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伯崑序
此种易道观,始于孔子读《易》。孔子说:“假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论语·述而》)他认为学《易》可以使人少犯错误。《论语》记载了孔子当年学《易》的事例。《周易》恒卦九三爻辞说:“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孔子领会说:“南人有言曰:人而无恒,不可以为巫医。善夫!”又说:“不占而已矣。”(《论语·子路》)意谓懂得恒卦爻辞所揭示的义理,即人无恒心,一事无成,无须再占卦了。孔子这种读《易》的学风,开创了儒家解《易》的人文主义传统,影响深远。
荀子将此种易道观概括为“善为易者不为占”(《荀子·大略》)。《礼记》论易教说:“洁净精微而不贼。”(《经解》)谓《周易》教人心地纯洁,思维精密,做事不违正道。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要》提出以德为占,所谓“求其德义耳”,作为孔子教导弟子观象玩辞的原则。以后的儒家大师皆以孔子读《易》为榜样,学习和研究《周易》卦爻象和卦爻辞。宋儒程颐解释“以言者尚其辞”说:“谓于言求理者,则存意于辞也。”(《易说·系辞》)即以探求卦爻解释之义理为任务,以提高人的精神境界为目的。宋儒张载提出:“易为君子谋,不为小人谋。”(《易说·系辞下》)认为《周易》是为君子修身明德立教,不为小人谋取名利解惑。清儒王夫之提出“占学一理”,以学释占,以善为吉,以恶为凶。他说:“君子自修之实功,具于彖爻着之。”(《周易内传·系辞上》)又视《周易》为“修己治人之龟鉴”(《周易内传·系辞下》),同后世“技术占卜之书”有天壤之别。孔子所创立并为历代儒学大师所阐发的解《易》学风,为弘扬中华文化优秀传统树立了典范。
《周易》六十四卦卦爻辞,文字古奥,难于领悟。如何理解其义理以及同卦爻象的关系,是历代易学家苦心探讨的重大课题。就理解象辞相应之理说,《易传》提出三种体例,即取象、取义和爻位三说。此三条体例,相互补充,为后人观象玩辞、观变玩占提供了方便之门。
《周易》六十四卦,每卦六爻,各有其所指,所系之辞并不相同。如何理解一卦之卦象卦辞同其爻象爻辞之关系,也是《周易》研究中的一大课题。魏晋王弼提出“一爻为主”说,以其中一爻之义理为主导,理解全卦之卦义。清王夫之提出“彖爻一致”说,他说:“非爻无卦,于卦得爻。性情有总别无非殊,功效以相因而互见。”(《周易外传·剥》)认为卦象卦辞与爻象爻辞乃统一之整体,一卦之性情通过各爻之功效表现出来,主张以“会通”的办法,研究各卦的义理。至清焦循治《易》,又提出了“求通”说。他说:“夫学《易》者亦求通其辞而已矣。横求之而通,纵求之而通,参伍错综之而通。”(《易图略·原辞》)“横求之”,谓将一卦或一爻的文句串通;“纵求之”,谓一卦之卦辞同其爻辞串通;“参伍错综之”,谓将一卦或一爻之辞句同全经中有关辞句串通,他称此为“一气贯注”。因为其治《易》以求通为原则,故称其解《易》着作为《易通释》。
求通是历代易学家解《易》的共同愿望。历代学人为此呕心沥血,殚精竭虑,以至于皓首穷经而不惜。这种孜孜不倦的求真精神,锻炼了中华学人的逻辑思维能力,同样为弘扬中华文化作出了贡献。
朱高正博士既通晓西方哲理,又酷爱中华文化,潜心研习《周易》多年。为弘扬易道,查阅古今《周易》注解,取其实而弃其华,着《易经白话例解》,作为《周易》爱好者观象玩辞之启蒙教材。此书有两大特点:一是发扬儒家解《易》的人文主义传统,以《周易》为修己治人、增长生活智慧和提高修养境界的指南,本此宗旨,注解六十四卦经文。二是依“彖爻一致”和“求通”的原则,将卦爻和卦爻辞视为一整体,每卦体现一中心观念,并贯通于各爻之中,以此阐明六十四卦所蕴涵的人生哲理。这种解《易》学风正是发扬前贤的优良传统,实属难能可贵。
此书对经文的解释,严格遵循《易传》的体例,不依傍后来易学家提出的种种条例,勇于求新,又不违古训。行文力求朴实、清晰、简练而明快,直伸义理,无旁征博引、令人生畏之感,而且结合历史和现实问题阐发经义,适合当代学人阅读,便于从中汲取智慧。此书为传播易道提供了新途径。
易道博大精深,乃我中华文化宝库之一。高正先生于政务之馀,不忘弘扬中华文化之大任,志在开物成务,以前民用,实为学林之幸事。其以书稿示余,读后倍感鼓舞。适逢此书问梓,乐为之序。
朱伯崑于北京大学
一九九五年五月十日