》所云：“程公辟守会稽，少游客焉，馆之蓬莱阁。一日，席上有所悦，自尔眷眷不能忘情，因赋长短句，所谓‘多少蓬莱旧事，空回首、烟霭纷纷’是也。”因而将此词系于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赴会稽省亲后之所作。但是这还不够到位。试想，省亲本是一件高兴的事，那么少游为何写出这么一首伤感的词呢？这就得较为详细地说一说，填写此词之前后，少游内心深处最为“牵挂”的是一件什么事？

元丰二年春夏，苏轼由徐州移知湖州，途经高邮。适逢秦观的祖父，随叔父秦定居会稽已经多年。祖父年事已高，秦观早有如越省亲的打算，遂与苏轼结伴南行。同行的还有参寥等共五人。他们经扬州，到润州（今江苏镇江），在金山遇风留信宿。至无锡同游惠山后，苏轼到达任所湖州。遇梅雨，又共同泛舟城南。秦观告别苏轼，去往会稽叔父的任所省亲。叔父时任会稽尉，郡守程公辟极为赏识秦观，便在会稽卧龙山下的一处著名的游宴之所——蓬莱阁设宴款待。正在秦观留恋于会稽的人情、风物之际，“乌台诗案”发生，苏轼被捕入狱。秦观闻讯，在他人避之尚且不及的风口上，多情多义的秦淮海，遽返湖州探询实情。证实后却无能为力，又经杭州返回会稽。至岁暮，由会稽返高邮，除夕抵家。这是笔者所绎出的“山抹微云”一词的实实在在的写作背景。不会不知道这些实情的苏轼，他怎么会忍心去讥讽自己所一贯所赏识的淮海居士呢？

再从一些细节上看：秦少游是“苏门四学士”之一，也是苏轼所钟爱的“门墙桃李”，他们是师生关系，老师口口声声称学生为“公”，这叫对方怎么承受得了？再看，黄升一上来就说什么“秦少游自会稽入京”云云，笔者可以断言，少游压根儿就没有自会稽入京，他是带着十分沉重的心情由会稽返回老家高邮的。因此，我们说这段评语是黄升随心所欲的编造！

值得警惕的是，这类编造绝不止黄氏一人所为，也不像是出于恶意，所以也就更容易被诳上当。被诳过之后，笔者得出了一种教训——越是说得煞有介事，越要小心；越是脍炙人口的名篇，越容易被这种“编造”所误导。

李清照在唐宋以来的全部词作中，《漱玉词》被误读的数量和程度，大致埒同于《放翁词》。在第一讲中，已就《声声慢》等三首词作出了本人的解读，兹不复赘。

陆游《钗头凤》

红酥手，黄縢酒。满城春色宫墙柳。东风恶，欢情薄，一怀愁绪，几年离索。错，错，错！

春如旧，人空瘦。泪痕红浥鲛绡透。桃花落，闲池阁。山盟虽在，锦书难托。莫，莫，莫！

以往人们或为尊者所讳，或未曾得知陆游在其原配唐氏、继室王氏之外，还有一位曾令其神魂颠倒、爱之欲狂的小妾杨氏。陆、杨之间的那段婚外情，当是深藏在《钗头凤》词后面的真实背景；换言之，《钗头凤》是陆游书赠杨氏而非唐氏者。鉴于陆、王之婚配是由双方家长包办的，其间难免存有不如意之事。王氏自蜀州东来山阴与陆游结合，后又携其五子一女，跟随陆游入其故乡蜀州，并一度滞留于此。离开王氏游宦于成都、嘉州等地的陆游，与杨氏邂逅钟情。陆游最疼爱的最小的女儿，就是他与杨氏所生：“淳熙丙午秋七月，予来牧新定。八月丁酉，得一女，名闰娘，又更名定娘。予以其在诸儿中最稚，爱怜之，谓之女女而不名。女女所生母杨氏，蜀郡华阳人。”（《渭南文集》卷33之《山阴陆氏女女墓铭》）为一个夭折的襁褓婴儿撰写“墓志铭”本已少见，况且其中尚有“姿状瑰异凝重者”“不妄啼笑”“与常儿绝异”云云，这种极度夸赞的话，以及她死后，陆游为之“痛甚，洒泪棺衾间曰：‘以是送吾女。’”不难发现，在这种强烈的感情色彩背后，显然另有隐衷。这是以往人们未曾想得到的、正确解读《钗头凤》一词不可或缺的重要史料。陆游亲笔所写的这一“墓志铭”，已是后话。在此之前，他与杨氏还生过两个孩子。

陆游从南郑鑫抗金前线，十分无奈地到达成都，曾下榻于城西的一个驿站里。在这里，他与一位人称“驿卒女”（其实当是驿站中的艺妓杨氏）两情相悦。自此，陆游凡至成都，均下榻于这一“驿社”。《放翁词》中至少有十来首以往或被称为狎妓艳情，或被看做梦游仙境的蜀中之作，实际是跟陆游与杨氏的那段婚外情缘有关。比如，首句作“风卷征尘”的《双头莲》中的“伫想艳态幽情，压江南佳丽”，指的当是杨氏。在陆游看来，这位杨氏压倒了原籍江南的原配唐氏。陆游的第六个儿子子布，当是他与杨氏生的第一个孩子，而不是年近半百、徐娘已老的王氏所生。正因为子布系非婚所生，在陆游一家东归原籍山阴时，才将子布像弃婴一样地寄养蜀中，直到王氏去世后，子布才得以回到陆、杨身边，这又是后话。当初从子布的坐胎到出生以后，大约两三年之久，因家庭和其他世俗所造成的种种阻碍，杨氏独自抚养子布，而陆游不但没有给予应有的关照，竟有数年压根未与杨氏照面。直到淳照五年（公元1178年）二月，陆游去成都城东后蜀燕王宫故址张园观赏海棠，与杨氏意外重逢，愧疚交加之中，写下了这首忏悔录似的《钗头凤》。不仅是这首《钗头凤》，就是以往无确切编年的《卜算子·咏梅》，也不像是作者的咏物抒怀或孤芳自赏之作，而更像是《钗头凤》的姊妹篇，当是陆游寓蜀期间，专为“驿外”“无主”“一念堕尘中”（《秋波媚》）、“才见便论心素”（《真珠帘》）的别有“风调”、令其“时时偷顾”“最动人”的杨氏所作。

在自号“放翁”的陆务观被“恩准”东返山阴之前后，子聿又在杨氏腹中坐胎。为了求得与陆游同行而不为王氏所阻，杨氏乔装打扮成行脚尼姑尾随而行，只有四五岁的子布却被舍弃在西蜀。这或许就是人们一向认为不足置信的“野史”“轶史”中所说的，陆游“挟蜀尼以归”和“携成都妓剃为尼而与归”的真相。而当初与子布诀别的凄惨情形，则有陆游的诗句为证：“忆昔初登下峡船，一回望汝一凄然。梦魂南北略万里，人世短长无百年。”（《剑南诗稿》卷五四《计子布归程已过新安入畿县界》）

这位至少在中年以前有点缺乏自律性，往往为酒和女人而颓放和癫狂的陆游，应该说欠下了杨氏母子一笔沉重的孽债，为此他深自忏悔过，也为后来得以重逢喜不自胜，这一切，不仅有陆游的多首诗为证，其晚年一直将杨氏所生的子布、子聿留在身边，倍加疼爱，更是陆游欠债心情的一种旁证。唯因陆游对杨氏的愧疚和爱怜，较之对唐氏有过之而无不及，所以《钗头凤》一词才能写得那样痛切感人。况且，在《放翁词》中，还有多首以往被视为“赠妓”和“代妓而作”者，也写得相当深挚多情，这恐怕大都与陆、杨那段不平常的情缘有关。平心而论，杨氏为陆游付出的比唐氏更多，也更能打动陆游，从而写出了这首令古今多少读者“情愿为之悲喜”的《钗头凤》！

笔者在对陆游的词学观念加以绎的过程中发现，他不仅恪守“诗庄词媚”的老传统，有时甚至将词视为下贱。根据笔者的赏词所见，解读《钗头凤》时，尤其不能忘记，在陆游的观念中，并未完全消除对于词的鄙薄心理，再加家长制和其他封建伦理观念对其强制性的约束，在他身上仍然保留着一些令人难以思议的理念。比如，他时而惟父母之命是听而休弃唐琬，时而又把正妻和妾媵艺妓的地位视为有天壤之别，他把对于前妻和继室的情意写在庄重的诗里，比如“沈园”诗、“菊枕”诗和其他多首诗歌，大都是为怀念唐琬的刻骨铭心之作；就是对其明明有所“审美疲劳”的、她本人又不无刻薄之嫌的王氏，陆游也以《离家示妻子》为题，作诗叙说她的好处。而对于杨氏，哪怕私下里“爱”得发狂，甚至觉得她的“倩笑”“道骨仙风”，比唐琬更值得怀念，到头来也只配写到“等而下之”的长短句里。（陆游这一关于诗词题材的保守观念，至其晚年大有改变）何况，《钗头凤》这一词调及其渊源所自《撷芳词》，多系带有浓重艳情色彩的章台冶游的产物。如果用心读一读陆游于宋孝宗干道中后期至淳熙中前期的词作，不难发现，包括《钗头凤》在内的若干首写于蜀中的长短句，竟在不同程度上，与杨氏的身世、“做派”，乃至长相、身段有关，而与唐琬则风马牛不相及。依照陆游在某种意义上偏于落后的词学观念，说不定他认为，将自己与唐氏的那段情事，用《钗头凤》这种词调歌之、题之，会有损于陆、唐两族及其本人之清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