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大学与学术研究

（初步检讨台湾大学过去之讲座制度，并论如何实现学术研究之初步准备。）

台湾大学在日据时代，和其他日本大学一样，也和欧洲大学的制度相近，是用讲座制度的。我到台湾将近8个月，过去的事，我知道的有限，我只能拿我对于欧洲大学的认识来说，也许有很多事实的错误。这一篇文章不是在作历史的叙述，是在检讨将来的方向。如有错误，乞读者指正。

所谓讲座制度者，有若干必要的含义，有若于引申的含义，现在分节来说。

一、讲座制度，顾名思义，包含内外两个意思。内的含义是：一个担任讲座的教授，有很大的独立性，除去事情关系全校者外，他自己是可以决定的，而关于全校的事情的集中性，也要减之又减。外的含义是：一个大学是若干讲座的集合体。在此原则上建立大学的制度。

大学的主体当然在教授，为教育、为学术的研究，这都是当然的。假如教授受行政人的干预太多了，流弊极大，可以弄到学术研究根本难得进行。所谓“教与学的自由”只有在这个制度之下可能尽量发展，而“教与学的自由”，又是学术进步的必要条件，所以一个教授若果跟一个现在中学中之教员一样，大学便不成其为大学。我想，凡是相信欧洲大学制度是正统的大学制度者，对于大学中之讲座制度，原则上要赞许的。

二、由上一说引申，既有讲座之制度，则现在系的制度便很要修正。诚然，系是一个教育的单位，讲座是一个学术的单位，可以并行不悖，在英、美大学中常常如此，但这终究是一个迁就的办法，互相调整上颇不容易，其结果每每不是讲座制度不像欧洲大陆那个样子，便是系等于虚设。德国大学中，凡是一位正教授（Ordinarius），他的位置叫做一个讲座（Lehrstuhl，日本称讲座，即是直译德文），他就可以考试学生，给学位，不过他不能独裁，要会议决定，而这个会并不是我们的系务会议或院务会议或校务会议。严格的讲座制度很大的一种运用在此，所以与系的制度是不容易配合的。

三、又引申一义。既有这样的讲座，则学分制度亦不易存在，学分制度，是美国制度，是系的制度之下的产物。若用讲座制度，则是一个总考而已。诚然，系也可以总考，讲座也可以总考，但讲座制度之下，很难用学分制。

四、又一引申，假如行这样不折不扣的讲座制度，则院长、系主任（假如还有系的话）势必走于由讲座教授共选之趋势，或者校长之产生亦在此。至多可以选两个或三个，由上层择定一个而已。

假如大学是一个“智慧的贵族制度”（intellectual aristocracy），则以上的办法都是当然的。

不过，这制度在现在决不能实行，无论你如何想慕它。主要的理由可以这样说，讲座制度在欧洲虽是一个古老的事情，而其发达为近代的学制，却在19世纪之下半叶，当时的环境跟现在大不相同，当时学术发展的阶段，专家还容易成通人，现在却是很难了，当时一个人兼顾教学两方面，还比较容易，现在却两样了。

18世纪的大学教授，大体是教书匠，学会甚少，学术的刊物甚少，教员升官，不是靠研究的，所以当时大学教员之研究，可以说是“行有余力”的工作。用句现代的话，就是“业余工作”。自从普鲁士的教育当局洪博鲁特（Humboldt）提倡大学教授要研究，要“教学相长”，风气为之一变，柏林大学也就是这个风气的开山。诚然，此前的大学教授，何尝不研究，例如康德，一生写了那么些书。但看看康德的生平，可就惨极了，哲学课目之外，算学、力学、化学、天文学、人类学、地理学、气象学……他都要教，在他的闲暇写了那些书，但他也没有很多的闲暇仔细地写，所以才把多年的稿子五个月积成一部大书，就是那部《纯理评判》（《纯粹理性批判》），读者的压倒多数认为是越看越糊涂。我们固然不要忘记牛顿的《自然哲学原理》是在大学里写的，但也不要忘记斯宾诺莎、莱布尼茨、休谟等大哲学家，亚当·斯密、利加多、门得尔等科学家，都与大学无甚关系。17、18世纪多数的实验科学家，也多不是在大学做实验的。自从普鲁士提倡新制度以后，研究的风气，自大学之外进到大学之内，在19世纪下半叶，大学几乎把学术的研究独占了。这中间诚然也有例外，如穆勒，如达尔文；也有不幸的例外……所以假如我们能跟物理学家一样，一切根据一个统计数，把特称肯定作为全称肯定，我们便可以说18世纪及以前学术研究是在大学之外，19世纪到现在是在大学之内。

学术的研究既然到了大学之内，运用得好，自然有益于大学的教育。照现在国际的情形看，教员升官，是靠他在专科杂志论文发表的多少的；教员的名望，是靠他在学术上的权威的，于是乎教育成了第二义，大学成了研究院。诚然，不能研究的教授很难是好教授，不能“苟日新，又日新，日日新”的教书匠，是很难启发学生的，但一心一意在研究的自我主义者，时常忽略了他的教育任务。我在欧洲的经验是这样子：柏林大学始终保持这个“教学相长”的传统，所以多数的第一流学者是第一流的教书者，但也不个个如此。如世界出名的爱因斯坦，便是一个自我主义。对学生不大发生兴趣的人，当时欧洲两个最大的与汉学有关系的东方学家，一个是德国的米勒（F.W.K.Mueller），对学生极热心；一个是法国的伯希和（Paul Pelliot），全是自我主义。由此看来，教与学合为一事，就是研究与教书合为一事，理想上必然如此，事实上并非个个办到。所以讲座教授变为研究单位的话，能不能还尽教育的责任，未可一概而论，尤其是在第二流的人物中。因为他研究已经很吃力了，既要研究的结果“多”，又要教得“好”，好不容易的。

归纳以上的说法，“教学相长”是理想，教学相仿也是常有的事实，尤其在不是大师而是在模仿家的手中，要小心这个流弊。研究如何有益于教书，而不害于教书，是我们讨论讲座制度时第一要注意的事。

或者说：有些讲座教授即不妨以研究为唯一之目的，能促进学术研究，便很够好了。我说：这话是对的，但也要加一条件。最近三十年来之学术发达，在文、史、政、法、算学等科目，虽然大多还离不开大学，但在若干实验的科学，离开大学的趋势，颇为增加。专门的研究院所，不与大学相关系的，日益增多。在欧洲多是国立，在美洲多是工厂立。这因为实验科学要设备，设备常常不是一个大学所能担负。又因为学术发展的门类极端繁细，不是专家，不能称为学者；一为专家，便容易成为钻牛角尖者。设备与专门两样的限制，又使得大学“教学相长”的意义大受影响。

认清现在学术发展的阶段，过于专门的学术如何能拿讲座制度来运用，是我们讨论讲座制度第二件要注意的事。

这一项，还有一个附带的含义。大学的讲座制度，需要很大的自由，这不待说。所谓自由者就是自我做主，就是只凭自身的计划，外来的方案减少到最低限度之谓。偏偏现在学术发展到一个阶段，尤其是在实验的科目，需要计划，需要方案，那么如何能以学术自由的方案来运用呢？这要仔细想想了。

以上两项，还是就理想谈理想。假如没有脱去了时间，至少脱去了空间，已经有些难题了，若果就现在的事实来说，更有以下好几层困难：

第一，现在的大学制度，是教育部依立法程序定的，其中自然有很大的伸缩性，然而我们却不能把它推翻。我们可以拿我们的原则去适应，却不能拿我们的主意去改变。学期、学分和考试制，这都是固定的了，我们不能完全另来一套。

第二，集讲座为大学之一种制度，必须有两个先决条件：（一）选拔学生要谨严，这在现在这个潮流中不太容许。（二）中学要好，这在五年、十年之内办不到。

以上两项，还是一般地来说，现在索性专谈台湾大学。讲座不讲座，如果标准高，不用讲座制度，也可以达到讲座制度的相等效率，虽然比较麻烦些。用讲座制度而标准低，恐怕比不用讲座制度还糟。因为一切事推进（尤其关于改革的）更不容易了。我近来很叹惜三年半来的台湾大学的经历，尤其是在接收的时候和去年夏天。

接办的时候，在台湾省，人对于祖国的热诚下是容易把这个大学办好的，恰恰那时候的地方长官不予协助，使得一位有见解的校长，一怒而去。

去年夏天，内地已经相当动乱，用大气力拉人，是比较容易的，偏偏出了一阵事，到今天，拉人的地方不如当年十分之一；拉人的凭借，更不待谈，这当然是我的能力有限。不过，事实如此，大家也都知道的。我这一些话，丝毫没有对本校同人有不敬之意，我以为我们这个大学，以全国的标准论，第一流虽然还待努力，第二流还说得上，其中确有甚多在国内属于第一流的学者。而且我们学校有许多好的风气，是很可宝贵的，如对于公务之热心、常在研究室等等，比起那些三流的大学（三流的大学在全国国立大学中占半数以上）真正好得多了。所以我们这个大学，即使不能说好，至少可以说很有希望。那么，我这些感慨是何所谓呢？我说：我这个感慨专为讲座一个问题耳。假如办一个教书的大学，这些话大半是多余的；假如办一个讲座的大学，或学术性的大学，就是说研究的大学，问题就来了。

所谓研究，尤其是在大学的研究，我们必须先检讨一番，才可以谈讲座这个问题。

研究的凭借，就个人论，靠天资，靠学力，靠意志。就环境论，靠设备，靠经费，靠安定的环境。中国的研究事业，因为科目不同，发达的程度也不同。文史学在中国本有一个很久的传统，这个传统比欧洲文史学的传统长久，所以在战前的一二十年中，可以说盛极一时，虽然说高峰不过几个，但方面的宽广，产量之繁多（假如“产量”两个字可以用的话）颇有“乾嘉之盛”。这中间有的是纯粹中国的传统，但多数是接受西洋文史学的刺激。也有些是纯粹欧洲的传统……这中间当然有许多无聊的，至少可以说坏的比好的多多了，但我们现在看“乾嘉之盛”，也还不是无聊的多于有聊的吗？两部《皇清经解》，经过时代的剥蚀，其中有永久价值者并不算多，这两部书之于汉学所可保存的，未必如《通志堂经解》乏于宋学所可保存得多。文史学以外，在自然科学中最发达的是地质学及其接近的科学，这因为有一个好的学校，北京大学地质学；有一个好的研究机关，地质调查所；有一个粹然学者，李四光先生；有一个事业领导的人物，丁文江先生。此外，一切有地域性的科学，比较发达；一切无地域性的科学，比较在后，这也不可一概而论，但统计的约数是如此。这道理很容易解释，地域性的科学，中国人有特殊的凭借，非地域性的科学，则是在世界的总市场中比较，如果要出人头地，格外地难，这中间又有一个分别，不需要实验的又比需要实验的容易发达。例如算学，近年很出几位卓然的算学家，有国际的声誉。这道理也容易解释，算学的研究，只要有书，书可以带着走，可是实验的研究要实验室，实验室不能带着走。中国人的天资本是很高的，吃苦耐劳性平均不如日本人，偏又这样不安定，七七以前，可以说是中国学术界的黄金时代，一旦刀兵齐举，斯文扫地。抗战时期在大后方的研究，虽说简陋，然而在那种环境之下，还能做些工作，很博得外国学人的称赞（看Needham,Science Outpost）……

七七以前，中国的研究事业，本是在进步中，因其在进步中，也就在动变中；因其是自然的进步，所以标准确不一致。有些是伟大的贡献，虽然数量不能算多；有些是独立的研究；有些是勉强要做的独立研究；有些是非独立的研究。在我们讨论讲座制度之先，应该说清楚何为独立的研究，何为非独立的研究。

所谓独立的研究与非独立的研究，本是相对的。学术在落后的阶段中，非独立的研究可以有独立研究的相貌。例如我们把别人的题目拿来重新试验一遍，结果是“证实”……（Confirmed）了。学术在进步的阶段中，独立的研究有时可有非独立研究的相貌，例如一个大名家可以同一个更前辈的大名家合起来做一个实验，合起来做一本书。细密地说起来，独立的研究，有其非独立性，因为假如某一处一科之中聚集好几位同一路线的专家，可因互相切磋之故，彼此影响，各成名作。非独立的研究，有其独立性，因为这个被领导的研究者，总要有若干自发性，否则便成为我们学校值两个学分的论文（这个制度是一件笑话，所以行之，无非部章有此规定而已）。所以假如要我们分类，哪些是独立研究，哪些不是，哪些人能独立研究，哪些人不能，是办不到的事。

这样分类虽然办不到，但有个相对的观念，却是必要的。所谓相对者，因一科发达之程度而相对，因台湾的环境而相对。台湾大学的教授，假如采用讲座制度的意义（不必用形式），总要能相当地独立研究，就是说有作他的研究的基础，而且心中有题目，而且在进行中能步步检讨他的工作，这可谓独立的研究了。这个“独立”，就是说，不另有一位先生在面前随时帮忙。这话说来，仿佛是低调，但也并不很容易。我们有许多研究是很好的，恐怕也有些研究未必尽然。在这个岛上，切磋的人少了，若不与当代文献接触，没有通信讨论的人，一个人在家里或研究室里，虽然用功得很，闹个笑话，也未可知。譬如说，一个问题我们企在用心研究，研究的结果，这个问题在三十年前已有人解决了（这是假设的话）。这在外国也不是没有的事。所以台湾大学要想振作研究的风气，必须办到下列几件事：

一、当代的文献相当齐全。

二、讨论的环境相当良好。

三、有朋友通信。

这还是自身以外的。自身以内的是做研究工作者以前的训练，即是作为研究凭借的训练。

日本人在台湾大学留下一个研究的欲望，至于研究的凭借，是否充实，当然不一致，所以也只有分别办理。

以上所说是研究的人力。至于物力，我们学校之内或学校之外，有一种误会的传说，不可不辨。我们学校之内，常常有人以我们的设备好而自豪，外面人也说“台大设备好”。诚然，我们的设备以数量论不算少，但在使用上却有下列两大毛病：

一、最近的文献缺乏之至。

这是一个最大的困难，假如不能补上，旧的作用很少。旧的文献，诚然是很好，但必须有新的，才能显其用处。科学进步太快了，既然说研究，不要在人背后作，虽然不妨选其简单方便的去做。

二、仪器设备。

虽然有很多很精妙的仪器，但常常缺这个，短那个，或者生锈不适用。研究一个问题需要一套，若在这一套中缺少一段不能代替的，其他仪器尽管美妙，也失其用处。

要想补救以上两项事，用钱之数目字不必说出来，因为说出来除骇人之外，没有其他意义。办大学，作研究，本来是极费钱的事，我这一套话，并不是拿美国的标准做标准，那是我们担负不起的，当然有许多问题非用美国标准的设备不可，但是还有更多的问题不需要美国设备的标准也能做出。三十年来欧洲大陆科学之进步，就在挑选这种题目，这些题目常常也有很基础的，这话说来，有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说，设备越差，越需要天资高明的真才。

台北帝大在日本时代，学术的地位怎样呢？我想两件事可以说：（一）工作非常刻苦，这是日本人的一种天性，美国人工作也努力，但是又要舒服。日本人可以一面极不舒服，一面努力。（二）一般的水准比现在一般的水准平均说来高得多。至于台北帝大究竟在学术上有多少贡献，我不敢说。有原来的先生向我说，多半是第二流的学者才肯从日本内地到“台湾”来。又有人说，台北帝大专是一个政治的工具，目的在于开发台湾、南进拓殖，为学术而研究的空气并不好……这些，我因为没有经验，都不敢说。不过，我的确觉得有三项：

（一）开发的意义确实大，也确有贡献。

（二）纯学术的空气确实比较少，似乎日本人不敢或无力在“台湾”充分提倡纯学术，例如原子物理、数学、汉学、文史学等等，在日本本土的擅长处，不是台北帝大所能望。我心中理想的大学是柏林，所以跑到此地来，翻出旧来的刊物，常常感觉到不对路，不过这也是一个不情之比较罢了。

（三）他们确实留下了此古老的研究题目，例如研究罗定酸，以为肺结核病的研究工作。我们现在已把这个机构取消了。

在抗战之前，日本的科学进步，确在中国之上，尤其是应用科学。这由于日本国家安定，日本人努力，并不由于日本人比中国人更有特殊的天才。假如中国最近五十年来有日本那样安定，我相信我们的科学研究，会光辉灿烂的。台湾在日本时，尽管有一个好的大学，而台湾自身是殖民地，故此大学不能不有其殊殊景象。……我们这个大学对于将来关系实在太大了。日本人当时八个帝国大学似乎成一环，各自发达其所长，中国各地的大学本来也当如此的。学术之发达，须有自给自足性。因此，台湾大学各科目之发达，不能更以致用为第一义，而必须从学术的基本上着眼。因此，我们的任务更为艰难。

照现在困难环境说，实在很难容许我们有一个一步一步地计划，今年发展这一系，明年发展那一系；今年充实这一院，明年充实那一院。只好有机会便干，没有机会的时候，则除去基本的教课外，只好宁缺毋滥。这样子，也许在两年之后，渐渐地人才更集中，研究更多，讲座的形态或精神可以希望了。

何以说要两年之后呢？就是说，我们最乐观的看法，我们也需要两年才可以更多地集合人才，在未曾更多地集合人才之前，讲座制度或者是其他的制度，都谈不到。天下无论做那一样，都要人才充实。在行政的事项，一件事人才半充实，也许可以做到四分之三充实的成绩；在学术事业，则一分人才一分成绩，半分人才，半分成绩，毫不含糊。校长坏了，固然可以把学校弄得很糟；校长不坏，也没有法子把学校弄得格外的好。学校的好不好，糟不糟，只是一句话：人才集中不集中。

读者读到此地，或者觉得我这篇文太煞风景，向我说：你开头说要讨论讲座制度，现在说了许多别的话，而讲座制度似乎说到爪哇国去了，这真合于老子的说法：“损之又损，以至于无。”岂不太泄气？我说：我的意思并不如此。我对于讲座制度，心中实在憧憬着，只是我确切认定目前台湾大学做不到，必须先用两年的工夫，集中人才，再谈这个理想的教育制度。

我这个话并不是说台湾大学目前没有人才，台湾大学目前有的人才确实不少，但在我们想办一个理想的大学标准上，讨论一个理想的制度，还有若干部分隔着一个大阶段。至于问：你既然认为讲座制度或其精神，在现在无法实行，何不一语说破，而说这些变话呢？我说：现在说这些话，未必是变话，因为将来有一个远景，才可以有现在的做法，若放弃了这个将来的远景，可能在集中人才时只集中了些中学人才、专科学校人才。

问：将来有一个远景，才可以有现在的做法，请问是何做法？

答：这个远景就是学术空气极端浓厚的远景，然后此时集中人才，不以人之声望、功名为计较，而以人之学术造诣，尤其是他将来之造诣，为集中人才之标准。

有所谓“名教授”、“老教授”者，这应该分别说。“名”而有实，自然很好；如果“名”只是报纸上多见，各种职员录上多见，还是不名的好。“老”而造就出好些好学生，自然好，若果老字的解释只是教育部或教育厅的20年或25年之说法，或者3年一迁地方，则不老也好。我心中预备着集中的人才，在学问上已经有建树的，固然很要紧，而学问上已经有萌芽，前途大有希望的、年轻力壮，尤其要多多注意。我现在的想法是，国外的青年学人，此时老不肯回来，稍待一时期，他们肯回来的时候，尽量地拉，此一法也。学校的青年同事，特别是台湾籍的，有机会出去一趟，可因多所接触引起心中研究的问题，此二法也。一旦打回老家去，光复一群人来，此又一妙法也。我心中这样打算，所以才说最少两年。

等待人才更多集中了，自然因人成制。仔细的节目，现在不必预揣，但附带说下列几件事：

一、系的制度，在中国情形之下，不能废。

系的制度，本是一个教育的单位，也本是一个美国的制度，美国称作Department，我们叫做系，大体如此，也不尽然。像德国大学那样的讲座制度，是跟他的中学制度有联系的。中国的社会环境，不能有德国制的高中，即不能有德国大学那样的制度。要想多数的、大量的学生得到大学的利益，系还应该存在。

二、学分制度，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美国制度，在中国颇为“恰合国情”。

学分制度，本是一个极其低能的办法，而德国讲座制度则是高能办法，这个分别仿佛唐朝的取士制度，一科叫做“明经”，考试时以“七经墨义”为主，只是在那里考人默写，“高头讲章”，这是低能的，这是学分制度。一科叫做“进士”，考试时考人的诗文才气，这是高能的，这是讲座制度。结果，世上重“进士”而轻“明经”，然而“进士”中确很出了些佞幸小人，“明经”中亦不乏“经明行修”之士。世上的人既然高能者少低能者多，则高能的制度，益人者少，害人者多，在这个所谓“民主时代”，高能的办法，常常被人呼为“贵族的”，“不前进的”，所以我们与其怕“鸡犬同升”，毋宁戒惧着“画虎不成反类狗”。

在学分制度、系制度之上，未尝不可采用讲座之精神，例如现在几个美国的第一流大学。只要我们达到大学以学术为本位一个目的，制度之小节上要随国情、人情建立的。

我想有一个办法，虽然不全盘采取德国式的讲座制度，却能达到德国式的讲座制度的好处，这办法如下：

一、在教授之中，设置若干有科名的教授。

现在台湾大学的教授，聘书上都写“某学院某系教授”，并没有说某一科的教授。假如等到人才更集中之后，将若干有权威的教授，可以兼顾研究和教书的责任的，定名为某一科的教授，例如中国近代史教授、理论物理学教授等，这便无形之中在教授内分作两级了。当然，这个人选要很认真的。北京大学当年曾一度有“研究教授”之设，我看这个名词不好，因为专作研究不负教育责任的，实在不应叫做教授。这个办法如果认真办，事实上即等于讲座。假如尝试这个办法，必须在人才更集中之后。在实行时可能遭遇很大之困难，因为中国人的脾气，是“一字并肩王”的民主，就是梁山泊的好汉一齐坐交椅。椅与座在英文都是Chair，实在是一件东西，若果现在办这件事，徒增纠纷。

二、人才充实了，便去设研究所。

教育部对于大学研究所之设置，注重在研究生，就是美国的Graduate School，德国则无所谓研究生。我想只要我们学校的先生们，在某一科成了权威，便可设研究所，不必问研究生之有无。

以上都是在现行教育制度之轮廓下如何采用讲座制度之精神，此是后话，暂且不表。

最后说一件事，就是我们如何集中人才。这个责任在校长身上者少，在院长、系主任身上者多。《尚书·秦誓》上有一段话，我一生服膺，现在抄在下面：

昧昧我思之，如有一介臣，断断猗无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人之有技，若已有之；人之彦圣，其心好之，不啻如自其口出，是能容之。以保我子孙黎民，亦职有利哉！人之有技，冒疾以恶之；人之彦圣，而违之俾不达，是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孙黎民，亦曰殆哉！

把这段文章翻成现代的话是这样：

我心中刻苦地想：如果有一个人，断断然并没有别的技能，只是他的心境很平善，而且有客人之量，别人有的技能像他自己有的，别人有的辩才和聪明，他满心欢喜，跟从他自己的口里出来一样，很能包容他们。这样才能保我的子孙人民，是很有利的！别人有技能，忌妒得恨他，别人的辩才和聪明，堵着他，使他不能表出，并不能容他。这样子不能保我的子孙人民，那就危险了。

方才说了“高头讲章”，现在果然就写了一段“高头讲章”，训诂家一定要找几个错，我想大意是不错的。这话说来虽然“封建气味”太重，但道理还自真实。我们这一个缺乏人才的国家，假如破除一切个人的关系，求人的标准唯贤与能，还有办法。若果不然，那真没有办法了。

我相信我们在校负集中人才责任的诸位先生们，都是“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所以我对于我们学校的前途，大有希望。

等到人才集中，我们再去作法立制，也许到那时候教育部可以容许我们更多立制之自由了。

（作于1949年10月1日，随1949年10月24日《台湾大学校刊》第四十一期附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