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言的政府

西汉文景时，鲁人申公以《诗》学负一时的盛名。汉武帝在初即位时，正是年少气壮，好侈务大，又是走儒家的一条路的，所以请了申公来，很想他能为朝廷做几个宣言，献几个计划，制几套标语。谁知这位八十多岁的老先生大大与一般好说话的儒家不同。他对武帝说，“为政不在多言，顾力行何如耳！”武帝听了真扫兴，只好稍迟送他回家了。本来文景两代都是儒家与黄老明争暗斗的时候，儒家总受些压迫。武帝初即位，真个是儒家扬眉吐气的时候，真可以大大花俏一下子，然而申公偏偏这么老实。今之修庙救国论，长安王业论之柱国大儒，真要笑这老头子太不会做文章了！

汉武帝还不是一位说空话的呢！他要雪国耻，便和匈奴混战了几十年，通西域以断匈奴右臂，设度辽将军以断匈奴左臂，到底把匈奴“抵抗”得筋疲力尽，几十年后便降中国。黄河在瓠子决了口，他便自己截堵去。他的一生虽也有不少过失，但竟然造成了中国不亡于匈奴的局面，竟把现在汉人所居的地方都给汉人站住定了。他没有空言长期抵抗，他没有空言努力救灾。申公对他还说这样话，如申公生到现在，不知更要作何样感想呢？

中国统治阶级之喉舌——即文人——向来是好说空话的，因而中国的政治无论在如何昏乱的时候，总有一篇好听的空话。近年来开会宣言贴标语的风气更盛，所以说空话更说到无以复加的程度，真所谓“颜之厚矣”。在“九一八”事件以前，我们最大的典礼时发宣言，简直要以全世界之前途自任，现在稽颡于国联之门，不用“一切帝国主义”一类的名词，而用“友邦”“公道”了。这样在固有文化论者，犹可说君子居安而安，履危而危，真个是国粹的大道，然而凡百庶事，又何必都大吹特吹，吹时全不想到实行，吹完登时忘记了呢？这样的把戏，出之于口，等于念咒，写之于纸，等于画符，作之不已，等于发狂。这真是一个民族智力德力堕落的象征。

现在姑举两件事为例，以论为政不在多言的道理。

第一件是所谓行都，所谓陪都。原来一国有好几个都，似乎是帝王家的风度。若在民国，只有政府所在可以称都。其时帝王时代一国数都的风气，到明清已经改了。明有南京应天府，同时便在那里虚设六部各衙门，清有盛京奉天府，同时便在那里虚设五部。即在更远各朝，也每在它的所谓陪都所谓方京置留守，可见对于没有政府的都，虽皇帝对之，也颇歉然。我想现在决不会因陪都行都而设政治分会，以数次大战而取消的东西决不会再如此容易出来。然则所谓陪都，所谓行都，当不过是“开发西府”，“恢复中原昔日文化”，若干口号下的一个藻饰一种盛典。我们何幸生此盛圣明世，稽古右文，猗欤盛哉！就是在这样的藻饰盛典上，我们也还希望付力行一下子，不必多言。行都陪都都不是一个委员会一篇计划书便能出来的，也不是修庙修陵便可将西北繁荣了的。姑无论破产的东南决无余财倾于西北的荒漠中，即令有之，而不自然的发展，如所谓沙漠种田也者，也决无维持、继续、发展之理。总要先使西北有可以发展的环境，然后人民自己可向发展的路上走。使得人民自己向发展的路上走，政府所负第一步的责任是：一、维持社会的秩序，二、澄清政治的腐恶，三、给与人民以一种苏息，四、便利交通。这个人民自行发展的先决条件，在各处皆适用，而在活地狱的西北为尤甚。我们试问，西北军人对人民之榨取如何，鸦片烟之强迫耕种如何，西北人在这样贫困生活中所供给之赋税如何，人民生产事项之被军、政、匪兵毁坏者如何，共产思想及组织在民间乃至军中潜伏之状况如何，这样问题当局者正不容易回答罢。据自西北来的人说，西安数十里外简直是地狱的世界。有一个旅行者，住在一个县署里，亲身听见受拷人民的夜间苦楚，少交一元便是几十板子，迟交一天便是几百板子，而所交者非赋非税，而是迫派种植的烟苗捐。在这样的现象之下，而拜佛者梦游享乐游原上的清秋佳节，装点以杨家姊妹，好古者幻造咸阳府库，金柜石室，充实以周汉彝器，明清簿录，我诚不知我们贵国大人物痴脑筋是世界上古往今来何种痴麻药浸过的！在这个问题之下，政府还是少说几句空计划，在最低范围之内，先做出一二件事来给人看看，例如恢复秩序，稍纾民困之类。若一直的总是空话，说自己并没有意去实行的大话，将来纵是说真话时，也要没有人相信了。

第二件是所谓建设。虽在最富的国家如英、美，若建设专靠政府便也有限了，总要靠人民自己去建设，政府不过立于从旁协助的地位而已。在穷困到极度的今日之中国政府哪有力量建设多种事业，而中国政府已往之成绩，并铁路航运都弄得这么糟，真不配再多量地去尝试国营事业。今日之政府，以人力，以财力，都不是能够“百废俱举”的。他若尽他的责任，他的建设事业第一项是建设出社会的秩序来，社会有秩序，则人民可以自己去建设，不待政府去做这个，做那个。第二项是建设出官署及公务员服务之秩序来，有了这一层，然后国营事业不致一举办便沦陷为腐化的结晶品，而旧有事业，亦可在这一层的大前提之下去整顿。这都是政府本分以内的事，都是可以做到的事，都是其他大事所凭借的事。几年前北伐到了北平时，全国统一，引起人民的很大希望。而侈谈建设者，更弄了好些文章出来。从今天算来，似乎在无线电以外成就的事项很少，这些固有一部是政局不安定负责任，然而其最大的弊病似在说话太多，计划太多，开会太多，宣传太多，而过于不问实际，过于不求步骤，判了今天，国家已堕入这无底深渊中，哪里还有再说大话的颜面？且把本分内最浅近的事做出来，不必再高谈建设事项咯！

中国人真是一个说话不算话的人群！我们中国人中，尝见有时有人受之扯谎的指摘时，似乎并不充分的生气，若在西洋，则Liay一个徽号一经加之于人，恐免不了受人之掌。所以官府文章，说时本不是预备实行的。今政府之多言少行，似乎本不违背我们国粹的道理。不过，立国于现在，而这样子做，既坠落官常，又败坏民德，还是择该做能做的事，切切实实做几件，不要“危不忘安”地总是说大话罢！

（原载1932年12月11日《独立评论》第三十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