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生看护的职业与道德的勇气

今天承顾临校长约我到此处向诸君贡献几句话，这是我感觉非常荣幸的事情。

诸君的际遇，可以说是全中国志在学医学护士的人们所羡慕的，在这样一个设备完全、学问进步的环境中，研习上好些年，真算是人生难得的机会了。诸君今天是离开学校的前一天，是从培植的时代进到服务的时代。这本是人生的一大转关，尤其是在当今的中国人，尤其是在诸君。何以呢？诸君毕业前所受教的一个学校，是这么一个环境优美的，而诸君毕业后所要服务的一个社会，却是目前的中国，在穷困与外患交迫到极度时候。好比温室中的苗圃，今天是从温室中出，植在绝壁之上，又好比世家兄弟，书念完了，便上了帆船越海去探险。以中国目前情形之苦难，经济的、外患的，皆登峰造极，诸君初到里边服务，阻力是当然常遇到的，使人灰心的事是当然不少的，若真的为这些事短气，也辜负诸君所受的教育了。诸君所受这样高标准的教育不特是供给诸君知识，并且必然能坚定诸君的自信心，增加诸君的服务兴趣。那么，所患不在将来之多困难与阻力，只看诸位有没有向之奋斗之准备罢了。不患人之钦佩鼓励与否，只看诸君服务时所需要的“道德的勇气”有多么大。

目前想到诸君毕业后去服务时，免不了不断地向着奋斗的，有下列几件：

第一是社会流传的非科学的疾病观。

这样非科学的疾病观，本来也不仅在中国流传，不过在中国流传得特别普遍，其势力在中国特别根深蒂固。在科学的医术发达之前，无论哪一国都在那里流行些诬妄的治疗法及其解说。近代科学的医术正是在这个乌烟瘴气中奋斗出来的。近代医学不是一个容易的、迅速的成功，惟其不是一个容易的成功，所以才是一个稳定的成功。即如哈微氏发明血液循环时，有多少人非难他，非难他的不只常人，乃有很多的医士。又如微菌观念初成立时，推行是很慢的。又如种痘一事，在英国竟成那样的公开斗争，至今还有大文人萧伯纳在那里胡言乱道。在近代科学先进的国家如此，何况我们？以中国此时之民穷财尽，疾病流行，还要费国家的财力于科学的医术上，以为耽搁人民治病之用，是何等伤心的事？诸君在社会免不了感觉着无限的不耐烦乃至苦痛，无论在行医时，或作看护职务时，或作公共卫生事务时，好在近代科学的医学上等于是诸君所信仰的宗教，不怕缺少勇气对付这些事。

第二是虚假的人道主义。

这种虚假的人道主义，每每托名慈祥，实行其妨害科学进步的工作。即如反对动物实验的一件事，在欧洲的国家中，有的竟成一个政治事件。近年德意志制法，对动物实验大加无理的限制，经强烈的反抗，才稍稍改回。以贡献于近代医学进步如此大的德国，最近还有这样事情发生，可见科学事业不是容易为政治呼叫者及众人所了解的。在中国作医学研究，也很受这样假人道主义的苦。即如治人类学，虽然中国的坟墓那样多，而在中国搜集头颅骨的机会却非常的难，又如为教室实习及研究所需用之通常的及疾病的解剖材料，尤其不易得到。白白看见一个值得研究的病，而在病人不幸死后，不能得到研究的资料，是多泄气呢？这要不犹疑地耐着性地应付了。

第三是社会上不鼓励的态度。

我们知道看护是何等神圣的职业，在西洋社会上对这种职业是何等敬重。即如十年前，我在英国念书时，看见英王后、太后、公主都是这个职业的提倡人，她们在非战争的时代也还时时到陆军的及慈善的医院做护士的名誉会长，其公主玛利并亲身做看护。自朝廷至于民间，都敬重这一种服务。即以奈廷格女士论，她之有造于人类固然极大，而人类之以诚心与荣誉酬报她，也无以复加了。在中国呢？看护一种服务，还不曾为一般人所全了解呢。医生也是在同样的命运中。例如南京中央医院的两位内外科主任、医士，以他们的学问及资望，若在上海租界行医，定能赚几倍于现在的收入，然而他在南京领一个比科长相等的薪水，日夜无穷地忙，还受无穷的闲气，这真正可佩，然其可佩之处在南京或者还未能为社会所共知罢。我知道热心服务的人，不怕穷，不怕苦，而怕社会之不奖励。其实这一点也要看破，虽有不得目前的承认，日久是总得到安慰的。

第四是中国的穷。

中国人的穷，可算穷极了。据南开经济学院的估计，中国人平均每年的进款在三十元以内，那么每月进款平均只两元多些。在这样情形之下，最低限度的生存费尚且差得多，自然无力享受医药的帮助。而且越穷病越多，更需要医药的帮助。近年有人主张医药全由官办，恐怕这是在地方行政发展后必然的事实。无论这事将来如何进展，诸君在这样的国民经济中服务非要负重牺牲，而随时独出心裁，以适应这样的环境，是不可的。

以上所说，但举几件为例，恐怕还不止这些。其实中国环境中的困难并不是迎头放着一座山，让你凿去，乃是些零碎的片面的困难，恼人的不相干。恰如卓别林的一个影戏中场景：一个人，一出门便被香蕉皮滑倒了，走上两步，又有抬水的来，碰倒一桶水在身上，又向前走，地下一个洞，陷进脚去……若不管这些，最后总是大成功。

今天不向诸君道喜，而向诸君先述说困难，似乎不是“善颂善祷”的话。不过我觉得，将来为困难压倒，虽是不会的，然而要是早早料到这些困难，因而鼓动起至大的“道德的勇气”来，成功必然更稳当、更快当。只有医生及看护的职务是兼有服务人类及服务科学两件神圣品质的，诸君幸而托身于如此一个职业，又幸而处置在如此一个环境中。知识及信仰给诸位以莫大的道德的勇气，负着这勇气到社会上去，无论中间有多少阻碍，最后的成功总是诸位的。敬祝诸位为国服务，前程万里！

（1935年6月14日，在北平协和医学校毕业式中演说。原载1935年6月30日《独立评论》第一五七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