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马克思主义政治道德思想

马克思主义政治道德思想是人类历史发展和哲学发展的必然产物。马克思主义认为，政治道德的发展有其历史的必然性。“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到人们的头脑中，到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到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不应当到有关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到有关时代的经济中去寻找。”马克思主义政治道德思想首先是适应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变革资本主义旧世界、解放全人类的革命斗争的需要而产生的，同时，它又是在批判地继承人类政治道德思想史上的一切优秀成果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是人类政治道德发展史上的伟大变革，具有伟大的划时代意义。马克思主义政治道德传播到中国后，经过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道德思想。马克思主义政治道德思想博大精深，并且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不断地指导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文明建设。

（一）马克思恩格斯政治道德思想

马克思恩格斯以前的政治道德思想，都没能够揭示出政治道德的本质。资产阶级思想家主要是从抽象的人性善恶的判断出发，推演出一套符合资产阶级根本利益的政治道德原则、规范和范畴。资产阶级思想家尽管力图用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去论证各种政治道德的命题和政治道德的原则、规范和范畴，最终还是不能把他们的政治道德理论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之上。马克思主义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作为理论基础和根本方法，真正理解人，理解人类政治道德的发展规律，从而使政治道德实现了科学性与革命性相统一、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真正转入了科学的轨道。

在政治道德主体上强调对无产阶级的道德关怀。马克思和恩格斯重点批判了资产阶级宣扬政治道德原则永恒的观点，强调政治道德观念的阶级性。“希腊人和罗马人的公平认为奴隶制度是公平的；1789年资产者的公平要求废除封建制度，因为据说它不公平。在普鲁士的容克看来，甚至可怜的专区法也是对永恒公平的破坏。所以，关于永恒公平的观念不仅因时因地而变，甚至也因人而异，这种东西正如米尔柏格说过的那样，‘一个人有一个人的理解’。”“我们拒绝想把任何道德教条当作永恒的、终极的、从此不变的伦理规律强加给我们的一切无理要求，这种要求的借口是，道德世界也有凌驾于历史和民族差别之上的不变的原则。相反，我们断定，一切以往的道德归根到底都是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平等作为人类社会道德价值的重要内容，恩格斯特别论述了平等观念的阶级性，指出“在希腊人和罗马人那里，人们的不平等的作用比任何平等要大得多。如果认为希腊人和野蛮人、自由民和奴隶、公民和被保护民、罗马的公民和罗马的臣民，都可以要求平等的政治地位，那么这在古代人看来必定是发了疯。在罗马帝国时期，所有这些区别，除自由民和奴隶的区别外，都逐渐消失了；这样，至少对自由民来说产生了私人的平等，在这种平等的基础上罗马法发展起来了，它是我们所知道的以私有制为基础的法的最完备形式。但是只要自由民和奴隶之间的对立还存在，就谈不上从一般人的平等得出的法的结论，这一点我们不久前在北美合众国各蓄奴州里还可以看得到”。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强调了现代社会的三个阶级即封建贵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都各有自己的特殊的道德，“人们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归根到底总是从他们阶级地位所依据的实际关系中——从他们进行生产和交换的经济关系中，获得自己的伦理观念”。人只能在自己所处的经济关系中吸取自己的道德观念，政治道德作为基于一定政治理想和维护一定政治秩序的需要而要求政治行为主体在政治领域从事政治活动时所应遵循的道义要求、伦理规范和行为准则，也只能是由人的社会物质生活关系所决定的。由于人们的社会关系是不断变化着，因此政治道德也随着发生改变，故资产阶级鼓吹的适用于一切时代、一切阶级的永恒不变的超阶级的政治道德根本不存在。

马克思恩格斯从人的本质出发，否认有超阶级、永恒的政治道德存在。很多思想家都讲自由，但大多是建立在抽象的人性论的基础上。马克思强调，“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立足点是“现实的人”，而非“抽象的人”。“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马克思明确指出，“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并没有消灭阶级对立。它只是用新的阶级、新的压迫条件、新的斗争形式代替了旧的”。“非统治阶级和正在进行统治的阶级之间的对立也发展得更尖锐和更深刻。”无产阶级作为资本主义社会被支配、被剥削、被统治的阶级，处在“社会的最下层”。马克思恩格斯对无产阶级给予了深切的道德同情和道德关怀。对于无产阶级的悲惨境况，马克思悲愤地写道：“他连他那些和大家一样的需要都不能满足；他每天必须像牛马一样工作十四个小时；竞争使他降为物品，降为买卖的对象。”

马克思主义政治道德的创立从根本上改变了以往政治道德的阶级内容和服务对象，一经产生就同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紧密结合在一起。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地指出：“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马克思对无产阶级的命运给予了终极关怀，其基本思想就是，无产阶级要改变自身的社会地位，必须依靠自身的力量，推翻私有制，消灭阶级。马克思在《国际工人协会共同章程》中指出：“工人阶级的解放斗争不是要争取阶级特权和垄断权，而是要争取平等的权利和义务，并消灭一切阶级统治。”只有消灭了一切阶级，消灭了一切阶级以及阶级差别赖以存在的条件，人类社会才能实现最终的社会理想。“随着阶级差别的消灭，一切由这些差别产生的社会的政治的不平等也自行消失。”“历史活动是群众的活动，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将逐步得到实现。马克思主义政治道德是无产阶级解放全人类的重要的、不可缺少的工具，马克思主义政治道德是完全服从于无产阶级斗争的历史使命，这就从根本上改变了以往政治道德主要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方向。

在政治道德价值上突出追求自由、平等和民主。人的解放和发展是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探索和在实践上为之奋斗终生的主题，也是他们对未来时代精神的高度概括，并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最高目标和终极价值。为了实现人的解放和发展，马克思恩格斯突出强调在政治道德价值上追求自由、平等和民主。资产阶级以自由、平等、民主为口号，反对封建特权和人身依附关系，同时也唤醒了无产阶级的权利自觉意识，开启了无产阶级追求自由、平等、民主的道路。马克思恩格斯首先批判了资本主义虚伪的自由、平等与民主，指出“在现今的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范围内，所谓自由就是自由贸易，自由买卖。”“平等的权利总还是被限制在一个资产阶级的框框里。”“极少数人享受民主，富人享受民主——这就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民主制度。”资本主义社会的自由、平等和民主，只是资本家的自由、平等和民主。“这个理性的王国不过是资产阶级的理想化的王国；永恒的正义在资产阶级的司法中得到实现；平等归结为法律面前的资产阶级的平等，被宣布为最主要的人权之一的是资产阶级的所有权；而理性的国家、卢梭的社会契约在实践中表现为而且也只能表现为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

马克思恩格斯强调，自由、平等和民主是全人类的重要价值追求。在《莱茵报》时期，马克思明确指出：“自由确实是人的本质。”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强调，“一个种的整体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恰恰就是人的类特性。”马克思把自由作为衡量国家制度善恶的标准，认为：“不是理性自由的实现的国家就是坏的国家。”恩格斯强调平等作为人类永恒的价值目标，不仅要追求形式的平等，更要追求结果的平等，“平等应当不仅是表面的，不仅在国家领域中实行，它还应当是实际的，还应当在社会的、经济的领域中实行。”“一切人，作为人来说，都有某些共同点，在这些共同点所及的范围内，他们是平等的，这样的观念自然是非常古老的。但是现代的平等要求与此完全不同的；这种平等要求更应当是从人的这种共同特性中，从人就他们是人而言的这种平等中引申出这样的要求：一切人，或至少是一个国家的一切公民，或一个社会的一切成员，都应当有平等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马克思把民主作为衡量国家形式真实性的标准，指出：“一切国家形式都以民主为自己的真实性，正因为这样，它们有几分不民主，就有几分不真实。”民主制就是人民当家做主，是人民的自我规定。

马克思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站在全人类的高度审视人的自由与解放：任何政治自由都是具体的、历史的，法律是对政治自由的确认，政治自由必须以平等为基础，政治自由是变革不自由社会的现实运动。无产阶级要解放，首先要争得民主。《共产党宣言》明确写道：“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马克思认为，要实现无产阶级的自由，需要扬弃资本主义政治自由的局限性，不能依靠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权与法律，而是要实现无产阶级对生产力总和的占有，建立无产阶级当家做主的国家。而要实现人的彻底自由，必须实现无政治的共产主义社会，建立“真正的共同体”。“在真正的共同体的条件下，各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己的自由。”恩格斯也指出，“真正的平等只有在共产主义制度下才可能实现。”只有共产主义社会，才能实现国家向社会的复归，人全面地占有自己的本质，并真正实现人类的自由、平等和民主。

在政治道德实现上提出建立共产主义政治制度。人的解放和发展是马克思全部思想的宗旨和思想发展的主线，政治道德的最终目的也是要实现人的解放和发展。人的解放总体来说就是基于人性的对各种束缚和压制的摆脱，包括自然的束缚和社会的压制。在资本主义社会，这种束缚和压制主要表现为对物的依赖关系下人的物役与异化、人格的分裂。在马克思看来，“人是最名副其实的政治动物，不仅是一种合群的动物，而且是只有在社会中才能独立的动物。”在政治社会中，社会关系主要表现为政治关系，政治关系又以政治制度的形式得以表现与规范。因此，人的解放与政治制度之间存在必然的联系。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政治制度是非正义的，就在于其极为严重的分配不公平，占有生产资料的资产阶级几乎占有全部社会财富，而广大无产阶级则一无所有，甚至连最起码的生存都不能保证。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本质是建立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基础上的异化劳动。为了实现人的解放，马克思认为必须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建立共产主义制度。

马克思在总结巴黎公社经验时指出，“这就是公社——社会解放的政治形式，把劳动从垄断着劳动者自己所创造的或是自然所赐予的劳动资料的那批人僭取的权力（奴役）下解放出来的政治形式。”有什么样的生产力，就会有什么样的生产关系、社会关系，也就相应地有什么样的政治关系和政治制度。虽然资本主义政治和法律上都明确规定了人人平等，每个人都享有自由、平等、人权等政治、法律权利，但由于无产阶级在经济上不存在享有这些权利的物质基础，这些权利也就成了资产阶级的特权。恩格斯指出，当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建立起来后，“新制度就表明，不论它较之旧制度如何合理，却决不是绝对合乎理性的。理性的国家完全破产了”。要克服不合理的社会关系对人自由全面发展的制约与束缚，就要消灭阶级、国家对个人自由的限制与约束。

在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批判的基础上，马克思设想了未来社会理想的政治制度，即共产主义政治制度。“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之上的，作为资本主义政治制度替代物的新型政治制度，被马克思称为‘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是第一次为了大多数人的政治制度，也是第一次提供了自由平等权利的物质前提的制度，当然具有根本优越于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正义性，是人类解放史上的飞跃。”共产主义制度是对私有制的积极扬弃，并克服了人的异化所导致的人性的片面化与畸形化，保障人的解放和发展。按照马克思的设想，在共产主义制度下，生产力极大提高，自然分工被消灭；阶级、国家不存在了，政治制度失去阶级压迫的政治性质而变成为真正道德的政治制度。马克思主义明确指出，无产阶级才是实现人的彻底解放，维护人的尊严、保障人的权利、实现人的价值的真正倡导者和捍卫者，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终解放自己。因此，无产阶级始终把实现人类的彻底解放，实现共产主义社会作为自己革命的起点和归宿。

（二）毛泽东政治道德思想

马克思主义政治道德理论传入中国以后，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形成了毛泽东政治道德思想。近代以来，中国封建道德逐渐解体，资本主义道德又无力解决中国深刻的道德危机，毛泽东同志在青年时代就致力于研究道德理论，在《伦理学原理批注》《讲堂录》等著述中提出了“道德哲学在开放之时代尤要”的看法，并阐述了“精神之个人主义”与“自我实现”等伦理思想。在领导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毛泽东始终注意把马克思主义政治道德原理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政治生活实际相结合，与中华民族优秀的政治道德文化传统相结合，集中全党的智慧，创立了毛泽东政治道德思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价值取向，是毛泽东政治道德思想的最鲜明特色，也是毛泽东政治道德思想的核心理念，毛泽东政治道德思想的所有内容都是围绕着这个理念展开的。

强调政治道德的阶级性。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出发，毛泽东认为政治道德是人类社会生活的产物，在阶级社会里，人们总是属于特定的阶级，各种政治道德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强调“不同阶级有不同的道德观。”毛泽东批判了资产阶级抽象的人性论，明确提出“只有具体的人性，没有抽象的人性。在阶级社会里就是只有带着阶级性的人性，而没有什么超阶级的人性。”毛泽东认为，对资产阶级的政治道德理论要加以批判地借鉴，同样对于封建主义的政治道德思想也要批判地吸收，既要做到洋为中用、古为今用，又不能崇洋媚外、厚古薄今。

在革命年代，毛泽东时刻从人民的利益出发，旗帜鲜明地表明了无产阶级政治道德的阶级倾向性，并时刻注意与反动阶级的政治道德相区分。“为群众服务，这就是处处要想到群众，为群众打算，把群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这是我们与国民党的根本区别，也是共产党员革命的出发点和归宿。”“关于孔子的道德论，应给以唯物论的观察，加以更多的批判，以便与国民党的道德观有原则的区别。”毛泽东还对超阶级的功利主义做出了深刻批判，并阐述了无产阶级的功利观，强调“世界上没有什么超功利主义，在阶级社会里，不是这一阶级的功利主义，就是那一阶级的功利主义。”

创造性地提出了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毛泽东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中，从革命的性质和目的出发，创造性地提出了“为人民服务”的命题和思想，并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成为共产党人的宗旨和共产主义道德的核心。

在青年时代，毛泽东就立下了为人民服务的崇高志向。1939年2月毛泽东在《关于〈孔子的哲学思想〉一文给张闻天的信》中最早提出“为人民服务”的概念。他说：“孔子的知（理论）既是不根于客观事实的，是独断的，观念论的，则其见之仁勇（实践），也必是仁于统治者一阶级而不仁于大众的；勇于压迫人民，勇于守卫封建制度，而不勇于为人民服务的。”1944年9月，在追悼张思德烈士所做的讲话中，毛泽东把“为人民服务”明确为对我党、我军和一切革命同志的普遍要求，指出：“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利益工作的。”1945年在党的七大上，毛泽东又进一步地论述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号召全党“应该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党的七大正式把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具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写入了党章。

毛泽东强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必须尊重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地位，一切依靠群众。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决定力量。在《论联合政府》中，毛泽东更是旗帜鲜明地提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信任群众，紧紧地和群众一道，并领导他们前进，我们是完全能够超越任何障碍和战胜任何困难的，我们的力量是无敌的”。毛泽东强调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国家的命运要掌握在人民手中，并相信人民群众的伟大创造力。“中国的命运一经操在人民自己的手里，中国就将如太阳升起在东方那样，以自己的辉煌的光焰普照大地。”

毛泽东强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必须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毛泽东要求党员和干部一切言论和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我们的责任，是向人民负责。每句话，每个行动，每项政策，都要适合人民的利益，如果有了错误，定要改正，这就叫向人民负责。”“我们一切工作干部，不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人民服务，我们有些什么不好的东西舍不得丢掉呢？如果我们改正了这个缺点，那我们就能团结更广大的人民，我们的事业就能获得更大的与更快的发展。”“一切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都是我们应当注意的问题”，都应当提到各级政府的议事日程上来，“应该讨论，应该决定，应该实行，应该检查”。毛泽东指出：“要使广大群众认识我们是代表他们的利益的，是和他们呼吸相通的。要使他们从这些事情出发，了解我们提出来的更高的任务，革命战争的任务，拥护革命，把革命推到全国去，接受我们的政治号召，为革命的胜利斗争到底”。

毛泽东强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必须坚持群众路线。毛泽东对民众怀有深厚的情感，充分地相信群众、了解群众，最深切地感受到群众的力量和智慧，形成了一个独特的、丰富的、完整的群众路线体系，即“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为实现人民主体思想找到了科学的，可行的途径，充分调动了人民群众的自主性、自觉性和创造性。1943年6月，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提出党的基本领导方法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标志着毛泽东的群众路线具备了成熟的理论形态。1945年，毛泽东在党的七大所做的政治报告中，对群众思想路线做了进一步阐述，他指出：“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做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

为了解决中国古代社会历史循环的周期率问题，真正实现为人民服务，毛泽东在制度建设进行了探索。毛泽东一生都在追问如何使中国人民拥有最大的民主权利。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在政治制度设计上，确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一系列具体政治制度，来保障人民当家做主的权利。

推崇共产党人的优秀品质和高尚人格。道德人格是道德品质的集中体现。毛泽东对共产党人的人格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共产党人的道德人格集“高尚的人”“纯粹的人”“有道德的人”“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和“有益于人民的人”于一体，其具体内容表现在“毫无自私自利之心”以及“对工作的极端的负责任，对同志对人民的极端的热忱”，“对技术精益求精”等方面，张思德、白求恩、刘胡兰等是体现共产主义道德人格的典范。

共产党人的伟大人格在个人利益与人民利益冲突时体现得最为突出。毛泽东说应“以革命利益为第一生命，以个人利益服从革命利益”。“无论何时何地都不应以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而应以个人利益服从于民族的和人民群众的利益。因此，自私自利，消极怠工，贪污腐化，风头主义等等，是最可鄙的；而大公无私，积极努力，克己奉公，埋头苦干的精神，才是可尊敬的。”共产党人的伟大人格还表现在能够处理好与人民群众的关系上，毛泽东同志说：“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人民好比土地。我们到了一个好地方，就要同那里的人民结合起来，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毛泽东强调“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又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

毛泽东推崇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道德理想，认为实现这种道德理想的人生是最有价值的，他说：“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毛泽东号召大家学习白求恩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他认为，“从这点出发，就可以变为大有利于人民的人。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道德思想

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道德思想。一方面，中国特色政治道德思想坚持了马克思恩格斯政治道德思想的基本原则和立场，特别是继承和弘扬了毛泽东政治道德思想，强调政治道德建设的人民性，一切从人民利益出发。另一方面，在改革开放的崭新实践中，又赋予了中国特色政治道德思想新的内涵，体现了鲜明的时代性。随着全面深化改革的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道德思想也将不断深化和发展。

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维护人民群众利益。“立党为公、执政为民”集中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道德的核心——为人民服务的价值要求。“它将为人民服务的道德践履和人民伦理的价值取向有机地整合起来，要求共产党人既要把自己归属于人民，永远不忘自己来自人民的本色，又要始终不渝地为人民的利益而奋斗，以人民的利益为自己最大的利益。”加强党的执政伦理建设，始终做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始终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事关党的生死存亡，事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兴衰成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四个全面”理论都把人民放在了首要的位置，把维护好人民群众的利益作为根本任务，深刻地揭示了社会主义政治道德价值观的基本内涵，为我国政治道德建设提供了价值目标，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执政为民的政治价值理念。江泽民为此强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是我们同一切剥削阶级政党的根本区别。”

尊重人民群众的创造性、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满足人民群众的实际需要，是改革开放后政治发展的突出导向。邓小平认为：“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邓小平强调：“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不同的特点就是共同富裕，不搞两极分化。”在市场经济体制建立过程中，江泽民同志指出：“我们党是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所以全党同志的一切工作都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都是为了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人民的利益，任何脱离群众、任何违反群众意愿和危害群众利益的行为都是不允许的。”在处理利益冲突时，江泽民强调，要“把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正确地统一和结合起来”，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背景下，习近平同志强调，“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人民群众是我们力量的源泉。”

建设民主法治，强化政治制度道德建设。通过反思和总结“文化大革命”的教训，邓小平发展了毛泽东民主政治的思想，指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邓小平在坚持和完善党和国家根本制度的基础上，确立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法制，而且“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江泽民发展了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思想，鲜明地提出加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目标，提出“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方略，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加强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在制度和程序上确保执政为民。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积极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努力破除一切妨碍科学发展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积极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从各层次各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实现国家各项工作法治化。

在深化改革的新形势下，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积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全面实行依法治国，重视通过制度建设规范和约束政治权力。习近平强调要“确保国家机关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权力。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建设法治中国是实现中国梦的内在要求，习近平同志高度重视宪法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强调“全面贯彻实施宪法，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首要任务和基础性工作”。依法治国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重要保障，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事关我们党执政兴国，事关人民幸福安康，事关党和国家长治久安。十八届四中全会做出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大决定，确立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总目标。

从严治党，加强作风建设，惩治贪污腐化。从严治党是中国共产党治党的重要原则，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条件下加强党的建设的基本方针和要求。“从严治党”是中国共产党适应执政、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情况新问题而提出的加强党的建设的基本方针和根本要求。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我国实行改革开放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一些党员和领导干部经不起考验，以权谋私，损害国家和人民群众的利益，破坏党群关系，败坏党的声誉，堕落成为腐败分子。为此，党的十三大、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报告中都强调了加强党的建设必须坚持从严治党的要求。党的十五大提出了从严治党五个方面的要求，要严格按党章办事，按党的制度和规定办事；要对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严格要求，严格管理，严格监督；要在党内生活中讲党性，讲原则，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弘扬正气，反对歪风；要严格按照党章规定的标准发展党员，严肃处理不合格党员；要严格执行党的纪律，坚持在纪律面前人人平等。十八大报告再次强调，新形势下，党所处历史方位和执政条件、党员队伍结构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尽管党员干部队伍的主流始终是好的，但消极腐败现象、违纪违法案件依然时有发生，考验和危险尖锐地摆在面前。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是党巩固执政地位、实现执政使命必须解决好的重大课题。

根据新形势下党的建设面临的“四大考验”“四种危险”，习近平强调务必落实党要管党、从严治党，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发挥劳模精神，出实策、鼓实劲、办实事，不图虚名，不管虚功，坚持反对干部群众反映强烈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以身作则带领群众把各项工作落到实处。“打铁还需自身硬。我们的责任，就是同全党同志一道，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切实解决自身存在的突出问题，切实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使我们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党要管党关系到党执政的合法性，“密切党群、干群关系，保持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始终是我们党立于不败之地的根基。一个政党，一个政权，其前途和命运最终取决于人心向背。”“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人民拥护和支持是党执政的最牢靠根基。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党要管党，也是人民的期待。“党坚强有力，党同人民群众保持血肉联系，国家就繁荣稳定，人民就幸福安康。”

从严治党，必须惩治贪污腐化，建设廉洁政治。如何对待腐败，关系到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要廉政就必须反腐，反腐才能廉政，这在古今中西概莫能外。从严治党要求将反腐倡廉作为从严治党的重要举措，强调有腐必反、有贪必肃，要求狠抓不放、常抓不懈。中国共产党历来坚持“反腐倡廉”，尤其在经济体制转换的改革开放时期，更是把“反腐倡廉”作为党风廉政建设的行动纲领。邓小平强调，“不惩治腐败，特别是党内高层的腐败现象，确实有挫败的危险”，并要求“我们反对腐败，搞廉洁政治。不是搞一天两天、一月两月，整个改革开放过程都要反对腐败”。江泽民同志1993年在中纪委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不能否定党的主流是好的，也不能低估腐败现象的严重性和危害性。腐败现象是侵入党和国家机关健康肌体的病毒。如果我们掉以轻心，任其泛滥，就会葬送我们的党，葬送我们的人民政权，葬送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大业。”执政基础最容易因腐败而削弱，执政能力最容易因腐败而降低，执政地位最容易因腐败而动摇。胡锦涛同志告诫，“全党同志一定要充分认识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把反腐倡廉建设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旗帜鲜明地反对腐败。”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以不同方式，多次表达了坚定不移惩治腐败的坚强决心，提出依纪依法严惩腐败，做到有腐必反、有贪必肃，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坚持以零容忍态度惩治腐败，以猛药去疴、重典治乱的决心，以刮骨疗毒、壮士断腕的勇气，坚决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

加强作风建设，是从严治党的基本要求。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一直重视以党风建设提高整体政治道德水平。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都高度重视作风建设，先后开展了整党、“三讲”教育、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等活动。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大力开展了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形成了“八项规定”，反对“四风”，积极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党的群众路线，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是作风建设的根本要求。

重视领导干部政治道德建设。一直以来，党对领导干部最基本的政治道德要求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毛泽东提出德才兼备、又“红”又“专”的干部选拔标准。邓小平进一步提出了选拔领导干部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四化方针。江泽民提出了建设“高素质”干部队伍的新概念。胡锦涛多次强调，领导干部要坚持正确的权力观，要抵御各种腐朽思想的侵袭和各种物欲的诱惑，就需要加强自身党性修养，不断提高精神境界。习近平高度重视干部政治道德建设，将德才兼备作为好干部的根本标准，强调好干部要做到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习近平同时强调，领导干部要有坚定的信仰，“坚定理想信念，坚守共产党人的精神追求，始终是共产党人安身立命的根本。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共产党人经受住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习近平看重实干的政治道德，提出实干兴邦，空谈误国。“革命理想高于天。没有远大理想，不是合格的共产党员；离开现实工作而空谈远大理想，也不是合格的共产党员。衡量一名共产党员、一名领导干部是否具有共产主义远大理想，是有客观标准的，那就要看他能否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能否吃苦在前、享受在后，能否勤奋工作、廉洁奉公，能否为理想而奋不顾身去拼搏、去奋斗、去献出自己的全部精力乃至生命。”

坚持领导干部政治道德养成的自律性和他律性的统一，好的干部不会自然而然产生，成长为一个好干部，一靠自身努力，二靠组织培养。成为好干部，一方面要不断改造主观世界，加强党性修养，加强品格陶冶；另一方面要加强对干部的管理监督，形成对干部的严格约束。在长期的实践中，中国共产党认识到领导干部道德的培养与塑造要积极通过政治道德教育和政治道德修养两个途径来实现。不但重视通过精神手段提升政治道德水平，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也重视通过物质利益的手段加强政治道德建设。邓小平走出了毛泽东片面夸大精神力量作用的误区，恰当地引入了利益驱动机制。他强调：“一定要关心群众生活。这个问题不是一句话就可以解决的，要做许多踏踏实实的工作。”要求党员干部“把自己关心自己的这个积极性转移到关心群众生活方面来”。邓小平指出：“总之，一定要使人民得到实惠，得到看得见的物质利益，从切身经验中感到社会主义制度的确值得爱。”邓小平强调，“不讲多劳多得，不重视物质利益，对少数先进分子可以，对广大群众不行，一段时间可以，长期不行。”十八大以后，党高度重视通过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高领导干部政治道德水平。“培育和弘扬核心价值观，有效整合社会意识，是社会系统得以正常运转、社会秩序得以有效维护的重要途径，也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