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现代美学和文艺理论之滥觞——试评王国维的文艺观

近读荆竹著的《学术的双峰》（宁夏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深有所得。本书共两卷：《王国维叙论》和《陈寅恪叙论》，洋洋30万言，分别而全面地叙述阐论了两位国学大师的生平、思想和辉煌的学术成就，是关于两人的很有见地和学术分量的评传。

在《王国维叙论》中，作者对王国维在哲学、文学、美学、甲骨学、考据学、史学、教育学诸方面的成果进行了全方位的深入的考察和研究之后，提出了“王国维是20世纪中国百年学术史上的第一学人”的命题。笔者曾和荆竹先生探讨过和王国维同时代的梁任公、章炳麟、蔡元培等人的学术地位问题，共同的看法是：梁、章出道较早，是19世纪中国学术界的最后殿军；蔡元培是杰出的教育家，而王国维则是20世纪中国的第一学人，他于1903年发表的《哲学辨惑》一文，就无可置疑地奠定了这种地位。

《王国维叙论》是对论述对象在众多学术领域的综合的考察研究，我拟在它的基础上对王国维的文艺观做一些具体的探索。

王国维关于文学艺术的论著、创作和译著大致有以下多种：《红楼梦评论》（1904）、《论哲学家与美学家的天职》（1905）、《人间词甲稿》（1906）、《文学小言》(1907)、《人间词乙稿》（1907）、《屈子文学之精神》（1907）、《人间词话》（1908）、《唐五代二十家词辑》(1908)、《宋元戏曲考》（后改题《宋元戏曲史》）（1913）；此外，还有《戏曲大家海格尔》《英国小说家斯提逢孙》《莎士比（亚）传》等外国文学的著译以及《咏史》《杂诗》等。这些论著和作品，在20世纪及以后的中国文坛上闪射着耀眼的光芒。

王国维在文学批评、文艺理论和文学研究方面丰硕的贡献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毫无疑问，王氏是运用西方美学理论研究中国文学的第一人”①，他在这方面的研究是很广泛的。

“悲剧”是现代文艺美学的重要概念。古希腊就有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欧里庇得斯三大悲剧家；莎士比亚也有四大悲剧作品。不过这都是后人对他们及其作品的称谓。到了18世纪末至19世纪，悲剧的内容才在学理上得到充分的论证。黑格尔、车尔尼雪夫斯基对悲剧都有论述。1859年，恩格斯对悲剧给予了经典的定义：“历史必然的要求与这个要求实际上不可能实现。”②深刻揭示了悲剧的本质属性。时间不过几十年后，王国维就引入了“悲剧”这一概念。1904年，他在《红楼梦评论》中写道：“ 《红楼梦》一书，彻头彻尾之悲剧也。”“ 《红楼梦》者，可谓悲剧中之悲剧也。”③在《宋元戏曲考》中也论及悲剧。我孤陋寡闻，不敢说王氏是第一个，至少也是中国最早引入“悲剧”一词用于文艺评论的学者之一。自然，王国维对悲剧的理解，决然不可能达到恩格斯所揭示的高度。只是停留在“书中之人有与生活之欲相关系者，无不与苦痛相终始”的表层上。但是，他所论及的《红楼梦》悲剧，其核心应为宝黛悲剧，就其反封建的社会本质意义来说，客观上是符合恩格斯关于悲剧的论述的。

王氏是我国第一个用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创作方法的概念对文学进行评论的人，这是他对中国现代文学理论确立的又一贡献。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在文学创作中的实际运用由来已久，可以说自古以来它们就贯穿于中外的文学艺术作品之中。但是，作为两种创作方法正式树起旗帜，却不过只有约160年的历史。19世纪50年代，法国画家库尔贝、作家夏夫列里明确提出“现实主义”的名称。和他们同时代的法国女作家乔治·桑曾对批判现实主义大师巴尔扎克说“你既有能力而也愿意描绘人类如你所眼见的。好的！反之，我总觉得必要按照我希望于人类的，按照我相信人类所应当有的来描绘它。”④这段话被认为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分野。“希望”就是理想，理想主义是浪漫主义的基本特征，乔治·桑也被认为是浪漫主义的代表作家。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有造境，有写境，此理想与写实二派之所由分。”⑤在这里，他明确提出了“写实”一词，现实主义旧译写实主义，应当说自王氏始。现实主义并不排斥浪漫主义。优秀的现实主义作品在描绘细节真实，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的基础上，往往包蕴着理想的光辉；而积极浪漫主义作品，也总是用理想来照耀现实生活。王国维也看到了这一点。他在《人间词话》中继续论述：“然二者（笔者按：指理想与写实）颇难分别。因大诗人所造之境，必合乎自然，所写之境，亦必邻理想故也。”⑥这里说的“自然”，就是客观现实，在当时来说，这种见解实在是很精辟的。

典型和典型化是文学艺术的中心问题之一，对此王国维也有阐述。在《红楼梦评论》里，他是这样说的：

夫美术（笔者按：即文学艺术）之所写者，非个人之性质，而全人类之性质也。惟美术之特质贵具体而不贵抽象，于是举人类全体之性质置诸个人名字之下……善于观物者，能就个人之事实，而发现人类全体之性质。今对人类之全体，而必规规焉求个人以实之，人之知力相越，岂不远哉！故《红楼梦》之主人公，谓之贾宝玉可，谓之子虚乌有先生可，谓之纳兰容若，谓之曹雪芹，亦无不可也。⑦

在我国，这真是一段从未有过的精彩论述。在上面引文删节号的前面，说的是典型：“人类全体之性质”即是共性：“贵具体”，乃为个性；“举人类全体之性质置诸个人名字之下”则为共性与个性的统一。当然，对典型内涵的完整论述，还要复杂些，但基本原理，已在王氏的论述中了。引文删节后面的话，阐述的则是典型化的艺术方法。“就个人之事实，而发现人类全体之性质”，即现在所说的通过个别反映一般；而“对人类之全体，而必规规焉求个人以实之”，也就是寓共性于个性之中。这正是艺术典型化的过程。王氏指出，《红楼梦》主人公是用典型化方法创造出来的艺术典型，至于叫什么名字并不重要，那不过是典型形象的外在符号而已。

综上所述，王国维对悲剧、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典型和典型化等文艺理念的引入和论述，在今天看来，都是对文学艺术常识的讲解。然而，在20世纪初，当五四运动尚未发轫之时，却是振聋发聩的声音。它使得王氏成为我国现代美学和文学理论的先驱者。

二、荆竹先生在《王国维叙论》中称王氏的《红楼梦评论》（以下有时简称《评论》）是“中国红学史上的石破天惊之作”。所谓“石破天惊”者，乃是谓在红学史上前无古人之作也。我以为这个命题是正确的。有一本《红学史稿》将《评论》称之为“奇文”，意在反讽，全盘否定。我也认为《评论》是奇文，不同的是，取其正面的积极意义。

第一，最早用西方美学和文艺理论研究《红楼梦》。记得当代一位研究《红楼梦》的权威学者曾经说过，王国维是第一个给《红楼梦》以现代美学评论的人（大意）。在《红楼梦评论》中，王氏认识到《红楼梦》的美学价值为“一绝大著作”“宇宙大著述”“我国美术史上之唯一大著述”⑧，以及前已引述的“彻头彻尾之悲剧”, “悲剧中之悲剧”，最早将《红楼梦》提高到中国文学史上前所未有的、也是应当有的崇高地位。第二，突破了“旧红学”的“一统天下”一一评点派的零敲碎打的批语和索隐派穿凿附会的所谓考据。评点派的批评虽也有它的亮点，却过于零碎，而且多为封建士大夫的情趣和识见，而《评论》则是用现代美学和文艺理论对《红楼梦》作了完整的批评论述。索隐派津津乐道于将《红楼梦》中的人物、情节比附历史上或现实中某人某事，牵强附会；《评论》却“用艺术与人生作为价值准则来剖析《红楼梦》”⑨，其高明之处，是前者不可与之同日而语的。第三，《评论》也超越了后来的“新红学”的《红楼梦》是“自叙传”说，而将贾宝玉作为艺术的典型来评判，这在前面已经说过了。

《红楼梦评论》，横亘于“旧红学”和“新红学”的中间时期，异军突起。在击破“旧红学”上的某些功绩，“新红学”应当让位于《评论》的。

王国维对我国传统文化有极深的学养和厚实的功底。因此，他对中国古代文学艺术有深入而独到的研究和开创性的见解。他称屈原等古代大作家是“文学上之雄者”“高尚伟大之文学者”，“旷世而不一遇”，他的《屈子文学之精神》一文，“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具有划时代之意义。在中国文学史上，真正有创造性地科学地指出屈子是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位诗人的是王国维。”⑩

三、对中国古代戏曲的研究，王国维堪称艺坛独步，其集中表现则在《宋元戏曲史》（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一书。“此书是中国戏曲研究之开山之作”○1，王国维自己也说：“世之为此学者自余始。”它和后来胡适的《白话文学史》，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陆侃如、冯沅君的《中国诗史》并被誉为中国文学史的四大名著。从撰写时间来说，《宋元戏曲史》最早，发表于1913年。作者在书中详细考证叙述了从上古到元末中国戏曲发展的历史，而以宋元戏曲、特别是元代戏曲研究为主要内容。其见解之新颖深湛，良可令人佩服。宋元戏曲是基层民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品种，向被视为“下里巴人”，不能登文学艺术的大雅之堂，故官方史志及《四库全书》均不收录，其地位“托体稍卑”（王国维语），是很低下的。王国维慧眼独具，认识到宋元戏曲特别是元代戏曲乃是中国传统艺术的瑰宝，将它与其他文艺体裁并列：“美术中以诗歌、戏曲、小说为其顶点。”○12这已是今天文艺体裁分类的雏形。王氏对元曲艺术的崇高评价主要有三点：第一，元曲是最自然之文学。他写道：

彼但摹写其胸中之感想，与时代之情状，而真挚之理，与秀杰之气，时流露其间。故谓元曲为中国最自然之文学。○13

第二，将戏曲和古代向以为是“阳春白雪”的高雅文体并列。他这样论述元曲之妙：

其文章之妙，曰：有意境而已矣。何以谓有意境？曰：写情则沁人心脾，写景则在人耳目，述事则如其口出是也。古诗词之佳者，无不如是。元曲亦然。○14

第三，将元曲和世界大悲剧并重。王氏在同一书中的第99页写道：

则如关汉卿之《窦娥冤》，纪君祥之《赵氏孤儿》，剧中虽有恶人交构其间，而其蹈汤赴火者，仍出于其主人翁之意志，即列之于世界大悲剧中，亦无愧色也。

把元曲置于世界戏剧之林来比较和评价，这是王国维关于元曲的最独特的论点，打破了欧洲中心主义的悲剧统治地位，增强了中华民族的自豪感。要知道关汉卿等戏曲大家创作的悲剧，早于莎士比亚四大悲剧300多年呢。

四、王国维的文艺观的正面表现，还不只是上述诸方面。此外，譬如他在《人间词话》中提出的著名的“三境界”说，并用词作了艺术的诠释，至今尤为人们所经常引用：

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断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15

这是作者对人生和事业的感悟，也是他对艺术的感悟。抽象出来，概要言之，三种境界就是向往一一追求一一发现。做人、做事业应当如此，艺术也应当如此。作为王国维的创见，“境界”并不是完全属于中国传统的美学范畴。它包含着我国诗学固有的概念——“意境”；王氏举的例证：“红杏枝头春意闹”“云破月来花弄影”的“闹”与“弄”带有动态，又近于西方诗学中的“意象”，因此“境界”可以说是中西文化融合而形成的美学范畴。

五、对人品与文品的关系，王国维也有很正确的见解。他在《文学小言》中说：

三代以下之诗人，无过于屈子、渊明、子美、子瞻者。此四子苟无文学之天才，其人格亦自足千古。故无高尚伟大之人格，而有高尚伟大之文学者，殆未之有也。○16

这是今天我们也应该持有的看法。

面对王国维的学术成就，决不能认为他的文艺观已臻于完美；相反，王氏文艺思想中有着浓重的负面阴影。

王国维一生深受19世纪德国哲学家叔本华唯心主义思想的影响，并用之于指导自己对文艺的研究。他自己就曾说《红楼梦评论》立论“全在叔氏之立脚点”。荆竹在《王国维叙论》中也说：《红楼梦评论》“全篇运用西洋哲学——主要以叔本华哲学来探讨《红楼梦》”。《评论》的第五章《余论》中，以超过一半的篇幅爰引了叔本华的大段议论作为全文的结末，意在证明“美术之源出于先天”，出于“美之预想”，而非经验。这显然是一个唯心主义的判断。当然如果说完全源于经验，也并不正确，那又陷于机械唯物论的陷阱。正确的论断应当是：艺术品是源于客观现实，而又通过艺术家对现实进行观察、体验、分析、综合并和自己思想感情相融合铸成艺术形象创作出来的。

《红楼梦评论》全文以人生之欲和由此而产生的苦痛及其解脱为要旨。作者说：“美术之务，在描述人生之苦痛及其解脱之道。”○17这也是叔本华“原罪解脱”的中国翻版。在文艺作品中，欲、苦痛、解脱并非不能写，它们的意义也不能一概否定。但王氏将它们作为《红楼梦》全书的要旨，看作是个人命运遭际变幻的由来，完全撇开了这部伟大现实主义作品的社会现实意义，就不能不陷于谬误了。

必须指出，也许是由于当时资料未曾发现的客观条件的限制，《红楼梦评论》并没有把曹雪芹原著的前八十回和高鹗续写的后四十回分开，而统一观之。《评论》中写道：“故此书中真正之解脱，仅贾宝玉、惜春、紫鹃三人耳。”○18这三人的结局均出于后四十回，并非曹雪芹原著。由于论据有误，即使就解脱之道而言，立论也就流于空谈了。

对典型中的共性，王氏认为是“人类全体之性质”。抽出了某一时代、某一环境、某一类人的社会本质的某些方面。于是，“共性”就成了一个超时空的空壳。

在文艺观方面，我们不可以苛求于前人，但也不能不指出他们的局限性。特别是王国维生活的后期，已经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更不能不阐明他文艺思想中的负面成分。

那么在政治态度上呢？王国维更有值得批评之处。他一生忠于清室，头上的一条辫子一直保留到生命的最后，勾画出了一位清朝遗老的外部形象。1923年，已经是辛亥革命后的第十二年了，当时文名藉藉的他，竟然屈尊到玩偶式的逊清小朝廷去做一名“南书房行走”的“五品官”，向溥仪俯首称臣，可悲亦复可叹。正如列宁对列夫·托尔斯泰的评论：“一方面，是一个天才的艺术家……另一方面，是一个因为迷信基督而变得傻头傻脑的地主。”○19

1927年6月2日，王国维自沉于北京颐和园昆明湖，终年50岁。关于死因，众说纷纭。但无论是殉清说、殇子说，抑或是为罗振玉所逼说、怕受北伐军惩罚说，他的死都是不足取的。

王国维英年自戕，本来还大有可为的学术研究戛然中止，自然是一个深沉的悲剧。而从社会发展的观点来看，时代前进了，把一个陈旧的形态送进坟墓，则是喜剧。对20世纪中国第一学人，第一个用现代美学和文艺理论研究中国文学艺术的学者，我们实事求是地得出这一结论，实在是很遗憾的。

［2009年6月3日于思濂庐之南窗下］

①荆竹：《学术的双峰》，宁夏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8、42、56、7页。

②《恩格斯给拉萨尔的信——论革命悲剧》,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文艺》，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第15页。

③ 《红楼梦评论》，引自《红楼梦研究资料》，西北大学中文系1973年编，第468～469、462、476～480、465～466页。

④吴立昌、蒋国忠、黄霖、陆宗铎等编著：《文艺小百科》，学林出版社，1984年，第30～32页。

⑤况周颐、王国维：《蕙风词话·人间词话》，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第191、203页。

⑥况周颐、王国维：《蕙风词话·人间词话》，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第191、203页。

⑦《红楼梦评论》，引自《红楼梦研究资料》，西北大学中文系1973年编，第468～469、462、476～480、465～466页。

⑧《红楼梦评论》，引自《红楼梦研究资料》，西北大学中文系1973年编，第468～469、462、476～480、465～466页。

⑨荆竹：《学术的双峰》，宁夏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8、42、56、7页。

⑩荆竹：《学术的双峰》，宁夏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8、42、56、7页。

○11荆竹：《学术的双峰》，宁夏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8、42、56、7页。

○12《红楼梦评论》，引自《红楼梦研究资料》，西北大学中文系1973年编，第468～469、462、476～480、465～466页。

○13王国维：《宋元戏曲史》，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98～99页。

○14王国维：《宋元戏曲史》，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98～99页。

○15况周颐、王国维：《蕙风词话·人间词话》，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第191、203页。

○16荆竹：《学术的双峰》，宁夏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8、42、56、7页。

○17《红楼梦评论》，引自《红楼梦研究资料》，西北大学中文系1973年编，第468～469、462、476～480、465～466页。

○18《红楼梦评论》，引自《红楼梦研究资料》，西北大学中文系1973年编，第468～469、462、476～480、465～466页。

○19 《列宁论文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第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