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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怀瑾《知礼当小事》

不把学礼、知礼当小事

南怀瑾认为,中国素有礼仪之邦的称号,知书达礼在传统文化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人们用礼仪来维护和表达感情是常情。他说:“礼”这个字,在《论语》中出现了75次。而孔子说:“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阐明了礼的重要性。

经》在孔子看来,“《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不仅‘思无邪”,而且“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诗经》在当时简直就是一部百科全书,无论是外交谈判还是社交场合,引《诗经》蔚为风气,所以孔子说“不学《诗》,无以言。”而“思无邪”就是礼。至于说礼的重要性,那就更是不言而喻的了,礼是社会成员共同遵守的行为规范,古代的礼在很大程度上相当于我们今天的法。所以,礼既然具有如此重要的意义,不学礼,不懂礼的人怎么能够在社会上立身处世呢?这就是“不学礼,无以立”的道理所在。

由于古代的礼是一个内涵非常丰富的概念,所以在不同的场合,孔子对礼的所指,有不同的侧重,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主题:

第一是指周礼,就是周公所制定的西周礼制。孔子特别推崇周公,他说:“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他感叹自己的年衰,居然许久没有梦见周公了!程子说,由这句话可以知道,孔子盛年的时候,“寤寐长存周公之道”。孔子之所以崇拜周公,是因为周公首创的那套制度的文明和完美。他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意思是说,周礼是在借鉴了夏、商两代为政得失的基础上制定的,典制粲然大备,足以为万世规鉴,所以他表示了“从周”的立场。

西周开国之初,周公制礼作乐,奠定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调。这套制度之所以为后世所称道,是因为它是以道德为核心而建立起来的,由此确立了道德在治国理念中的主导地位,这对于中国历史的发展方向,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到了春秋时期,由于种种原因,这套制度瓦解了,世道大乱,史称“礼崩乐坏”。贵族们为了权和利,彼此征战不息,所以自古有“春秋无义战”的说法。孔子向往周公之礼,既是他对春秋乱世的不满,也是他对西周道德礼制的向往。

第二,礼是体现德治、仁政的途径。周公最早提出“德治”的理念,孔子又提出了“仁”的思想,这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是,德和仁都是非常抽象的概念,无形、无色、无声、无嗅。对于知识程度较低的人来说,甚至会觉得虚无缥缈。而礼则把德和仁赋予成具体化的制度或者行为方式。

先秦历史上有儒法之争,争论的焦点,是实行礼治还是法治。法家认为,政令的推行要依靠法,凡是不从令者,就要用刑罚加以惩处,这样,老百姓就不敢作乱了。而儒家则主张以道德教育为主,通过礼来规范和整齐民众的行为。孔子在评价这两种治国之道时,说过一段非常有名的话:“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即“道之以政,齐之以刑”的结果是“民免而无耻”,老百姓不去触犯法律,是因为畏惧刑罚,并没有羞耻之心。而“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是用礼来保证道德目标的实现,结果就不同了,老百姓因为有了羞耻之心,不仅不会去做坏事,还会“格”,就是有上进心。所以礼是体现德和仁的具体形式,离开了德和仁,礼就不成其为礼。当然,礼也要推行、传播。孔子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即一个没有仁爱之心的人,怎么会去推行礼和乐呢?也就是说,推行礼的人首先应该是一名仁者,一名富于爱心的人。可见,礼与仁是互为依存,相辅相成的。

第三,礼是修身的基础。在人类社会中,如果任何人都可以放纵自己的行为,那么,人就和禽兽没有了区别,社会也就没有了起码的秩序,也就没有办法再维持下去。所以,儒家和法家,尽管政见不同,但都认为人的行为是需要约束的,双方的分歧主要在于究竟用什么来约束人的行为。孔子主张用内在的道德力量来约束自我,他说:“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作为一名君子,一方面要“博学于文”,广博地学习文献,积累深厚的知识,同时要“约之以礼”,用礼来约束自己的言行,因为礼是根据道德原则制定出来的。只要在这两方面都做好了,就一定可以做到“弗畔”,也就是不背离“道”了。

每个人都有天然的缺陷,每个人的性格都有弱点。因此,无论是哪种性格的人,如果不学礼,不懂礼,不约束自我,都达不到理想的境界。南怀瑾在这方面举例说,恭敬而不懂得礼的人,就会空自劳碌。谨慎而不懂得礼的人,就会胆小怕事。勇敢而不懂得礼的人,就会莽撞从事。直率而不懂得礼的人,就会说出伤人的话。平心而论,恭、慎、勇、直这四种性格都不是什么不好的性格,但是如果离开了礼的指引,常常都不会结出“正果”。

可见礼从某种意义上说是社会的,可以维护社会各项制度,严格区分尊卑长幼亲疏,使人人各安其位、各守其业。孔子又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即君要像君,臣应像臣,父应像父,子应像子。这就明确告诉人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特定的社会角色,超越了自身的社会角色,就是对礼的僭越。礼是从整个社会结构的角度去规范人,去要求人。在礼面前,人有贵贱之分,长幼之序,亲疏之别;礼是规则,违礼则错,所以孔子说:“人光有质朴的品格,不注重礼节仪表,就会显得粗野;但人只注重礼节仪表,缺乏质朴的品格,也会显得虚浮。只有配合适当,才算得上一个有教养的人。”

《论语》中还有这样一段话:“事君数,斯辱矣;朋友数,斯疏矣。”意思是:“服侍君主太频繁琐碎,反而会招来羞辱;与朋友相交太频繁琐碎,反而会遭到疏远。”这说明君臣之间也好,朋友之间也好,保持一定的距离才是全交之道。数是指在与人交往的时候,要注意礼貌和恭敬,对君主、好朋友即使关系再亲密,也要以礼相待,切不可失去礼数,更不能摆正不了自己的位子,轻易涉足对方的禁区。

南怀瑾认为,君子应学礼,不把知礼当小事,平时也要表现出良好教养,文质彬彬。就像孔子所说,一个君子,不但要有良好的内在品质,而且应有良好的礼仪教养和举止风度,做到内在美和外在美相统一。人只有良好的品德而失去了恰当的表现方式,也是得不到好结果的。而一味追求文雅的表现形式,以至于冲淡了内在品质的修养亦不会得到良好的结果。而文质彬彬、内外兼修才是君子应具备的人格标准,也是知识分子追求的最高境界。孔子本人既是一位注重内在品德的修养,又注重外在进退的礼节、举止言谈有风度的人。中国人的“儒雅风流”就是对孔子所倡导的文质彬彬君子之风的继承和发展。下面这个故事形象地证明了这一点。

春秋时期,卫国有个名叫哀骀的人,一无权位二无财产,也没有什么高深的理论和显赫的功绩,他的容貌也很丑陋,但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都非常喜欢和他交往。这使得鲁哀公惊异不已,于是就派人把他从卫国请到鲁国加以考察。

相处不到一个月,鲁哀公觉得他在平淡中确有不少过人之处,不到一年,就很信任他了。

不久,宰相的位置空缺,鲁哀公便让他上任管理国事,可他却淡淡然无心做官,虽在再三要求下参议了国事,但不久他还是谢辞了高位厚禄,回到他在卫国的陋室中去了。

对此,鲁哀公求教于孔子:“他究竟是怎样一种人呢?”

孔子借喻道:“我曾经在楚国看见一群小猪在刚死的母猪身上吃奶,一会儿都惊恐地逃开了,因为小猪发现母猪已不像活着时那样亲切。可见小猪爱母猪不是爱它的形体,而是爱主宰它形体的精神,爱它内在的品性。哀骀这个人虽然外表不美,但他知书达礼的品德和才情等内在之美必定已超越一般人很多,所以您和许多人才喜欢他。”

是的,孔子所说的礼,虽是指以道德为内涵的国家典制,是德与仁的具体表现,但也是修身的法则。孔子关于礼的见解,不仅在当时是正确的、健康的,代表了社会的理性思潮,而且在两千多年之后的今天,对我们仍有重要的启示,比如注重“礼”,就是讲礼貌、讲礼仪,要培养好的气质、好的内涵。我们千万不要认为对人有礼貌、讲礼仪、有气质、有内涵是细枝末节的小事,可以不在乎。

在拥挤的公共汽车上常常遇到这样的事:一个人不慎踩了另一个人的脚,这个人马上诚恳地向对方表示歉意,说:“对不起!”被踩的人虽疼痛未消,却也表示了谅解:“没关系!”同类情况,在一些场合却会出现另一种局面:踩人者无动于衷,被踩者骂骂咧咧。于是开始了一场舌战,最终你来我往,吵得不可开交。

同一件事,为什么会有截然不同的态度、截然不同的结果呢?很简单,只因前者知礼,后者无礼,所以,人一定不要小看了礼的重要性,一声“对不起”,不仅体现了人的修养和道德,还可以化干戈为玉帛,使一场无谓争执化为乌有,使一触即发的冲突烟消云散!

讲礼、讲礼貌绝不是“形式主义”,它所表达的是具有一定内容的情感,概括起来说就是“尊重”和“友爱”。生活中,我们应该处处事事重视礼节,学习礼节,把知书达礼、重视礼仪当成生活中的常态,这样才能得到别人的尊重和喜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