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感录

（一）

除去遗世独立的狂人而外，世上常见的狂人大约有三类。一是色狂；二是利狂；三是名狂。

色狂的人满脑袋里装着许多生殖器，他的神昏气殆不消说了；利狂的人被一个大钱的孔套在脖子上，上气不接下气，他的可怜也不消说了。社会对这些还不百般地恭维，就是暗地里崇拜，还不见得明目张胆地恭维去。独有名狂一项，大家以为是最好的：得名狂病的人，终是求名得名，如愿以偿。大家看到有这类的妙用，就要群起效法了。他们骨子里面还不是爱名，以为名中自有黄金屋！名中自有千钟粟！名中自有颜如玉！人的事业和学问，全仗着清明的心境，冷透的眼力，安静的态度。诸葛亮说，“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这话从不好的方面想来，好像有几分道士气，但是其中也有一部分的真理存在。必定心神守得住，才真能有心得呀！

社会中制造各样人形颠倒，各个人物的权威就是名。名是一种偶像。把它看破，一文钱也不值了。

社会待人分两等：一等冷，一等热。冷到极处，像水一般，可不能加了。被水的人虽难过，还能勉强忍得。热到极处，“被恭维得烙铁一般的热”——这是社会上的常态——可就断难忍住了，还不若一刀杀断的刑罚好受。名的实效是一把红烙铁！——大家认清楚者。

也有好名而无害的人。陶潜好名心重达于极点，却也有超于无数人的成就：因为他求没有名的名，不求生前的名。

必不得已而好名，还是求身后之名。

“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然而“出将入相”的戏台不过在心上过来过去，毕竟还是“功名从此负心初”，一生做人的清客。清客是一方面“便辟、善柔、便佞”，无所不至；一方又露出傲骨嶙嶙的像道来。这样热衷还不到家，竟有李商隐一流人，老实着说，“君王不得为天子，只为当年赋洛神”。充满这句的意思，直是吴起的杀妻主义了。

名士是文人的别号，我们现在可以说名士是文人的第一位。做名士的不可不发挥肉欲，肉欲里的第一条是男女。所以要做名士的人第一步是想象出一个对手的美人，好来嗟叹、咏歌，“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起初是造想象的美人，后来更进一属，性格（Sex）顿变，居然在文字上给自己抹脂抹粉起来，俨然是一位美人了。美人是文人的第二位。然而宋玉、潘岳一流的人毕竟太少，左思、罗隐一流人占大多数，用上吃奶的力气弄脂粉，毕竟不像，其结果字里行间不见美人，但见“龙阳才子”的气象。龙阳是文人的第三位。合起名士、美人、龙阳三件事务来，就成了文人的三位一体。这不是我好骂人，请看古今的文人以妓女自况的有多少，现在更有几位三四等的文人，居然以像姑比喻自己的身世。文人的成就真算圆满了，所恨者“幸而为男，差无床箦之辱耳”——“幸”该说“不幸”，“辱”该说“荣”。

念上几部诗文集就要这样，自己做几回更是服毒。或者二十岁以下的人不曾受毒气，“救救孩子”！

“哀生民之多艰”的文学家——这是我对于未来中国所要求的！

（二）

文章大概可以分做外发（Expressive）和内涵（Impressive）两种。外发的文章很容易看，很容易忘；内涵的文章不容易看，也不容易忘。中国人做文章，只知道外发，不知道内涵。因为乃祖乃宗做过许多代的八股和策论，后代有遗传性的关系，实在难得领略有内涵滋味的文。做点浮飘飘的、油汪汪的文章，大家大叫以为文豪；做点可以留个印象在懂得的人的脑子里的文章，就要被骂为“不通”、“脑昏”、“头脑不清楚”、“可怜”了！

《新青年》里有一位鲁迅先生和一位唐俟先生是能做内涵的文章的。我固不能说他们的文章就是逼真托尔斯泰、尼采的调头，北欧中欧式的文学，然而实在是《新青年》里一位健者。至于有人不能领略他的意思和文辞，是当然不必怪。果然我今天在上海一家报的什么“泼克”上，看见骂他的新教训，说“他头脑不清楚，可怜”！

我对于这“头脑不清楚”一句话有个很好的比喻。譬如一位俄国的文学家，相貌很怪的，思想很不正常的，说话很奇的，旅行到世界最多妓女的意大利一个城里，被一个妓女看到了，他的话又被这妓女听了。这妓女很以为怪，连着说，“头脑不清楚，可怜”！这现象是当然。人和人的心境不同，断不能都相了解。

我平素常想，若是有人骂我，必须回答时，最要紧的是要把骂我的话看清楚了，懂透彻了，然后就他的本源之地驳去。若是丢开本题，专弄几句不相干的话回敬，既没有打赢官司的希望，更糟蹋了自己的纸墨。像这位署名“记者”的新教训真是驴唇不对马嘴：若是把他原来的两次骂人画，一次骂废汉字的是狗心，一次骂某君崇拜外国偶像，而且“轻佻”、“狂妄”等等，和鲁迅先生对他作进步的美术家的要求一则随感录（见《新青年》六卷一号）、唐俟先生批评他的一则随感录（见《新青年》六卷二号），再加上他这一段新教训，就真好看了，只可惜我们《新潮》没有这些闲钱。鲁迅先生对他作进步的美术家的要求，碰了一鼻灰；唐俟先生对他那画里说的读罗马字时，全是外国狗叫不以为然，他就说“一个问题”、“又一个问题”……（可怜）。他这心理原好分析，一则是不愿长进，不愿作有思想的讽刺画，只要作无理性的骂人画；二则是——或者——维持他们贵“泼克”骂人的专利；三则是不肯服气（就是他们贵报所说的“怙恶”）。但是负气还有什么效果呢？他既然没有什么道理说，我现在当然也没有什么道理驳——况且我是局外人。

然而我觉得唐、鲁两位先生也不免多事。上海的一般自以为的文艺家、美术家、评剧家——一般的“洋场少年”——生就一副滑头面孔，挟着一副鸽子英文，买到几本炭铅画帖，运用几部肉麻的骈文诗词，去赚不够用的钱，还不清的嫖账；又是一天吃到晚，神经细胞都起变态，好比背上驮着很长的一个石碑，喘气不得，还有什么工夫去“思想”，去“进步”，去作正义的讽刺？老实说，上海一块地的空气真是该经洪水的了。有见解的人自然要造几个独木舟——越多越好——若是大家终不觉得，必欲翻车而后快，也只好由他。人各有所好，画春宫的以为春宫是美术；打脸谱的以为脸谱是美术，由他以为美术去就是了。觉悟后再说，那时说了才有益（上个星期他这“泼克”上还印着一个什么娘的“玉照”）。

有位好事的医生，看到有那种症候的人，就要注射六零六。偏有一般有那种症候的人不以为苦，觉得一旦而成疮，“红肿之处艳如桃花，溃烂之时美如乳酪”。这位医生的好事，直不啻剥夺了他的人权，削去了他的自由。那一般的什么家抱着他那样的画儿文儿，未尝不以为“艳如桃花，美如乳酪”，早经登峰造极了，还有什么叫做进步。所以“这进步的美术家”的要求是多事。

这位所谓美术家又谈什么偶像。泛说起来，任凭天地间什么事务，都像偶像，没有古今，也没有中外。某甲破坏了一种偶像，而他自己所树立的、用来破坏某种偶像的，过了些年，又成偶像。无论何人，都不能自以为他自己所据的永远不会成偶像。反过来说，天地间的进化，全靠新偶像代替旧偶像，决不是唯一真理代替偶像，因为唯一真理不是人——或者当说现在的人——所能晓得的。觉得别人的是偶像，所以要去破坏，觉得自己的或者也不免是偶像，所以一旦发明了一个更新的——就是较好的——便可把旧有的弃掉，不必牢牢守着。若是说，某某道理于人生有害，使人类不能进化，就是偶像，就当破坏，然而别人也不妨说人生进化都像偶像。甚而至于摆脱世界上一切拘束——一切偶像——去求真生、永生，而真生、永生更是两个大偶像。基督教劝人不要拜偶像，而尼采说，基督教就是偶像。尼采是位极端破坏偶像家，而尼采式的超人也不免是一种偶像。中国的老子极端破坏偶像，而他的“绝学无忧”还不免是偶像。做人到了出世，发议论到了阮籍的“大人先生”，任凭翻上十万八千筋斗，终打不出“世界大偶像”的范围。

但是，虽然古今中外都不免像偶像，然而我们在一堆分不清楚的偶像和非偶像中，也有法子选择。这法子就是认明白时代的关系。但凡适于当时的、对于当时最多数的人类有平等的利益的，都认以为非偶像，反是，都认以为偶像。

若是，问为什么要顾“人类”和“利益”呢？难道“人类”、“利益”不也是偶像吗？我却无从回答，只好说我的直觉这样，并且我觉得别人的直觉也是这样。一人乐不如大家乐，死了不如活着。既然认清时代了，我们应当晓得我们不是三皇五帝时候的人，又不是一百零一世纪时候的人。

由前一说，我们不必保护三皇五帝时代的“非偶像”，由后一说，我们也不必相信自己的道理到了一百零一世纪还不成偶像。这只有比较的差别，人世上没有绝对的道理、“天经地义”。孔丘当年把神的知识转成历史的知识，我们若是和孔丘同时，定要崇拜他，上他个偶像破坏家的高号；但是到现在，孔丘又是偶像了。孔丘说：“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尼采说：“让每件东西的价值都被你重新决定。”或者是过几世纪，尼采这话又成偶像，也未可知。果真成偶像，成得很快，尼采死而有灵，必是不怒而喜。孔丘若有“在天之灵”，看见现在许多人说他是偶像，也必然不怒而喜。这样，才见人的人性。而人类的进化，全仗这偶像的新陈代谢。五通神到了现在是偶像，若倒退上五千年，便是当然，不可说是偶像。Apollo（阿波罗）诚然也是个偶像。但是从这偶像生出希腊人自由尚美的精神，到了现在，这精神在人世上还正发扬。我们就不妨用这偶像打破专门制造生殖器崇拜的五通。更清楚着说，我们拿人道的偶像，打礼教的偶像，是应该的。

但是这位用崇拜外国偶像一句打人的美术家，却是很好的一位偶像保护家。他用外国偶像四字把别人破坏中国旧偶像的事件扫过，便成就了他的保护中国旧偶像——如汉字、旧文艺等等的作用。中国人最会把舶来的事务想出个新用法。偶像一个名词到中国，就成了保护偶像的器具！

（原载1919年5月1日《新潮》第一卷第五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